【大纪元2021年10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梁耀加拿大渥太华报导）10月6日，来自加、日、澳、欧专家举办论坛，讨论如何面对中共的人质外交、经济胁迫和公开威胁。专家都认为应该加强实力和合作，推出清晰、连贯的战略共同抗共。
论坛由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尔研究所（MLI）举办，由MLI印太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JIIA）高级研究员乔纳森‧伯克希尔‧米勒（Jonathan Berkshire Miller）主持。
参与研讨的包括：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对中国全球野心的阻碍》作者卢克‧派提（Luke Patey），悉尼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JIIA）高级研究员汤玛斯‧威金斯（Thomas Wilkins），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CU）高级副教授斯蒂文‧纳吉（Stephen Nagy）。
澳大利亚用“扩音器式”政策对抗中共
约两周前，与孟晚舟的延期起诉协议和回国同时发生的是加拿大的两个迈克尔立即被释放回加拿大。主持人米勒表示，从本质上讲，这两个事件是相互关联的。这一事实显示了中共非常黑暗的（人质外交）做法。不只是加拿大，人质外交也是许多其它国家一直面临的问题。
悉尼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威金斯说，“实际上有两名澳大利亚公民也在中国被拘留。”
他接着谈到中共的经济胁迫。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较高，“因此，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北京的经济治国方略的影响”。
威金斯解释说，北京不喜欢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和其盟国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需要在支持安全盟友（如日本、美国）和中国贸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最近几年，澳大利亚越来越触怒中共。
他解释了澳大利亚是如何使用“扩音器外交”，成为抵御中国经济胁迫的韧性和抵抗力的典范。因为澳大利亚发出的公开呼吁，要求对COVID-19进行调查，中共于是列出14项申诉，要澳大利亚纠正这一说法。但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做出了非常有力的回应，并说“我们不可能同意，因为这会损害我们的主权。”
“因此，现在澳大利亚没有来自更同情中国（中共）的游说团体的争议，在政府目前采取的话语和行动中安全鹰派占了上风。所以这就是澳大利亚对这种胁迫的回应。”
靠实力和联盟 日本抵抗中共胁迫
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CU）高级副教授斯蒂文‧纳吉表示，日本在2010年也遭遇挑战，在冲绳当局逮捕中国渔民后，中共对日本进行稀土禁运；日本在2012年以后的钓鱼岛国有化方面遇到了重大麻烦，越来越多日本学者在中国被捕入狱，现阶段被监禁的日本学者和商界人士已经达到11名。
他说，从实力的角度，日本已经能够驾驭这种关系和盟友的凝聚力。这种实力地位是指日本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这使其在棘手问题上具有反击中国（中共）的影响力。日本不仅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也在加强与其它战略伙伴的关系。
去年11月澳洲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对东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承诺签署一项防务条约。纳吉认为，这很好地说明了日本在该地区多元化的战略伙伴关系。
“通过参与QUAD（四方联盟）进一步多元化其实力地位，同时也投资于‘多边协议’，无论是 TPP、美国环保署（EPA）、还是欧盟基础设施连接协议（EU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greement），日本正全面与北京谈判。其实力地位使其能够吸引和锚定该地区的其他行动者，以支持日本的利益。”
他认为日本可以教给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是，“需要扩大合作伙伴关系。”
“需要在我们的国际交往中更加多边，这样当经济胁迫或其它形式的胁迫确实发生时，我们可以依靠这些合作伙伴以及经济网络和战略伙伴关系，向北京施加集体压力，以推动对抗我们正经历的（中共）各种变态行径。”
中共的贸易武器被夸大
《中国如何失败：对中国全球野心的阻碍》作者卢克‧派提认为，中共使用其贸易武器的方式经常被夸大，最初是被中共和西方媒体夸大。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派提说，中共没有真正对目标国家的经济做出深刻的影响，影响只是针对首当其冲的特定公司和行业。
例如，他说，尽管两国关系不顺，但近年来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一直在增长。2018年到2019年之间确实下降了，也只下降了几十亿美元。但是加拿大每年的交易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这一份额只是加拿大贸易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油菜籽和其它农产品。当中共使用经济胁迫时，经常努力采取不伤害自己的方法。
“中国现在甚至从澳大利亚购买一些煤炭，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电力短缺问题，而澳大利亚成为（中共的贸易）目标。所以中国应用经济胁迫也是有局限性的。”
派提认为，这并不意味国家之间不采取集体反应。例如，当一个成员国成为目标时，整个欧盟机构将立即做出回应，有望阻止中共未来使用经济胁迫。因此，欧盟采取了渐进的步骤来寻找解决方案，以确保中国（中共）和其它大国在未来不会使用这些类型的胁迫。
他表示，各国商会确实在推动中国与每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必须能够说服我们的商业团体，（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投资是不值得的”。
中共强制外交导致其声誉危机
悉尼大学国际安全高级讲师、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JIIA）高级研究员汤玛斯‧威金斯表示，澳大利亚对中共强制政策的反应非常强烈。大约90%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中共）的看法负面。每个人都在关注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而且采取果断的行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四边战略（QUAD）的复兴，如澳、印、日和美的对话。当然，还有最近发布的核潜艇协议，即澳英美协议（AUKUS）。
威金斯说：“（中共的）这些行动被证明是非常适得其反的。”
威金斯认为，中共实施一系列胁迫政策后，人们在访问中国之前会三思而后行，商业学术交流，甚至旅游都会下降。因为人们都会确定访问中国存在严重风险，可能会卷入这些外交类“人质游戏”。“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忘记这一点。”
派提也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中共）的声誉跌到了历史最低点。
纳吉认为，加拿大的案例表明中共的人质外交正在削弱其利益，损害其声誉。这使中国（中共）越来越难以在贸易、气候变化、安全问题和其它问题上寻找到合作伙伴。
打破贸易安全壁垒 加强志同道合国家间的合作
威金斯认为，“中国（中共）已经改变了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格局，通过非常明确的经济胁迫手段来推进其政治和安全目标，或就此发出信号。”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壁垒正在瓦解。中共病毒（COVID-19）大流行和供应链中断，以及中共故意使用经济胁迫，两者驱动各国供应链多样化，在国内建设或制造等方面具更强的弹性。
他认为，多元化战略、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帮助保障经济安全；加强不同的合作伙伴的多元化，比如印度和越南，也可成为潜在的新经济合作伙伴。五眼联盟国家可以合作，并分享关于胁迫问题和中国（中共）使用经济治国方法的信息和情报。
纳吉也表示，更重要的是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AUKUS联盟）将在情报共享方面、学术交流方面、创造新产业方面，无论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还有半导体，都将帮助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有选择地多元化，重新调整他们与中国有关的经济组合。
他说，加拿大和日本在人工智能开发、量子计算方面也可与AUKUS合作。因为这些国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了值得信赖、进而发展成经济体的合作伙伴。
派提表示，日本、韩国和欧盟都在推动技术、未来技术，因此可以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在5G电信技术上，在芬兰和瑞典有领先的电信公司，例如爱立信和诺基亚，还有韩国有三星，这些领域都需要更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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