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6日讯】编者按﹕赵明，共产党体制内标准的好学生、学生干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8级高材生，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三圣大学的留学生﹔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却因他的信仰，在北京的劳教所遭受到他从未想像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强暴。
赵明因国际社会的努力重获自由。今天他以泣血的文字，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劳教所的内幕，特工和男女警察的种种手段与伎俩，迫害的惨烈，自上而下的重重欺诈。。。
赵明的认识过程对我们有难得的参考价值。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您会感到他真诚的心。此文的思想性与深度可以与《古拉格群岛》比美。叙述平实，但耐心读下来，您会隐约看到中国的未来。
此文在网站分上、中、下刊出。
标准的好学生﹑学生干部
我是文革中期出生的，上学的时候文革刚好结束了。父母兄弟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也是。我在省内最好的中学念了高中，又考上了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我母亲是高级工程师。在中国我父母这一辈人也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他们比文革中挨整的那些老知识分子要年轻，所以没轮到他们挨整；他们比被文革耽误了青春的那一辈知识青年还年长，文革开始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也没去上山下乡修地球，文革中他们就是跟着搞政治学习。后来改革开放了，生活也还行，我们这几个孩子也都成人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很满足。
我是标准的共产党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好学生，我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在高中我还是年级的团总支部书记，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五年。至少在八九年以前，我是笃信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末学《中国革命史》不考试但要写作文，我在作文中谈了关于对于社会主义是先进社会形态的见解，得了年级唯一的一个特优。
文革的教训使后来的中国人都很厌倦政治，在我们文革以后这一代中国学生的头脑中想的就是要有知识，赚大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对政治毫不关心。我也知道文革给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很大一部分是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但我从不去想共产党怎么样，对不对、好不好，对于我们文革后长大的人来讲，都是过去了，再说（据说）那都是“四人帮”的错，党不是也纠正了吗，所以就算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吧。
但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竟然轮到了我头上，我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了劳教所迫害了将近两年。我从没想跟共产党对着干，我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有个炼功的基本人权。可是事实看来，在中国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生活。出来后，西方人总是不停地问我“到底中国政府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使我不得不仔细思索这些问题，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回顾我父母的生活，也回顾中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我才看清了共产党是什么。
在这里讲出来这些决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要针对任何人。讲出来是因为我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导致的扭曲着人的思维，使人不能用人性的概念去思考问题和相互对待，人被可悲地利用着相互伤害。我所谈的是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这场迫害的个人的真实感受﹑感想和思考。
*亲历“六四” 爱国梦醒
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看到共产党政府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人民，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只有一次，那就是八九年“六四”事件。
那年我正在清华大学念大一。我在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总是病病歪歪的，我很小心地照顾自己，但还是小病不断，进了清华第一学期末又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急性肝炎。第二学期开学后上不了体育课，其他课勉强跟上。不久胡耀帮去世了，纪念活动发展成了反对官倒、腐败等的大规模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后来老师们也支持，各大学纷纷停课了，学生至少一半以上直接参与了游行。我也参加了游行，也去天安门广场，但当时身体还很虚弱，也不是参加得很多，处于半参与半旁观的状态。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没什么可指责的。所有对官倒腐败有意见的市民当然都觉得学生干得好，希望学生能坚持下去，这谈不到什么被利用。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持，各界纷纷捐款捐物，而且自始至终都非常和平。
我记得有一次游行，走在东二环路上，我跟不上，落在后面的学生稀稀落落的。旁边住宅区里出来站在路边看的人倒显得很多，有的对我们鼓掌加油，有的点头示意。有一位妇女领着四、五岁的女儿，拿着一个铝的烧水壶和一个碗，盛着水端着，游行的学生谁想喝就停下来喝，她虽然不说话，但那种默默的支持和祝福溢于言表。在广场上，有的市民买两瓶雪碧、有的买一箱雪碧递到学生的队伍里就走，整个北京市民的心都拧成了一股绳。后来外地学生也加入，在天安门广场就驻扎下来了，搭了许多帐篷，整个广场上满满的，能有十多万人。
政府这边，赵紫阳到广场看了一次之后，很长时间政府再没人说话。学生们一天天在广场上住着，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游行很消耗体力，我的身体还是不太吃得消，到六月初我就开始发烧，很难受。后来我就决定回长春家里了。父母看我回来，也很高兴，说原来肝炎出院后还没完全恢复，正好在家好好修养一下吧。
到家没两天，一天早上起来，我爸跟我说北京开枪了！我赶紧打开收音机短波，“美国之音”里传出自动武器连发射击的声音！我惊呆了，我不知道我要是还在北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中央电视台称发生了暴乱，我们所有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都知道我们有多和平，这是造谣栽赃！坦克竟然都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所有近代史课本上记载的历次国民党时期的“惨案”都望尘莫及。
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当权者，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怎么也不至于把坦克开到首都的街上来啊？这说明它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人与人相处方式的概念，而且它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残。学生是基于朴素的愿望希望国家好，可是政府这样屠杀。
从八九年“六四”以后，所有的人对中国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在清华，从那以后，学生们就是专心学英语、考GRE、出国，不出国的就专心赚钱，中国人再也没有人过问国事了。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科学校，到了二十世纪末也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科学校了，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有一半在美国，其实文革以后的这一代年轻知识份子最有才华的精英都去了美国了。
有的人说我们出国的不爱国，其实说这话的往往是没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更年轻的一代或者完全被共产党宣传洗了脑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说的。参加八九学运的，谁不是因为爱国才走出来的？可是有人不允许你爱国，有人怕你爱国，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按照爱国的意见办他们就垮台了。
*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我当时也想出国，可是在清华课内学习已经很忙了，再花时间去学英语考GRE，我的身体没那么充沛的精力。即使出去了，在国外为了拿到奖学金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肯定不行。所以我一直也没考GRE联系出国。
后来毕业了，在北京一家高科技企业里工作。头一年，我是做软件程序设计。我本来睡眠就不太好，做这种工作弄得我彻底的神经衰弱了，躺下两三个小时，大脑还特别兴奋，白天的什么事包括程序里面的细节都能想起来。睡不好觉，也不爱吃饭，整个身体一团糟，总是感觉精力很差，容易疲劳。身体不好使我一直特别注意自己的生活，注意按时进餐、按时休息、注意季节冷暖的变换，我也很注重营养，也尝试各种适量的运动，但我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改善。
大约我开始工作一年后，当时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巡回办传授班，听炼的人都说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就请了假专门去大连参加传授班。我记得李洪志先生在传授班上反复说，他不给人治病，只为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人没有病是什么感觉了”，说在这个班上身体净化下来就知道到了。那绝非虚言。
从大连参加完班回来我整个身体状况完全变了，以前那种感觉身体很沉容易疲劳的感觉全没了，真是一身轻，精力充沛，睡眠效率极高，胃的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对身体的担心使生活很复杂，怕得病、怕吃的不舒服对胃不好、怕着凉、怕累，现在我什么担心都不需要了。我的生活变得简单了，变得走路、吃饭都极快，总有使不完的劲。我所接触的法轮功习练者中，像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那是一种来自内在的快乐，是一种完美的身心状态，健康、平和、理性、智慧，全不是外在的物质享受所能带来的。但这只是炼法轮功的效果的一个方面。对于我来说，法轮功最主要的是他还是真正的科学的真理，他解释了我一生中所有的问题。
我每天早晨在清华的校园里炼功，在食堂里吃完早饭去上班。我很胜任工作，我的收入对于我的单身生活来说很富足了，在假期我就回老家看父母或出去旅游，我曾去过俄罗斯、西藏。这在我学法轮功以前是不可能的，我那时最怕旅行了，担心吃住，干什么都感觉没精力。我们炼功点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都那么健康、快乐、充实。开始炼法轮功之后的几年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到98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和公司的五年合同，就联系留学。爱尔兰的三圣学院的一个网络研究组答应提供奖学金。
我在28岁时又变成了一名学生，来到这个欧洲大陆外面的岛国上攻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这是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园建筑非常古典，环境优美。奖学金足够我生活了，不需要打工。业余我义务教爱尔兰人炼法轮功，也出去旅游。
*头道鬼门关﹕劳教人员调遣处
99年七月，在中国开始的这场迫害打碎了我和功友们的平静、快乐的生活。
99年底圣诞节我回国休假，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想以我个人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向政府反映意见，希望政府停止迫害。（参考资料：《国务院信访条例》（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令第185号发布）：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第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结果仅仅因为想和政府干部谈话就被抓了，他们扣了我的护照。我被拘了两天，后送回老家释放了。几个月后200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学员的宿舍聊天，又被绑架了。
我这次先被投入海淀区看守所，后来经过长春大北看守所、长春市公安局一处、长春苇子沟戒毒所、又转到北京市看守所。他们管那儿叫七处，是关重刑犯的地方，监号里有几个带脚镣的，据说是涉及人命案的。突然有一天，有人提我出去，把我带上手铐押上一辆依维克警车不知去哪儿，一路警笛呼啸着疾驰。渐渐的好像到了郊区，不太繁华。终于到了一个墙很高的大院外，大铁门也很高，门口也没牌子。电动的门开了，押我来的警察把我交给门里的警察就走了。大铁门在身后合上了。
那是一个很大的院，里边有很多趟平房，这时有几个警察拎着电棍过来了，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是劳教人员了，要服从命令，然后宣布了几条纪律，一是从现在开始，除睡觉以外要一直低头抱手，不许抬头；二是说话声音要大；三是走路拐弯要拐直角。我还没反应过味儿来，电棍已经“啪啪啪”地电在身上了。他们用的是一种很短的随身携带的电棍，那东西电在身上全身抽搐，电火花的声音很大，我听到院子里别处电棍的火花声也不时地响起。然后说叫我脱光衣服去消毒。我就光着身子站在旷大的院子里。整个过程中警察不时地找碴电我，我看出来他们是在履行仪式，想给人来个“下马威”。就这样，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守法公民，仅因为炼使我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就被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投入了这个人间地狱，被这些由中国纳税人养着的流氓恶警肆意的凌辱。而且我还不知道我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因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儿叫“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记得那天是2000年7月1日。
这个劳教人员调遣处的一切是要让人丧失所有的人的尊严的概念，让人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木偶。那些恶警逼迫说话声音要大，其实不是音量问题，他们是得让你喊到声嘶力竭丧失人的尊严为止。上厕所和洗漱都限时间，有的人憋不住大便拉在裤子里。低头时间长了脖子想要折了一样，后来我在团河看到一个后从调遣处去的人脖子上套着一个很粗的塑料套来支撑头部，他一定是脖子长期低头出了问题。
这个调遣处是个中转的地方，还不算真正的劳教所。
*团河劳教所迫害概况
我在这里呆了不几天就被转入团河劳教所。到了团河劳教首先叫“认罪认错”。我是在和朋友聊天时被绑架的，绑架我、剥夺我的自由才是违法犯罪，我有什么罪？这就是劳教所的第一件事，由纳税人养着的警察动用一切违法手段逼迫无辜市民承认自己有罪。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他们就是靠暴力来强迫人们承认这个非法监禁方式的正确性，从而维持其存在。
对法轮功学员不仅如此，他们真正整法轮功的目的其实是要从思想上铲除法轮功，所以在劳教所动用各种酷刑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声明放弃修炼。一开始劳教所恶警最温柔的洗脑方法就是轮番的恶警找你整夜地长时间谈话，不让睡觉。他们讲不出理来，都是强辞夺理，威胁恐吓。我们炼功的最了解法轮功，我们都是身心受益了才炼的，我清楚他们所有对法轮功的攻击都是谎言。没的讲了，后来干脆就叫非法轮功的人看着我们，不让睡觉，“熬鹰”。听说训练鹰的时候，为了让鹰服从命令，就采用不让它睡觉的办法，熬到它困的不行了就容易训练。这样的鏖战不知过了多少个夜晚。
劳教所平常关小偷小摸和真正的杀人犯的时候，警察整天就是混事。可一到法轮功学员开始被抓进来以后，所有的各级警察都精神起来了，因为从上到下的“转化”率指标下达下来了，大笔的资金开始注入进来了，干不好的升不了官，拿不着奖金，想升官的、想多得点奖金的，整起人来都特卖劲。这时候才看出来，养兵千日，这时才是用兵。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其主要功用完全不是维护社会安定、惩罚有违法行为的人，而是完全为了对异见者进行精神迫害的机器。
说起来，外国人都没法想像，这个江氏流氓集团动用了所有的各级政府，整个公检法系统，花了巨额的钱整法轮功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狱劳教所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然后在媒体上造假欺骗群众，来表示其镇压之合理性。我了解我自己，我也了解法轮功。我个人所为法轮功所做的上访请愿等一切活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政治目的，我身边的所有法轮功修炼者也是这样，我们就是想要一个炼功的权利。他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干呢？而且所用的迫害手段完全是违法的。
劳教所里面有一些因偷盗抢劫而被关押的人，这些人在里面就是混到时间释放了事，可对于法轮功学员则是上上下下，费尽心机，用尽一切残酷折磨手段、洗脑，各种流氓手段，软硬兼施，施加精神压力，逼迫其放弃信仰。
在里面一起被抓进去的有教师，有医生，有勤劳致富的农民，有工程师，有公司经理，博士硕士学历的大有人在，甚至还有教授、博士生导师！说这些人凑巧都蓄意攒到一块颠覆政府、威胁政府？这是纯粹的谎言！里面有一个很瘦的年轻人叫孙天同，是个水利专家，有一次一个著名的水库出了问题，一架飞机专门拉着他一个人飞往水库所在的城市去解决问题，他在团河劳教所多次被多个警察电击折磨。林澄涛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所助理研究员，国家“863”计划“疟疾疫苗研制”、“新疟原虫抗原候选基因筛选”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项目的课题骨干，在团河被电击折磨的精神失常了。还有张允弈是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年轻的主治医师，在劳教所时和我在一个班呆过。我今年在报上看到他的死亡的消息，说他劳教到期释放后又被抓了，在跳楼逃走时摔死了。我知道他是宁可冒险逃走也不愿再被关到劳教所去了。
劳教所那些恶警羡慕我们的学历、职业等个人素质，后来，因为法轮功学员被抓进来的多数都是高学历的，警察系统开始给狱警搞进修，提高学历，不两年，考了两次试，狱警就都拿到大学文凭了！其实都是做假。他们怕我们瞧不起他们，跟我们说话很费劲地板着不说脏话。他们完全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完全知道我们没有政治目的。可是在文革以后的中国社会里，人传统的道德、人性、伦理概念都已经被清洗没了，这时你才能看出文革的真正用意和作用──这种状态的人最容易利用。虽然这些人不像文革时的人那种政治狂热，但当给他一个来自上边的行政命令，再结合以经济利益，这些人什么他都干。
*意志与暴力的鏖战
在劳教所里每天都是一场鏖战，我曾经被警察唆使犯人群殴、被长时间体罚，不让睡觉，被一帮警察围着用电棍电击。
我刚到团河的时候在一中队。（那时每个队还都叫中队，镇压法轮功后团河成了部级劳教所改称大队。）有个小队长叫邹剑平，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他自己说对我非常感兴趣，看来整我能帮他升官发财。一天晚上，他又熬我，他自己也困的不行，不停的抽烟。讲理讲不明白，就开始讲暴力了。他说，他如何把一个劳教人员电的直往沙发底下钻。还说那些劳教人员曾把一个人打成什么样，如何把一个人绑在床上灌屎灌尿，任意凌辱。后来越说越明确了，他说，我如果不转化，他保证不了我的安全。天亮了，他让我回宿舍。
这时别人还在睡觉。紧接着，他让“小哨”（走廊里值班的劳教人员）叫我同宿舍的刘胜启出去。刘胜启一回来，就叫宿舍里所有的人都起床，当时屋里不算我有十三个人，刘开始指使其他人折腾我。这个刘胜启是劳教人员里在有警察支持的享有特权的流氓头子，上次他被劳教时就给劳教所送了不少钱，所以平常不需要像别的劳教人员一样出工干活。刘胜启坐在床上，指使屋里其他人：“全都得动手啊。”我刚到劳教所，跟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无冤无仇，但他们怕刘胜启，不整我他们就得挨整。他们先逼着我“军蹲”。 这是一种军队士兵用的一种暂时性的姿势，两脚一前一后离开半步蹲下。同时他们有的踢我，有的用巴掌搧我的脸，有的人拿木棒砍我踝关节的骨头。我在那之前曾两次绝食，一次十天，一次十八天，所以身体还很虚弱，刘胜启看我也蹲不住，就换招了。他叫其他人给我穿上长袖衣服，头折向脚，整个人塞到床底下。那是屋里一个唯一的矮床，塞不进去，他们就先把床抬起来，塞进去再把床放下，可那床太矮，都被我的背顶起来了。有个人为了向刘胜启表示自己参与动手了，使劲地一屁股坐在床上压我。那时北京最热的季节，我被压在床底下直出汗。但我很瘦，在床底下还算没被压出事。刘胜启看我还能适应，这么折磨不够狠，他就索性叫他们把我拉出来直接打了。
那是真正的群殴，共有十个人参与动手，他们用拳击、用膝盖撞我的身体、大腿整个过程折腾了两个来小时。后来，小哨传话说中队长蒋文来叫我去办公室。我已经走不了路了，就有两个人把我架到蒋文来的办公室。蒋文来看到我被架进来，先是表示吃惊和愤慨，问架我的两个人“怎么搞的！?”当然，那不过是做做姿态。他实际是看一下执行他的转化手段的结果。他让我坐下，我坐下后不久，我就感觉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一宿没睡又被这么毒打折磨，开始昏迷了。
像这种群殴事件，在劳教所里也是很少有的。如果没有全国从上至下对法轮功的洗脑转化政策，这事发生不了；即使有了政策，如果没有文革以后形成的这种人们没有任何人性道德观念的社会状况，也执行不了；即使执行了，如果没有这种由警察支持的有特权的流氓头子，也发生不了。但在当今中国，在这个彻底腐败、黑暗、 暴力、邪恶的体系里就发生了。在那之后我的两腿四周全是黑的，两个星期我根本走不了路，五天没法蹲大便。按照劳教所里的制度，这种严重伤害他人的事，打人的人要受到延期甚至拘捕判刑等处罚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参与群殴的有几个人还在当年评上奖励，被减期提前释放了。他们是怕万一有什么外部压力追查此事，想让参与打人的尽早释放离开。
*中队长蒋文来素描
在我呆在团河劳教所一中队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蒋文来亲自和我谈话的次数很少，而且每次时间都不长，他只是看一下我的情况。真正熬我、不让我睡觉、电我、指使劳教人员折磨我的事都是其他副中队长和小队长干的，我的被群殴是小队长邹剑平指使刘胜启，由刘胜启指使其他劳教人员干的，但其实蒋文来才是真正背后的凶手。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整个政府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到了基层劳教所中队，对法轮功进行转化洗脑成了警察的核心工作，谁哪天熬我，动用什么手段，都是中队负责人策划指使的。
2000年下半年接近年底，我被转到了二中队，副所长庄许洪到了班里和一些人聊天，我就向他反映我被群殴的事，他听完之后，一改先前的放松表情，大声对我说：“你说谎！”我说：“不对吧，我刚跟你反映了，你怎么不调查就说我说谎啊？”他为了掩盖事实已经很不理智了。
中队长蒋文来是个老奸巨猾的流氓警察，一脸的戾气，满眼的奸诈。我在他的身上招不到一丁点真实的人的正常情感。当我的情况被曝光之后，他也开始对我表现比较温和。但在一个清静的修炼者面前，他的思维就像在脑门上写着。我看到这个人的一切言语表情都是由背后的奸诈恶念所指使的一种有目的的表演。我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见过很多自私自利的人。但看到蒋这个人以后，我觉得以前那些自私的人显得纯真和可爱了。蒋当然也是自私至极的，但他的自私外面包裹了不知多少层奸诈和虚假。在当今社会，许多人觉得这是成熟和本事，其实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讲，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太可悲了。因为他已经完全迷失了人的本性，他自以为聪明的一切手段其实不可能根本上改善他的生活，而只会使他不可回头地伤害别人、造下罪业。
但在今天完全为邪恶所主宰的劳教系统里，蒋文来靠着自己的狡猾、豪狠、钻营还真的是平步青云。从法轮功学员开始被投入劳教所开始，劳教所就不停的兴建设施、结构重组、扩编、注入资金，从而有了不少的利益和向上爬的机会。在2000年下半年的一次换岗重组中，蒋文来换到了转化率较高的二中队当中队长。蒋所在的队为实现转化率动用非法手段一向是最狠的。鲁长军被殴打至瘫一案就发生在蒋在二中队（后来叫二大队）期间。但蒋一贯狡猾，他一般不亲自参与酷刑或指使殴打。后来又升了管理科科长，按说作为科长，一般不直接参与队里的事务，就更不要说他一向狡猾回避的非法折磨人的事了，但在我被释放前不久的一次对我的电击折磨中他竟不惜跳到前台亲自上阵了。这一定是有更高层指使、许诺了好处他才跳出来的。
*精神强奸
它们在2002年元旦前就把我转入“攻坚班”。这个“攻坚班”是专为隔离和折磨快到期还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而设的暴力机构，地点在旧西楼一楼，由恶警刘国玺负责。当时姜海泉已爬到了教育科副科长的位置，但这个恶贯满盈的禽兽还不时地冲到“攻坚班”第一线折磨人。刚到“攻坚班”它们并没马上动手。大概是过年前那天，劳教局的罗处长到攻坚班看我，他东拉西扯，最后露出真意了：“我说你可别弄得跟武军似的。”
武军也是在团河的法轮功学员，2000年年底左右我们曾一起在西楼二楼呆过，后来我被转到新安劳教所的时候，就听说他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说曾看到他在地上吃痰。从集训队出来的人还告诉我集训队里一些流氓劳教人员对他进行性折磨，给他手淫。这个姓罗的处长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有的任意抓捕、酷刑、强制洗脑转化等种种违法迫害手段都是从政府最上层贯穿下来的，其实上面的各级都知道，他们在执行什么，在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罗某也清楚这一切，并以此来威胁我。
在我劳教到期前两星期左右，它们终于开始要动手了。它们先两天不让我睡觉。在这两天间，我有一次在院子里见到一个姓李的副所长经过，我就提出要向他反映情况，他不听走了。然后这天晚上姜海泉先假惺惺地让我看电视，看了一会儿突然姜海泉冲进来，说“蒋科长要和你谈谈”，很快地把我推到一个办公室里。一进屋，很小的一间办公室，地上摆着一张床板，上面有不少被罩撕成的带子，屋里站了五个警察，包括管理科科长蒋文莱、教育科科长杨凤华、教育科副科长姜海泉和“攻坚班”警察头子刘国玺和刘新成。我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想用电击折磨我。蒋文来说：“你找所长干什么，这就是你找所长的结果！”
他们先威胁我要我“转化”。在我严辞拒绝后。他们开始把我往床板上绑，这是为防止电击时身体跳动。脚，腿，上身，手臂，分别绑住，还有一道从我的嘴里跨过绑住头部。绑完后他们再次威胁我“转化”。被我再次拒绝后，他们抱出一捆电棍，开始分发电棍。那电棍有50多厘米长，除头上有两个电极外，整个电棍还有螺旋状金属环绕，用这部分放电，能在很长范围内电击。它们至少使用了六根电棍开始对我全身电击。
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的跳动。他们时而停下来继续胁迫我签字接受他们的所谓转化。恶警刘国玺动作极为熟练，它两手各持一根电棍，平行地贴着我的胸部转着圈移动，用环绕电棍的金属放电，我整个上身感到电麻跳动，感觉呼吸急促起来，嗓子冒火。我牙紧咬着跨过我嘴的布带子，喘着粗气，一声没吭。
我满耳都是密集的电火花的声音“啪啪啪啪”。过了一阵，我的一条腿开始痉挛、剧痛。我感觉房间里的空气不是空气了，每个空气的微粒里都胀满着暴力和邪恶
我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刺激下简直无法再保持清醒和理智了，它们没有停下来，直到我同意写他们要求的所谓“转化”的东西。那一天，我记得是2002年3月27日。我最真实地体会了这个邪恶流氓政治集团搞精神强奸的最邪恶手段。那之后的几天里，我在睡觉的时候，时常全身突然抽动而惊醒。为了怕走漏消息，它们找了两个快到期释放的人来看着我。这两个人不再接触劳教所中任何法轮功学员，别人就无法知道真相。这两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孩子，他们不炼法轮功，但因为他们工作所在的印刷厂印过法轮功的资料，他们就被劳教了，极其荒唐。
坚持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它们电击折磨过，对我的电击折磨也不只这一次，被害人亲口告诉我的就有胡前锋、陈刚、胡长安、吴引倡，间接听说就太多了。2000年十一以后，一中队和三中队所有法轮功学员纷纷声明转化作废，团河劳教所把这些法轮功学员集中在西楼二楼，组成了专门的法轮功中队，由姜海泉负责，进行新的一轮高压转化。姜海泉主要的手段就是电击，被它折磨过的法轮功学员不知有多少。在这期间，一天胡前锋被姜海泉和岳清金两恶警用两根电棍集中对头部进行了长时间电击折磨、逼供转化。陈刚被一姓石的小队长用电棍集中对头部进行了电击。胡长安被姜海泉等恶警铐在警察办公室的床上用多根电棍进行了电击折磨。
2001年下半年，三大队法轮功学员吴引倡被恶警岳清金带领七八个警察在集训队院里进行了电击折磨，参与的有集训队的警察，甚至为了在电休克后能处理还找了医务室的警察参加，它们踩着吴引倡的四肢用多根电棍对他进行了残酷折磨。我知道此事后写了一份反映材料通过一位姓叶的副科长交给了所长。后来一天，副所长庄许洪找我说他收到了材料，负责调查此事，他说经查所反映的情况不存在。接着庄许洪还说“我到过国外考察过国外的监狱，你知道什么叫酷刑吗？”言外之意团河发生的事还不够残酷，他从国外学到了更残酷的。
*女子劳教所的软硬兼施
2000年底各地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多，不断地往劳教所里面送人，可是我们一些在里面呆的时间长“转化”不了的，也了解了他们的伎俩了，恶警怕我们影响新来的，就把我们分散开转走。我们团河劳教所有六个人一起转到了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的少年劳教队，是男队。
到了新安劳教所，那的女警察先是来软的，弄一帮人轮班天天跟你说，说的都是歪理。有的伪善，软磨硬泡，有的像红卫兵小将，大呼小叫，软的硬的变换着来，不让你大脑闲着，不让正常休息，这就是所谓“春风化雨”。其实也是非常残酷的，就是要让你精神崩溃。
其中有一个参与“转化”我的女士。我就问她，“当初你学法轮功可没人逼着你学，那可是你自愿的，那时你是怎么想起来学法轮功的呢？”她说她身体有病，我就问她什么病，她还吞吞吐吐不想说，但后来终于说了，还是很严重的病──乳腺癌，炼功后全都好了。这种病例在法轮功中炼好的在我们那也有。我们炼功点也有一位乳腺癌患者，去作手术切开后，医生看到已经完全扩散了，根本没法处理，于是缝合后让出院，回家享受余生吧，说只能活个把月了。她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听说法轮功挺好，就来炼，悟性也不错，一个月两个月过去，还活着，状况还越来越好了，炼了不久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我九九年出国时她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两年了，还好好的活着呢。我对“转化”我的这位女士说，“你的命是法轮功给的啊，你今天这么说，你是在否定你自己的生命啊！”
她当时无话可说，可是过一阵，又开始重复那些歪理。我发现了，她心里有明白的地方，但强制的高压洗脑迫害完全扭曲了她，她怕旁边别的人揭发她转化不彻底，她那一点点明白的地方也不敢说，再加邪恶理论和谎言的灌输弄得她也分不清对错了，但我看到了她的良心分明还在！这套邪恶的机制能把人性扭曲成这样！让一个人明明自己在被无理关押被迫害，却感激迫害者，宁愿去帮助迫害别人，这令我痛心不已。
后来我的一年劳教期快到期了，这些恶警凶相毕露，把我用手铐铐在一个椅子上，找一帮女流氓轮班整天整天地对我打骂大喊大叫，我一打盹就推我，踢我，在劳教所里穿的都是硬塑料底的布鞋，她们踢我小腿的前侧，这地方没有肌肉，踢的全是血。还不行就开始体罚，找一帮少教队的少年犯按着我“军蹲”。这种姿势，后边的脚只前脚掌沾地，又承受主要体重，时间一长后脚和小腿完全失去知觉，那就交换前后脚，除了上厕所和吃饭，一天这样蹲十来个小时。我现在从劳教所出来一年多了，小腿和脚还一直感觉麻木。
*笑面虎女队长李继荣
我在新安劳教所曾经有不同的大队负责转化我，我劳教期临到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折磨是劳教所四大队干的，因为我是跨劳教所转过来的，所以对我的折磨是所有以上各级：教育科、管理科、副所长、所长、劳教局认可的，所以他们全都要负责任。这个四大队是这个所里最邪恶的大队，声称没有转化不了的，大队长叫李继荣（女）。她在对我开始折磨前专门找我谈话，我非常清楚她一定是作恶多端的，她上过劳教局的报纸，因为转化法轮功受过奖励，我很清楚那些所有的转化成绩背后不知有多少罪恶，但她讲话语气非常温柔，面带笑容！我心想我倒要看看她露凶相时什么样。可是令我吃惊的是她开始让女流氓折磨我以后还是那么温柔，面带笑容。恶警的伪善我见得太多了，可是像她这么伪善的我还没见过，当时我内心里怒火中烧，这才是最邪恶的！她玷污糟蹋了人的一切！如果人都这样表面伪善，内心又狠毒无比，温柔和笑脸还能代表美好吗？人世间还怎么分善恶？！
后来她转化不了我，就构陷了一场闹剧说我违反所规纪律，把我延期了。可能后来决定要把我转走了，她把折磨我的人撤了，把我送集训队关小号，让我掏全劳教所的垃圾。有一天又去找我谈话，这时的谈话更是让我恶心，她开始说软话，说什么“都是为我好”，还是那么温柔，面带笑容！我知道她谈完这话转过身回队里折磨起人来还会毫不手软的，我用最轻蔑、严肃的目光直视她人皮背后的邪恶。
有的不炼功的人会说，你就说不炼了不就完了吗，出来你再炼谁管你啊。说这话的人是因为他还不了解他们的手段有多邪恶。不是你说你不炼了就完了。你说你不炼了，那么好，接着就让你天天说；你要是也天天说了，那么你再去上电视报纸去说；如果这你也干了，那么好，你再去“转化”别人，折磨别人！哪一步你不做下去你就是“转化”不彻底，就继续洗脑施加压力。要是这些你都同意按这些恶警的要求去做了，你就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已经和他们一样邪恶了。
人要是变成这样了那活着和不活着已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很多法轮功学员是宁愿去死的。但这些恶警怕被曝光，不让你死，有些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我在头脑不清醒时也做过违心的事，可是我确实在尽自己意志的极限在承受煎熬，有时经常是在坚定和妥协的临界点辗转。对于这些披着人皮的禽兽，如果不是法轮大法的修炼的真善忍充实着我，对它们的恨就能毁了我，恨能使你睡不着觉，可我告诉自己必须得平静理智。
*为了中国的未来 追究到底
对于所有亲手迫害过我的恶警，默认过对我的迫害的恶警，策划指使过对我的迫害的恶警和他们的以上各级官员，如果这仅仅是为个人恩怨，或仅仅是肉体的摧残，我都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不是，它们是对人性、良心和正的信仰的摧残践踏。我宁愿忘了这一切，如果他们能停止犯罪，弥补过失，我也愿意原谅他们，可它们还在不停地干着。虽然有上边的命令指使，可但凡有一点人性善念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是它们自己明明白白地选择了作恶，所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所做的一切！
对新安劳教所恶警李继荣、团河劳教所恶警姜海泉和其它团河、新安两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最积极者：
我必尽我一切财力、精力，和其它法轮功学员一起追查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罪行，公布于众，并采用一切法律手段穷追其实施酷刑和反人类的一切罪行，将其绳之以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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