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Omid Ghoreishi报导／周行编译）一位医生兼科学家表示，2000年代初爆发的SARS（萨斯）疫情，让中共知道了病毒的威力，并开始将之用作武器。
史蒂芬‧奎伊（Steven Quay）博士曾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师、现任阿托莎治疗公司（Atossa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他对《大纪元时报》说：“他们（中共）开始将其（病毒）视为潜在的生物武器。”
奎伊特别担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对尼帕（Nipah）病毒（注：一种人畜共患病毒，即可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毒）的高风险研究，因为该病毒更致命。
“如果你能在释放病毒前，为本国民众研制出疫苗……你就能达到真正不同的效果。”他说，这是一种武器。
奎伊说，有证据表明，中共正在从事尼帕病毒研究，其中包括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数据。
尼帕病毒致死率极高
尼帕病毒可从蝙蝠或猪等动物传播给人类，致死率高达40%至75%。已知有几起尼帕病毒疫情，均发生在亚洲。
奎伊说，如果能让尼帕病毒轻易地人传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陆军医院前病毒学实验室主任肖恩‧林（Sean Lin）博士表示，他对中共专注于研究尼帕病毒感到担忧。
他说，感染尼帕病毒的人，可能出现神经性综合症和严重脑损伤，但不会立即死亡，“因此，该病毒更可能从受感染的宿主身上进一步传播”。
“它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生物武器。这就是中共对尼帕病毒非常感兴趣的原因。”他说。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尼帕病毒列入潜在生物恐怖主义病原体名单，并建议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该病毒。
相关证据
奎伊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参与高风险尼帕病毒研究的结论，基于该所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包含的原始数据。
他说，该论文研究2019年12月的早期COVID-19患者，但原始数据中含有20个意外项目，原因是与其它研究产生了交叉污染。
对于其中的19个项目，比如金银花基因（抑制病毒）等，奎伊能找到该所发表的相应研究论文，只有尼帕病毒，他没能找到相关的论文。
“它们不仅是病毒碎片，而是具备了传染性克隆模式。”他说。
他解释说，这些尼帕病毒带有合成生物学“手柄”，可以“移动基因”。“这些手柄通常用于制造传染性克隆。这完全违反了所有生物武器公约。”
2019年3月，加拿大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把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株运去武汉病毒研究所。
奎伊说，他后来发现，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的尼帕病毒是孟加拉毒株，和加拿大送去的是同一类。
“我花了大约三小时梳理两者的基因组，以确定它们是同一毒株，结果发现确实如此。”他说。
另一个证据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在当年12月9日至11日于新加坡举行的尼帕病毒国际会议上发言，展示了中共参与尼帕病毒研究的情况。
负责监管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此前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运去武汉的尼帕和埃博拉病毒株，是按照适当的程序和协议进行的。
不过，肖恩‧林博士说，西方不应像对待其它学术机构一样对待中国的研究中心，因为它们受中共军方控制。
“在中共的军民融合机制下，许多科研机构很容易与军事任务相结合。”他说。
“积极测试”
2012年，中共报告了南部矿工感染类似尼帕病毒的病例。该病毒被命名为墨江病毒，以该矿所在地云南省墨江县命名。
2013年，石正丽在同一矿井中的蝙蝠身上，发现了冠状病毒RaTG13。林博士说，RaTG13与导致COVID-19疫情的SARS-COV-2病毒非常接近。那时，中共当局阻止外国科学家和记者对该矿井做进一步调查。
2022年，在山东和河南省，发现了另一种亨尼帕病毒（Henipavirus），即琅琊病毒。林博士说，该病毒与墨江病毒最为接近。
研究该病例的中国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称，在35名感染琅琊病毒的患者中，有9人还检测到了其它病原体，包括汉坦病毒（Hantavirus）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毒（SFTSV）。林博士说，在小样本中同时发现这三种病毒，非常罕见。令人关注的是，这些病毒非常致命，但却没有一名患者因感染而死亡。
“我的怀疑是，中共正在对不同的罕见病毒进行实地测试，看看哪种病毒能够在动物中传播，然后传播给人类。因为人类同时感染两种或三种罕见病毒的情况非常罕见。”他说。
令林博士进一步加深疑虑的是，上述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我认为，中共正在积极测试不同版本的亨尼帕病毒，以查看此病毒是否能进一步适应人类感染。”他说。
高风险病毒能“终止文明”
奎伊说，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使欧洲的发展倒退了250年。
他说，在现代社会，如果一场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关键食品和能源供应链断裂，交通运输受阻，警察、消防和医院服务丧失，“文明就会终止”。
奎伊说，致死率50%或更高的病毒，就可能导致此结果。尼帕病毒的致死率在40%到70%之间。
他说，自COVID-19爆发以来，越来越多国家建立了病毒实验室，加剧了人们对高风险研究引发疫情的担忧。
他说：“全球从事此类危险工作的实验室，增加了50%，其中超过一半位于联合国定义为政治不稳定的国家。”
林博士也表示担心。他说：“随着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人们正在进行越来越危险的实验。”
“我们需高度警惕新兴病原体的危险。”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界中更频繁出现的新兴病毒；另一方面是中共或其它恐怖组织对生物武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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