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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0日讯】近日引起媒体讨论兴趣的“中国会不会崩溃”，章家敦与大前研一的主张南辕北辙。这里不想加入这场混战。但这个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是经济后进国家（例如中国），在后面追赶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加速超赶的优势呢？还是会处于劣势的节节落后？这两种主张也都各有支持者，前者称为“后发优势”，后者则是“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徒有表相
“后发优势”是说走在后面的人，既然看到前人的成功与失败，因此可以撷长补短，不必重蹈覆辙，发展起来更迅速，甚至可以超越前人。我们常说英、法用了多少年才完成工业革命，台湾只用几年就完成了。
在实务上，中国可以学习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奖励投资条例，或甚至更复杂、专业的产业分工等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经济成长率，被誉为另一个经济奇迹，更加强、坐实了这个“后发优势”论。
实际上，所谓“后发优势”了不起也只是个表相。如果我们看世界先进、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贫富差别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在商场上，我们也常听说什么“卡位”、先占先赢的说法。当然也有先发的企业后来落后的例子，国家发展也有这种情况，菲律宾就在马可仕担任总统期间把先进的经济变成落后。但通常先进国都一路先进，后面追赶的国家很难赶上。
经济转型是宪政转型的一环
日本明治维新是成功的例子，但它不只是经济政策，而是伴随着政治革新来的。台湾的经济奇迹，要想落实成可长可久，也必然要同时进行宪政改革。台湾政党轮替后的经济衰退，是大环境改变下的产物，也是结束长期一党统治后的短期现象。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我以为政权轮替后的经济衰退应该要更严重才对；因为若真正清理过去的沈痾，必然要惊动既有经济体制、损及许多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这样的变革很难平顺，对应的就会有一段经济衰退。韩国政权轮替后马上经济负成长，就是一例。换句话说，台湾的经济沈痾恐怕还没有清理完。
在理论上，新经济结构论者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1993诺贝尔奖得主）等人，论及经济制度变迁时，特别强调的就是上层结构的改变：首先是意识形态与道德标准的建立，然后表现在宪政革新，再改变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若只在技术上下功夫，结果只能有表面的、短期的效果，触及不到宪政转型，就没有持久的发展。
学习表象是对后发者的诅咒
所谓“后发劣势”，英文原称“curse to the late comer”，本意是说“对后来者的诅咒”。“后发劣势”对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中国大陆，可能最适用。
为什么后发者不但屈居劣势，还要对它诅咒呢？原来，落后国家不论在制度上或技术上，都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在技术上，往往有更多模仿发达国家的空间。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通常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其结果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以致留下许多长期发展的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对后来者的诅咒”。
苏联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劣势”例子。它学习先进国的成果，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大师呢！但它最终崩溃，就是对它的诅咒！中国呢？一个永远不能下台的共产党，阻碍了它所有可能的宪政、政治革新，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只能是技术性的、表面上的、局部的、失衡的成长。它的“成长”本身，可能就隐藏着来日崩溃的因素，这就是后发劣势，也是它的宿命吧。
原载《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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