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司马泰:法轮功与热力学第二定律

——“江泽民为什么是最邪恶的”系列之四

司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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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4日讯】在八十年代后期﹐钱学森召集中科院和航天部等有关专家﹐搞了一个“系统学”系列研讨班﹐特别是对于社会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作了方法论上的探讨。笔者也多次参加了旁听。不过﹐对于有“人”的因素参与的系统﹐专家们并无良策。

今天的中国﹐发展与危机并存﹐更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我们不妨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来看看今天中国的问题。

控制论中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反馈”﹕一个系统输出的信号又回馈到输入端。如果回馈的信号是进一步放大输出的﹐称“正反馈”。比如﹐夫妻吵架﹐从小声斗嘴﹐到大声嚷嚷﹐最后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婚姻破裂﹐这个过程中﹐对方的行为反过来强化了自己的愤怒﹐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系统。“负反馈”正相反﹐回馈到输入端的信号对输出是起抑制作用的。司机开车就是一个“负反馈”系统﹐根据汽车偏左偏右不断调整方向盘﹐从而使车总是沿着既定路线行驶。

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正反馈”效应造成的。比如﹐腐败问题。看到别人腐败后的低风险低成本﹐这个信号就会加强自己也去腐败﹐慢慢放大到全社会﹐最后变成从基层干部到国家领导都一同参与的全民运动。

讲到反馈﹐免不了说一说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熵”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一个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越大﹐状态越混乱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 一切过程都自发地趋向于体系混乱度(“熵”)的增加﹐而且不可逆转﹐这就是“熵增加原理”。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可是﹐愈演愈烈的社会混乱更是触目惊心。

现在打开中国官方媒体﹐也充满了杀人﹐抢劫﹐吸毒﹐卖淫﹐中毒﹐贪污腐败﹐自杀报复﹐跳楼讨债﹐见死不救﹐集体卧轨抗议﹐冷漠一条街等等消息。

新华社在2003年11月20日公布﹐自2000年12月起﹐全国公安机关摧毁了631个黑社会组织﹐打掉了14000多个恶霸势力﹐抓获黑恶分子十万多人﹐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38万余支﹐军用枪一万余支﹐查封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经济实体646个﹐打掉一大批黑恶势力在党政﹑司法机关的保护伞﹐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1万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近9万名‧‧‧‧‧‧

公布这些不是因为政府开放言论了﹐而是已经普遍到了不报不行的程度了﹐实际上没有破获没有报道的那就更多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官方数字反映�“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在中国社会发酵﹐暗示那种不可逆转的“熵”增加的可怕趋势。

从理论上讲﹐“熵增加原理”通常是对于一个封闭体系来讲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只搞经济改革﹐阻碍政治改革﹐广义上还是一个独立于国际自由民主大环境的封闭控制体系。

所以﹐有人认为﹐民主化将会逆转中国“熵”增加的无序混乱状态。

民主化是不是万灵药呢﹖

从制度体制上讲﹐南美搞资本主义﹐印度搞议会民主﹐俄罗斯和平演变﹐他们至今都不是成功的例子。中国的国情﹐人口素质﹐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接受程度﹐很难保证中国表面民主化后就能很快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民主化是世界潮流。民主﹑自由﹑法制会给中国这个封闭社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中国的问题也许早已超过民主化包容的能力。

鼓吹中国会崛起的人﹐总是用经济发展的表面繁荣来掩盖涌动的社会危机﹐希望问题只是发展中的过渡现象﹐下赌注似地盼望时间会治愈一切﹔

鼓吹中国崩溃的人﹐强调经济繁荣的泡沫性﹐银行系统足以破产的坏账﹐资源匮乏的生态危机﹐特别是俨然火山口下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又常常低估了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度过重重危机的能力。

中国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就两个字﹕“人心”。

当人人都诚实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人们就不会弄虚做假﹐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坑蒙拐骗﹔当人人都对婚姻严肃的时候﹐就不会有性开放的泛滥﹔当人人都心地善良时﹐也就不会打家劫舍﹐见死不救。

人们感到绝望﹐实际上是对中国人心堕落的绝望。

最近﹐读了章天亮先生的《绝境中的希望》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认为法轮功“真善忍”的教化客观上能够重新整合国民的道德素质。

文章中﹐章天亮先生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扼守的几条原则﹕“真善忍”为本﹔遇矛盾“向内找”﹔对理念绝不放弃妥协。

有趣的是﹐这些原则正好组成了一个“负反馈”自适应控制体系﹐这个系统蕴涵的机能可以大大缓解中国社会诸多“正反馈”效应诱发的社会弊端﹐无疑有助于逆转中国“熵”增加的无序混乱状态。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看。

1。“真善忍”原则 — 控制系统的目标值

“真善忍”是法轮功的基石﹐修炼的准则。“真善忍”的道德观本身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从社会系统的控制论角度讲﹐这是这个系统的期望目标值。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就按这个标准来衡量。

2。“向内找”原则 — 自适应性“负反馈”控制机制

按法轮功的教义﹐“向内找”就是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法轮佛法─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

以本文开头提到的“夫妻吵架”的例子来讲﹐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了矛盾﹐先找自己﹐同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作想﹐那么这个架还能吵起来吗﹖从控制系统的角度讲﹐对方的反应被用来抑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对人的行为的一个典型的良性“负反馈”调控系统﹐这对社会的潜在影响非常巨大。

比如说﹐腐败现象。普通人看到别人腐败﹐可能诱发“正反馈”也去腐败﹐双方互相“正反馈”﹐于是腐败越演越烈。但是﹐对于一个拥有“负反馈”系统的法轮功学员来说﹐看到别人腐败﹐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是不是也有“腐败”的想法﹐如有﹐就要克制消除。这样﹐对自己的正念是一个加强﹐对他人也是一个正的参考﹐对整体腐败就会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这种机制对于调理“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有着非常好的良性控制作用。

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忘记祭出“道德”的旗帜。什么“自我批评”﹐“学雷锋”﹐“精神文明”等等﹐可是﹐这些行为是一种外在的从上到下的强加于人的政治运动﹐人心本身没有改变﹐也就不可能持久。

从民间底层自发自愿起来的对“道德”的追求才是拥有生命力的。

法轮功学员首先是从信仰角度有了人生观的巨大改变﹐从而发自内心地自己要做好人﹐认同“真善忍”﹐主动“向内找”﹐也没有宗教的“忏悔”“祷告”的形式﹐而是完全溶入日常生活之中﹐提供了一个带有自适应性的“负反馈”稳定控制机制﹐对社会道德的正面影响也就更大﹐更明显了。

3。面对压力﹐坚持“真善忍”理念的原则 — 这是控制系统中保持原定目标值不变的重要环节

一个“负反馈”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其行为趋于目标值﹐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个目标值本身是稳定不变的。如果这个目标值本身可以修改妥协的话﹐这个系统也就谈不上原来意义上的稳定了。

对于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来讲﹐如果别人诽谤法轮功﹐不敢出来公开炼了﹐被迫对人撒谎说“不炼了”﹐或者完全放弃了﹐甚至只是在家偷偷炼﹐都是偏离了原定目标值“真善忍”﹐系统迟早要萎缩崩溃。

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其原则的坚持﹐正好避免了这种情况。在镇压以前﹐当有媒体不理解他们﹐歪曲事实报导他们时﹐他们就去上访﹐澄清事实﹔在镇压以后﹐他们更是前仆后继地上各级政府﹐上北京请愿﹐为法轮功讨公道。在做这一切时﹐又都是本着“真善忍”去做的。

从这个角度看﹐法轮功学员上访请愿﹐发传单﹐打横幅﹐电视插播﹐还法轮功清白﹐维护“真善忍”等一系列“讲真相”活动的重要意义就非常明显了。

因为他们对理念原则的坚持﹐就是对最初目标值的维护﹐这是保证系统真正稳定如原样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这个良性“负反馈”系统才能持续地完好如初地运转起来。

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讲真相”活动的不理解﹐也正是习惯性地用“妥协”的观念看待他们。而这种偏离原则的“妥协”正是一个控制系统不得不分化瓦解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滑﹐就是对道德原则的逐步“妥协让步”而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这些原则决定了面对邪恶强暴时﹐他们不会选择沉默﹐也不会选择暴力﹐而是自然地走上了非暴力和平抗争的道路﹐对于打破中国历史“不是沉默就是暴力”的怪圈﹐解决社会危机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

章天亮先生在《绝境中的希望》中指出﹐法轮功带给了中国社会从“发展”的乱象中走出来的一个希望﹐正是如此。

人是万物之灵﹐没有什么工程能比得上对“人”本身的工程。系统论的专家们在面对社会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也不过一愁莫展。法轮功能够从内心深处去改变一个人﹐吸引上亿人自觉都回归到“真善忍”上来﹐带给人类和平美好﹐综观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这都是人类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一个民主体制的引进﹐中国人民心里还没有底的话﹐江泽民把现存的法轮功从中国消灭﹐简直就是愚蠢之至。中国人民失去的﹐也许是民族兴旺和睦的一个最好锲机。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江泽民难道不是邪恶之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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