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1月24日讯】这个冬天，疫情席卷了小半个中国，西安尤其严重，封城及其带来的次生问题，一度让时钟拨回武汉时期，而“西安孕妇流产”和“老人心绞痛被拒诊”的被曝光，更是使一刀切的清零政策成了众矢之的。
殊不知在现实中，许多西安市民都与这两起事件的主人公有着类似的经历——曲折就诊路，电话打不通、小区出不去、医院不接收，也有病人在疫情中和这个世界告别。
微信自媒体“八点健闻”采访了当地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的家属，她在最初也是最混乱的三天里，打了近1000个电话，平均拨200-300个才能接通一次，只为了帮确诊癌症晚期四年的母亲，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一张病床。
以下是她的故事：
不治了，在家里走也挺好
一切都是突然的。
2021年12月27日晚，电视直播新闻发布会，因为有1个确诊病例，他们小区被列为管控区。
管控区意味着什么？
原本第二天，他们就要去住院。结果医院临时告诉她，收到了疫情防控文件，管控区的病人，医院不能收。
不收，他们去哪？医生也不知道，文件上只写着管控区的病人不能收，但是没有写这些病人该怎么办?
自从妈妈2017年4月确诊肺癌晚期以来，他们有近2年时间都在这家医院看病，所有的病历都在医院系统里，医生也对妈妈的情况知根知底，床位也留好了。
他们开始两头联系。社区登记了情况往上报，晚上她就接到了街道办的电话，同意开具证明让他们走，但前提是找到医院接收。
她家所在的新城区和医院所在的高新区，属于两个不同的管辖区，每个区的防控政策都不一样，医院要求高新区防疫办同意，高新区防疫办要求新城区公对公发函对接，新城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谁都没碰见过这个情况。
打了一圈电话，全都是让她等。
肿瘤患者讲究治疗的延续性，到后来她已经不讲究这些，只求有医院能接收就行。
后来新城区联系上了西安交大一附院，对方同意接收，但前提是挂上号。
她打开手机，搜遍西安市的三甲医院，没有一个放号，医院开诊了，但是肿瘤科没有号。自疫情发酵以来，很多医院的住院部早就关了，不敢再收新病人。
从社区送到医院，必须得由救护车来实行封闭管控，她又开始联系120。
“这几天，我就僵持在不同的电话里，防疫办电话能打通，但往往一打过去就是占线，要不停地回拨才有可能接通，我粗略算了一下，平均要打200-300个接通一次。”她说。
她就眼睁睁看着妈妈日渐消瘦下去，疾病没有击垮妈妈，但是绝望的情绪击垮了她。精神上一垮，病情肉眼可见地恶化了，腹水一天天胀起来，短短三天，就不太吃饭了。
她天天蹲在客厅蓬头垢面地打电话，本能地关上家中所有房门，选择一个直线距离妈妈房间最远的角落。为了方便回拨，她打电话都是用外放，常常情绪激动，克制不住语气里的愤慨，手里握着纸巾擦眼泪，难过时轻咬住袖子，怕妈妈听到哭声。
每次转身走进妈妈的房间前，她都得深呼吸，调整好表情，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狰狞。妈妈心疼她，有时候反过来劝说，“算了，不治了，你也别打电话了，在家里走也挺好。”
她动摇过，真的。已经治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应该让妈妈在家里面走？但转念一想，不行，我们可以不治疗，但不能是被人抛弃的情况下自我放弃。新冠病人的命是命，妈妈的命就不是命，就可以被放弃吗？
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拿私人手机打给她，电话里他们的嗓子都哑了，不少人动用私人关系帮她。她理解政策需要时间，但是能不能等到，就不知道了。
一切都是临时的
政策无情人有情，打了无数个电话后，她终于带着妈妈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的分院。
这里原先是骨科、心脑血管等科室的专科分院，疫情中专门腾出来用于收治封控区的病人，产妇、肿瘤、肾透病人悉数都收。
一切都是临时的。
原有科室全部撤出，医生、护士是专门抽调过来的，他们对于环境和病人一样陌生。
她和妈妈拿着行李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两张铁架子床，没有被褥、没有海绵垫，护士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为了防范院感，每间病房只能住一个人，中央空调也停了，西安的冬天气温不到十度，她们只能穿着羽绒服，盖着厚被子，在医院里凑活着。
原先的住院楼在疫情之下重新分配给了各个科室，来自不同风险区的病人，分别乘坐三个电梯。
尴尬之处在于，她是绿码，每天核酸都是阴性，但小区属于管控区，病区还有很多红黄码的病人，她必须在“放弃治疗、在家等死”和“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
医生完全不了解妈妈的病情，光是概述病史，她就手写了两页纸，但没有多年记录在案的资料，没有电子影像，始终效果甚微。
在如此仓促而简陋的环境之下，病房只能提供一些小型设备，想拍张CT都很繁琐。还有很多患者因为疫情耽误，不符合化疗的指标，需要升红、升白，住院时间此前预计的都长，很多人没有准备那么多东西，连卫生纸都不够用了，出也出不去，买也买不到。
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药。
妈妈需要极强的止疼药芬太尼，这类精麻类管制药品，一般医生不具备开具处方的资质，好在她这样的老家属还能问别的家属要一点囤货续命。
妈妈的感染逐渐加重，需要用到消炎药、保肝药、肝素，结果三种药中只有一种。医生说，缺的东西会往上报，但是什么时候能补齐发下来，就不知道了。
临时搭建的院区没有接入医保系统，一盒泰瑞沙，平时报销后只要1000多元，现在需要自费1万多元。经济实力尚可的病人还能自掏腰包，撑过这个寒冬，原本窘迫的家庭就只能赌命。
有的病友已经断药超过一周了，在家里疼得母子俩抱头哭，他们借不到药，也实在没有钱去购买未经医保报销的原价药。
还有很多患者仍然在重复她的困境，每天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一筹莫展，等待着这场生命与生命与疫情的赛跑自动分出胜负。
好在没几天，原来的医院传来消息，也开设了封控区病房。他们和医生沟通了转院，救护车把他们拉到了熟悉的医院，原先肿瘤一病区的医生负责整个病区。刚住下来，原先的肿瘤主治医生就打电话过来，说听说你们住下来了，对接医生已经跟他沟通过了，让他们放心。
情况在一天天好转，然而，母亲的身体还是在走下坡路。
我们都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临走前两天，妈妈已经开始神志不清，出现谵妄，产生幻觉。整个人时睡时醒，逐渐丧失了时间感。
她经常看盯着不知道哪里，指给她看哪个亲戚来了，一会儿是小姨，一会儿是她爸。妈妈就自己在病床上，在梦里，自导自演了一场与亲朋好友的生死告别。她甚至还帮她安排好了未来，工作升迁，嘱咐她要为人低调，找了新男友，还嫌弃人家这里那里不好，让她分了再找一个。
关于她爸的梦境，是梦到他买了一大袋子菜回家，妈妈说想吃饺子了。没想到，那天午饭，竟然吃的就是饺子。他们住院十几天，就只有这天吃过饺子。
第二天原本要出院了，她把一切手续都办好。妈妈突然咳血了，咳在她黑色的羽绒服袖子上，为了不让她发现，硬是撑到了现在。
妈妈在即将出院之际，又重新住进了医院，最后从这里出发去了另一个世界。
“2022年1月10日，凌晨1点，妈妈陷入了昏迷，我看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一点点变缓，快要拉成直线，我知道最后分别的时刻快要到了。”她说。
四个小时后，妈妈走了。
此前为了让妈妈住院，她打遍无数电话，却没想到联系殡仪馆时，都说没有车，要九点多才能来。按理说，殡仪馆是一个处于生死之间的地方，安静又热闹，人们因为畏惧死亡而不愿来，但也常能听到一大家子人的哭啼声。
但在疫情面前，一切从简，连哀乐都没有，妈妈穿着寿衣整整齐齐躺在那里，所有人看她一眼，就送走了。
送走妈妈之后，她回到医院，还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医务人员忙来忙去，却又什么都不一样了。她把没用完的卫生纸、成人尿垫交给护士，希望能帮到其他匆忙来到这里而准备不充分的病人。
她打电话给关系很好的病友家属，她说，“我的战斗结束了，你以后要加油”，结果对方嚎啕大哭。
回顾这段惨痛的经历，她说：“我不会怪罪疫情，疫情只是让一切提前了，我把这归咎于命运，我们都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命运拍来了一个浪，谁也没有办法绕开。”
她只是无法理解：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政策只是明令禁止了做什么，却始终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在这场与病毒、与时间赛跑的战役里，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平安度过了这个冬天。令人难过的是，为什么两年过去了，每逢疫情封城，类似的境遇还在重复上演？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