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7月08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理尔、张瑛瑜采访报导）著名作家倪匡、名导演及编剧罗启锐，二人的作品脍炙人口，是香港几代人的集体回忆，是香港一个时代的写照。孕育他们的那个自由年代所具备的特质，亦充分反映在他们所创作的艺术之中。他们的离开深深触动了香港人。
两人离世，香港失去了一部分的灵魂。作家陶杰如此说。
与倪匡为好友的作家陶杰，在倪匡去世后称：“送别全球华人世界七十年来大脑最清醒的人。”陶杰说，倪匡的清醒，源于他1957年来香港后，“有很深的创伤”。
1957年，作为公安的倪匡因得罪上级，从中国大陆逃难到香港。之前在共产中国经历土改“斗地主”、小饥荒、党内特权横行，成为他后来反共的伏线。来港不久，倪匡撰写以大陆土改为主题的短篇小说《活埋》，投稿《工商日报》，开启在香港的写作生涯。
倪匡曾经日写两万字，成就无数科幻小说、电影剧本、散文等。陶杰形容，倪匡是说故事的天才，对人间的事亦很敏感、有观察力，创伤令他有不能磨灭的记忆。“卫斯理系列最少有十本八本是伤痕文学。”厌恶极权，向往自由，缘于创伤和恐惧。倪匡一生都没有改变。经历令他能够看穿很多政治迷阵，理解事物和人性的本质，并将所受的苦难，融入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作品反映极权的手段和独裁者的丑陋
倪匡1980年代的作品《追龙》讲到，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这段文字被视为对香港的“神预言”。《换头记》讲述极权者为延续自己的政权而换头续命，但却终日虚怯。世人评价倪匡的小说能反映事物和人性本质，并非妄言妄语。
除了文学创作，倪匡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其坚决的反共立场。2019年，他接受香港政府辖下的香港电台节目《铿锵说》访问时，不讳言有人虚构他曾讲过“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他的回应表现出他的幽默和深度。
倪匡说：“熟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这句话对妓女很侮辱的。”他更直接批评中共：“共产党的话什么时候靠得住过？几十年来没一句实现过。”他亦再次重申“根本不相信一国两制这回事”。
在倪匡离开中国大陆50年后，《亚洲周刊》曾为他策划返回大陆的回乡之旅，但被拒绝了。因为他说过，共产党不死光，他不会回去。
陶杰：倪匡不介意你怎标签他
“我梗爱国啦！我唔爱国，我使乜X反共呀？！”（我当然爱国啦！我不爱国，我还用反共吗？）这是倪匡在接受另一个访问时所透露，他面对“维园阿伯”攻讦时的应对。他就曾写下，“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
陶杰表示同意倪匡的讲法。不过他觉得，对倪匡而言，不需要强调爱不爱国。“只是有人问他就这样答，爱国不是由别人裁定你的判决来的，（倪匡）他的人是独往独来的，你问到他，他就这样答，他不介意你怎样标签他，说他爱国，说他不爱国，他也哈哈一笑，不在乎。”即使面对成千上万“中共小粉红网民”的责骂，豁达的倪匡亦看得很开。
彻底反共 研究中国人劣根性
陶杰表示倪匡“反共反得很彻底”，有研究中国人的劣根性，为何会在间歇性运动时普遍展现。故即使有关方面动用到“中国人”来做政治宣传“感召”，拥有比其他人深刻经历的倪匡亦觉得，“中国人”两千年来的温顺和愚昧，令中共政权有很多奴才和帮凶。
倪匡非常认同柏阳《丑陋的中国人》一论，但实际上他不是反华，“只是对这个小朋友（中国人）觉得很绝望，后来教他也教不好，因为他（倪匡）觉得他有先天智商的残障，所以教不好。”
倪匡活在香港自由的黄金岁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把不同的题材写得淋漓尽致。不过陶杰认为，即使日后香港重获自由，“当然都不会有倪匡”。他形容倪匡本身很独特，就如“莎士比亚之后，英国都有很多很出色的剧作家、导演，但是不会有另外一个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要在伊利沙伯一世的时代才会出现”。
“他1935年出生，1957年走到香港，他中间受的苦难，融入了他的小说中，你说将来中国自由，自由了即是没有了这种苦难。没有这种苦难，固然有人写另外一种科幻小说，或者亦很好看，但绝对不会是倪匡那种，倪匡是不能够复制的。”
自由的殖民地孕育了罗启锐的纯真
在自由的香港长大的罗启锐，创作由讲述自己童年的《岁月神偷》，到重塑洪金宝、成龙童年的《七小福》。由经典文艺爱情片《秋天的童话》，到史诗式讲述宋家三姊妹的《宋家皇朝》，他手下的电影剧本千变万化。罗启锐的作品反映的，是香港这片殖民地的眼光。
“罗启锐完全是香港仔。”陶杰说。1953年在香港出生的罗启锐，完全没有倪匡之前在中国大陆的经验，是一名用功努力的文艺青年，顺理成章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所以他很纯朴、很自然地写回他身为香港人在殖民地社会成长的感受。
陶杰在忆述罗启锐时特别强调了“殖民地”。他提到电影《岁月神偷》和《玻璃之城》，当中很有殖民地文化的色彩。他认为当罗启锐尝试要接触中国的大题材，例如《宋家皇朝》，就显得“有点天真”。因为罗启锐接纳了中共就宋家三姊妹的定位宣传，即是宋霭龄爱财、宋美龄爱权、宋庆龄爱国。“他拿着这三句拍《宋家姊妹》是不成功的，因为不是这样黑白二分的。”因此他其它电影很有成绩，就是这出不是太理想。
《宋家皇朝》反映出在殖民地长大的香港文艺工作者对中国的不了解。陶杰说：“当然罗启锐是很纯真的人，他不了解政治的阴暗，这是正常的。”
陶杰：香港失去一部分的灵魂
陶杰形容倪匡、罗启锐的作品，各自呈现了香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环境才可以表达到真正的感受和讲到真话和观点。
两人的反差体现出无论是经历过苦难而明白人性和政治的黑暗，或是一直保持着纯真的赤子之心，任何反映艺术家思想和价值观的作品，都能够在自由世代百花盛放。他们的离去，如像香港辉煌的岁月，一去不复返。
失去了这两位艺术家，香港失去了什么？“当然是失去一部分的灵魂，因为香港五十年不变，一般人说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讲求GDP，留住外资、国际金融航运地位。这是纯粹用马克斯主义的唯物论、经济生产，代表所有角度去看香港。这些人眼中不会承认有精神文明，与文化价值观，其实香港的内容不只是国际航运中心，或者跑马和炒股票这么少。”陶杰说。
陶杰形容将来还会有不同的人写科幻小说，香港将来一旦重拾自由，亦会有人拍电影，“但是不会再有这两个人，何况香港几时还会有自由，这样我们不知道。”他坦言，在香港自由逐步收窄的情况下，亦很难会再有像二人的作品出现。“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将来的后果要由中国人、中国自己承受”。
钟剑华料图书馆将下架倪匡部分著作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对倪匡的离去以及他的作品往后的传承看得悲观。他在《珍言真语》节目中说，大家现在都回看倪匡的金句，例如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一国两制。他预计不用多久，康文署属下的图书馆，会下架倪匡的部分著作。
钟剑华说：“不用怀疑这点，一定会，那些（倪匡的）金句不希望下一代，不想别人看到，亦可以想像很多中学的图书馆主任亦会自我审查，将卫斯理、倪匡的书逐步下架，这是可以预计的。”
钟剑华形容现时香港的气氛，“确实是有点文革的作风，图书馆不成图书馆，能够孕育好像倪匡这些文化人的土壤，基本上越来越薄弱，只能够继续有阿叻（陈百祥）、林二汶这些（表忠艺人），可能这是香港社会最大的不幸。”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