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8月2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ark Bauerlein 撰文／原泉编译）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Civil Rights ），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利法》（ Voting Rights Acts）。随着民权运动的结束，1966年，自由主义似乎达到巅峰。诸如“向贫困宣战”（ War on Poverty ）这样的“大社会”计划，承诺遏制其它形式的不平等，社会公仆们在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展示了国家的智慧。
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女性纷纷涌入大学，以护士和教师以外的工作为目标。同时，性革命（据说）为人类的成就感开辟了全新的途径。
来势凶猛，要加入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精英阶层，而不成为自由主义者，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或者好斗性，这是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学者、记者、艺术家和艺人、任何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无休止地攻击，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确信历史在推动他们前进，迟早会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时脑筋开窍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似乎终于要改变了。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自由派思想、情感和实践，在一个和平、繁荣和公平的良性社会中圆满实现。由于对男人和女人、上帝和国家、家庭和传统观念的落后看法所造成的社会紧张，会随着自由主义观念的横扫而消散。自由主义者确信，这需要时间，但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以成吉思汗骑兵的速度席卷各个机构。
自由主义者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现实，事情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就将发展成什么样。自由主义所定义的公正和正确，确实就会展现出来，尽管保守派可能会咆哮、抨击和嘲笑，但他们无法阻止。
这种对进步的热切期望是当年革命带来的诸多好处之一。如果你看到自己的观点主宰了好莱坞、教育、新闻、艺术界、博物馆和图书馆、学术协会以及所有时髦的社交界，你也会充满信心。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获胜的一方真是太好了。这影响了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每次都能毫无例外地获胜，这种信念为胜利的喜悦增添了正义感。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每天都遇到这种心态。很长一段时间，连我自己都分享它。这是一种安慰；直接解决了许多智力问题；你知道你总是对的。学术界把批判性思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批判性思维会让你疲惫不堪。
拥有一个安全区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在那里，头脑可以放松，批判性思维不必发生，因为在这个地方，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现实相吻合，人感到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
这是任何凡人都不愿放弃的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反的情况发生了。这种感觉变得冰冷坚硬。这是无法避免的，在感觉很好的时候和有如此多的情况强化这种感觉的时候，比如你的同事们众口一词，这不会发生。
然而，当自由主义者在21世纪面临日益增多的矛盾迹象时，这种根深蒂固、备受珍视、酝酿了五十多年的世界观，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吸收了自由进步的神话。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为此热烈地祝贺自己。但是，当他们看到新闻报导，最近的考试成绩显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还在持续时，会怎么样呢?
这一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缩小了，但在最近几十年里，尽管有平权运动、多元文化课程、“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共同核心”、雇用更多黑人教师和行政人员，以及将成绩不佳的非裔美国人置于关注中心的举措，这一差距仍然保持不变。
“种族提升”，正如它曾经被称为的那样，在自由主义者的人格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民权运动是它的最高诉求，而教育是可选的通往成功的自由主义途径。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者还控制着城市和公立学校，那些孩子大部分都在那里。这个问题不能归咎于保守派。
当他们看到边境失控时，会怎么想？自由派不喜欢严密的边境监控，他们厌恶川普（特朗普）的边境墙。这些限制带有太多的沙文主义色彩，他们将其归咎于越南的溃败。好的自由主义者是世界主义者，是全球公民，而边界让他们觉得落后和排外。
但目前的过境人数之多让他们感到紧张。他们对自己一直以为自由主义会产生的稳定性感到疑惑。他们赞同人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的自由，但流动性必须有更好的秩序。
但是，如果向他们要解决办法，他们不会给出一个实际的答案，比如“雇用更多的边境人员”。相反，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善意的自由主义动机：“好吧，我们不能让人死掉。”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回答，这是一种认知困难的迹象。
还有自我表现的东西，60年代自由主义的“尽情发泄”（let it all hang out）精神，我们被告知这将把人们从20世纪50年代墨守成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取消对自我表达的限制，将其视为艺术自由；自由派心理学家断言，更多的自我表达将产生更健康、更少压抑的民众，即使这种表达本身是反常的；自由派法官认为旧法规违宪。
但当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在2021年监视公共场所、来自汽车的电波和音乐、推特上的评论时，他们没有发现更高的智慧和更美好的东西，来挑战观念和激发艺术创造。没有，他们看到的是一连串规模空前的粗俗、愚蠢、亵渎和极度怪异的事物。大街上最常见的形容词之一就是F字（脏话），表明很多人想不出另一个词来。一切都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明目张胆和咄咄逼人，而不再那么有深度、聪明和睿智。我们的自由派不愿承认这点。
不应该如此，放松对行为准则的控制，本应提高而不是降低公众的品位。粗鄙和粗鲁的举止只会成倍增加。当他们听到15岁的女孩在公交车上像水手一样说脏话时，他们会重新思考吗？他们能接受《变装皇后故事时间》节目吗？这是他们不会追溯其自由主义根源的结果。
美国有危机，在自由主义者的头脑中，我们也有这场危机。对他们来说，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历史朝着一个平稳而单一的方向流动。旧式的家庭模式不可能是最好的；或者，当粗俗在公共场所被禁止时，它会产生更有创意的自我表达形式；又或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高等学历并从事专业工作，对女性幸福的衡量标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事实上，情况就是如此）。证据就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却不能接受。如果只要承认自由主义的一个失败，就会失去他们信仰中一个令人放心的部分。整个世界可能都会坍塌。
几十年来，他们享有一种罕见的地位，一种视自己为未来的信念，一种每个人都应该也将渴望的前景。他们从不认为这是暂时的，而当保守派偶尔出现意外，比如唐纳德‧川普 (Donald Trump) 当选，他们将其解读为一个反常现象，历史长河中很快就会消失的一片涟漪。
然而，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挫折越来越多，难以避免，失望来得太快。自由主义正在瓦解，不起作用了。保守主义者（至少是民粹主义者）现在看起来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者更灵活、更善于观察、更以现实为基础，尽管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有这些优点。
如果你觉得（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知名的美国电影演员和制片人）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们有点怪诞，不只是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出错，而是仿佛从一个陌生的地方说话，那是因为他们可能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游荡在一个他们不再确定属于他们的地方。
保守派可能会为看到自由派被现实打脸而感到高兴，但他们应该警惕。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的玩具被拿走，他更有可能向一个方便的目标发起攻击，而不是收敛他的自负，改过自新。
原文：The Liberal in Crisi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他的作品曾在《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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