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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3)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台湾应该享有自己应得的国际地位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都应该以自己的行动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各自应予作出的不同的贡献。为此，台湾无疑应当参加或尽可能地参加有关地区性的或国际性的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太平洋国际会议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组织机构。至于联合国，那就更应该恢复中华民国的席位，而不应该任由中共阻拦，将爱好和平、热爱民主自由的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排斥在世界大家庭之外。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有权利争得自己应予争得的国际地位。她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一道，共同为缔造人类文明的新发展而同心协力。
4)以民族大义为重、用和平理念取代意识形态仇杀、化干戈为玉帛
台海两岸之间的愈来愈多的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必将导致和平的基本的和完全的实现。在两岸人民、两岸领导人都能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原则基础上信守“永不开战的和平”原则之际，台海两岸“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才能够真正地造福于台海两岸的中国人民，才能够给中华民族带来普遍的和长远的利益，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和平的环境要求倾最大的注意力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要求把有限的资金应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相关项目的建设中，要求所使用的资金尽可能地获得最大的效益或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要求大量的资金不要毫无意义地应用在穷兵赎武准备战争和发动战争以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上。只有当台海两岸所有的资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应用在民用设施的建设上，应用在社会发展的项目上，应用在人民群众的福利上，应用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上，而不是应用在相互敌视的战争上、不是应用在对于同是炎黄子孙的中国人的屠杀上，那么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就必然赢得了可靠的成功之保障。然而，现实的台海两岸的情况，可以说是与上述理想状态完全地背道而驰的，是很不理想的，是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不痛心疾首的。
大陆的军费每年都相当可观，理由无非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祖国统一，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江山社稷。据说，一九九七年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GNP与军费 之比。花大笔资金购买俄罗斯淘汰下来的巡洋舰，花上十亿美元从以色列等国购买预警战斗机，买坦克、买大炮、买枪支弹药、买飞机，花的全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换来的却都是屠杀自己同胞的新式武器。
除了把钱扔给外国的之外，在研制、开发以及运用核武器方面，在制造远程导弹等高科技武器方面，中共也投入了难以计数的资金，而国内的广大农民却仍然生活在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贫困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找不到工作生计无着，甚至连有一技之长的工程师们也只能维持他们暂时的可怜巴巴的温饱。极权专制下的百姓嘴上不说心里都会问：那些巨额的有如天文数字一般的资金难道不可以给那些无房户建造一些安居的楼房？难道不可以给那些仍然穿不上衣服、穿不上裤子的农民们增添几件新衣？
中国大陆的军费委实庞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用这些巨额资金来购置武器、对付当权者们誓欲消灭的国民政府和台湾人民的，就是用来对付台海之战可能导致的所谓“外国势力干涉”的。战争狂人这种种劳民伤财之壮举，确实无益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民，确实无益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确实无益于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为何偏偏要干下去呢？这难道不是愚蠢而无聊的自杀与杀他之举吗？
台湾的军费呢？台湾的军费每年也是相当高的。从美国等国购买各种各样先进的舰船、飞机以及大炮等常规的和不常规的武器，把大量的新台币换成美元、换成英磅、换成法朗、换成马克去贡献给反正不是中国的外国。结果呢？同样是白花花的银子换回了一堆可以杀人如麻的新式武器。当然，我们理解台湾面对战争威胁不得不进行自我防卫的难处，但我们也希望中华民国的政治家发挥智慧，能够找到更好的既能迫使北京政府放弃武力又能保卫台湾民主成果的良策。
试想，如果这些经费、这些有如天文数字一样的经费不是用在军事上，不是用在武器的购置上，不是用在所谓“祖国统一”和“台湾防御”上，那将为中华民族解决多少问题？把购买武器的钱转化成购买科学、购买技术、购买教育、购买人才、购买书藉等等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项目上，那又是何等的理想，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有意义？
台海两岸，大陆和台湾，仅仅因为中共强加的意识形态分歧，仅仅因为共产党人偏执狭隘而又不甚光明磊落的心理，就把滚滚的巨资抛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抛流向杀人武器的生产国和制造商，抛流向那些军火贩子，抛流向那些给战争狂人作后盾的人类文明的毁灭者，实在太不值得了。这种做法，无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害，也给两岸关系造成了不应存在的紧张局面。因此，有理智的两岸中国领导人都应该为了中华民族之大义、为了两岸中国人民的幸福和长而久之的安宁，不要再做出不理智的采购大量武器的决定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岸应该建立政府决策级的专家小组，拿出一个节省人民币、节省台币、节省港币的和平方案，以使中华民族去除战争的铁幕而和舟共济地寻求自我繁荣、自我发展的美好前程，以使中华民族与丑陋、肮脏与血腥的战争武器相揖别、与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一切邪恶势力相揖别。倘若如此，则台湾人民幸甚，大陆人民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4.坚持台海关系“三原则”、希望的曙光将荡涤中华民族痛苦的历史
如上所述，台海两岸关系“三原则”，即（一）“中华民族大家庭”原则、（二）“永不开战的和平”原则和（三）“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都是有益于台海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都是有益于中华民族人人向往的现代化宏伟事业的，都是有益于每一个中国人走向民主、自由、繁荣与进步的康庄大道的。
中华民族应当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应当骄傲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应当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华民族应当有非凡的智慧、非凡的爱心、非凡的勇毅去面对现实，去解决现实问题，去解决台海两岸的关系问题，去解决一切应当解决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华民族已经有太多痛苦的历史，所以有必要从历史的苍海桑田中汲取应当汲取的教训。时代在召唤，和平的时代在召唤，文明的时代在召唤，进步的时代在召唤，发展的时代在召唤。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任何真正的中国人，都要担负起保卫和平、反对战争、追求进步、克服落后、追求发展、反对倒退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人的神圣责任，这是自我价值的确立，这是人权觉醒的明证。
对于中华民族的永远的和平与幸福，笔者在此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寄希望于台海两岸富于理性的领导人，寄希望于台海两岸富于理性的民众，寄希望于台湾，也寄希望于大陆，寄希望于大陆，也寄希望于台湾，总之寄希望于每一个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祝好人一生幸福；祝中华民族永远平安，祝中华民族永远幸福。
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哪里？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希望？还有没有光明的前途？如何回答此类问题？以什么方式回答此类问题？只要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够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并根据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审时度势地申视历史、看待现实、展望未来，那么回答无疑就是肯定的。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台湾人也好、大陆人也好，都能够以充满亮点的人性去观照同样充满亮点的人性，以慈悲的心灵普渡另一个或者另一片慈悲的心灵，那么我们所可能或必然获得的就是扑愣扑愣飞翔的和平鸽、迎风飘逸的橄榄枝、还有那少男少女们的天真无邪的纯洁而美丽的歌声。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于和平：和平是一切生命不被蹂躏、一切生灵不被涂炭的保证；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不被野兽的魔爪所践踏、不被血腥的残暴所摧毁的证明。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民主：民主是保卫和平的伟大力量，民主是埋葬战争的唯一途径，民主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通道。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行动自由是推翻专制极权等暴政的尖锐武器，是破除各种形式禁锢与枷锁的革命性力量，是破除皇权、回归人权、破除党性、回归人性的如风如歌如潮的不可阻挡的气势。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法治：法治是确保社会正义和公正的根本标志，法治是歼灭人治的野蛮与暴虐的社会审判，法治是人性的起航扬帆并高歌猛进于人生的汪洋大海，法治是埋葬兽性的广大坟场和深不可测的渊薮，法治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于人权，就在于人权全面的觉醒、人权根本的自立并与党权相分离。人权高于党权，人权高于政权，人权高于王朝，人权高于领袖。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核心，人权高于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应当为人权服务，都应当为人权和人权的实现而设置。
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或曰良心：以善为本、以爱为本、以真为本。良心是每个人有意识的和有人性的自我规定。要按照良心的法则行事，要回归基本的人性。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所有这一切，那么谁能说中华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是没有伟大的希望的？最近，亦即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台湾进行了一次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的全民直选，民进党的陈水扁承诺了这些基本的人性原则，于是他成功了。
二、陈水扁当选台湾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的意义
虽然，台湾的这次总统直选，形式上与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相差无几，表面上看甚至一模一样，但本质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直选仍然是一党执政，亦即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基本特色。二○○○年三月十八日台湾总统直选的重要性和伟大价值，就在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以及政党的轮流更替。这次选举，意义非同小可；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人权的胜利，是法治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开天辟地的伟大胜利。
1.台湾选举开中华民主政治之先河、多党竞选制必将取代一党独裁暴政
陈水扁通过竞选、通过颁布自己的施政纲领、通过自己的竞选方案，而走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最高职位，而成为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这就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官爵分封制古老而没落的政治传统。这是以“人民竞选制”取代“官爵分封制”，这是以现代的票箱政治取代传统的宫庭政治，这是以现代民主政治取代循环不已的王朝体制。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就政治体制来说，百年来都是几千年如一日的王朝体制生生不已的轮回，都是变了个名称或花样翻新的朕即天下的皇帝变种。那些面孔不一、假以“主席”、“委员长”、“总书记”、“军委主席”之名的各种各样的真命天子们，又哪一个不曾愚弄百姓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宫爵分封制，实为帝制，实为祸国殃民之根源。其中主要的特征就是权力自上而下的逐级分封，而不是像陈水扁先生那样地自下而上地直接竞选。陈水扁的当选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可以不要王朝的，是可以不要皇帝的，是可以通过开放的、透明的竞选方式战胜黑箱作业、暗箱操作的宫庭政治、宫帷政治的，是可以用一人一票的自我选择的方式随心所欲地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是可以畅所欲言地和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如此等等，意义委实重大。
任何一个人，倘若他要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就必须依凭其实力，亦即真才实学、勇气与智慧，并把这些优越之处变成他推行自己施政纲领的能力公开亮相，接受选民们的检验。每一个竞选者还必须在汲纳各方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施政纲领，自己的治国、治省、治市、治县之方案，并且待他的施政纲领、亦即建政方案为统计学多数的民众所认同、赞许与支持之后，才可以成为国家不同层级的行政管理岗位的管理者、领导者和统治者。这，就是现代民主政体的根本来源和主要运行方式；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民主化和文明化的显着标志。
与传统的由上至下任命官吏的王朝式的政治体制不同，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则是由下而上的竞选行政首脑、并为选民们的统计学多数所认定的政治体制。依据此种观点，二百多年前的美国就已经开始实行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了。因为，自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人民就开始了不同地区、不同范围的乃至全国范围的竞选活动。凡是要成为美国的行政首脑的，无论是市长、州长，还是国家行政首脑 —- 总统，都必须通过竞选的方式走上业已被选定的国家行政管理岗位。不竞选，则不能成为执政者；要成为执政者，就必须通过竞选。竞选，是国家机关行政首脑产生的唯一方式。由于竞选的公开性，因而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密室政治；由于竞选的透明性，因而去除了王朝委任的内部肮脏交易和权力私有之弊端；由于竞选的多样选择性，因而使选民们能够精心地选择其所想、所愿的侯选人、并投下庄重的一票。竞选，是现代化政治体制所由建立、所由形成的唯一途径。没有竞选，就没有现代化的政治及其体制，就没有现代化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就没有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和公民社会。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届政府，包括近百年来的民国政府，包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大陆北京政府，都毫无例外地实行一成不变的王朝政治制度。虽然不叫王朝之名，但却有王朝之实；虽然不叫皇帝之名或虽然新“皇帝们”没有被加冕，但却被冠以不叫“皇帝”的种种其他名称的并且是尚未加冕的“主席”、“委员长”、“总书记”、“军委主席”等等。
中华民族的悲剧历史就在于有压迫人权的王朝之政权的存在，就在于存在有各种各样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名目繁多的正宗的和变了种的皇帝及其分封的大大小小的皇帝，就在于没有竞选制的官爵分封制的几千年如一日的实行，就在于没有民众的政治选择权的应用和实现，换言之，就在于没有竞选而只有任命的腐朽没落的腐败与无能的权力构成机制。
如今，台湾人民通过直选的方式，亦即通过投下庄重的一票之方式，选择出自己的行政领导，选择出治理国家的有能力者，选择出最佳治国方案的施行者，这是对于中华民族血泪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矫正与修复，这是拨正中华民族历史航程的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动作，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一次杰出的和伟大的演练。其重要意义不容抵估，其示范作用尤其巨大。
值得研究的是，为何陈水扁作为台湾民进党的总统后选人，竟能够击败业已执政了九十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后选人连战和独立后选人宋楚喻而直接当选呢？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像现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那样恋权不放呢？为什么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竟能够以自动下台的方式尊重普遍的民意呢？回答这些问题只需要一个答案就可以了，那就是：在多党制的民主条件下，政党轮替实在是正常的而且是平常的、是再正常不过的而且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多党制不是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个党不容置疑地行领导之权，其他党还怎么竞争？一个党不容许挑战，其他党还怎么样表达不同意见？一个“领导下”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一党独裁的全部本质，至于“多党合作”就更是无稽之谈了。现在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党”，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歌功颂德的“合作”，只有欢呼赞扬的“合作”，而没有也不允许有批判指责的“合作”，更不允许有“分庭抗礼”、“自立门户”的“合作”。总之，八个“花瓶党”只能紧跟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地走着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腐朽没落之路，只能以牺牲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作用乃至自己的存在，为中国共产党残酷的一党专政作陪衬、作帮闲或帮凶，作欺诈社会的政治工具或称御用工具。
一党专政的残忍、缺德的表现是：这个党的任何理论、任何组织、任何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不可以批评的，都是不可以评论的，都是不可以置疑的，都是不可以反对的，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是“战无不胜的”，也是“无坚不摧的”，等等、等等，尽是好听的。一党专政到处给自己贴金，极尽标榜吹嘘之能事，一方面它广告做得好，以求蛊惑人心之实、以求坑崩拐骗之实，另一方面，又以枪杆子和刀把子的血腥与暴力逼使人们就范，亦即必须承认这个党的一切伟大与一切辉煌，倘若不承认，那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那恐怕就得死有余辜了。
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不朽英名的。与其说是赢得“英名”，莫不如说是业已臭名远扬。这是中国大陆统治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这个情况可以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还仍然保持着“五十年不变”的专制特色，何时改变，怎样改变，现在尚不得而知。看来，中国大陆的无能昏庸的执政者是不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不想让民主与自由的春光照临中华神州大地的。这，实在是中国大陆人民的悲哀与耻辱。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台湾的国民党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国民党也是一党专政，虽然与共产党比较而言，它还略显开明，它还不像共产党那样赶尽杀绝。但一党专政的本质却与中国共产党殊途同归，总是以残忍、非人性、暴虐与血腥为特色的。
大陆时代的国民党和台湾时代的国民党都以其严苛的一党专政而使无论是大陆人民还是台湾人民都蒙受到相当深重的苦难。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一直采取党禁政策和报禁政策，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所松动。其中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镇压事件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一手导演、一手策划、一手造成的，例如“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等。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党，无论是谁，无论是“伟大领袖”还是“英明核心”，抑或是任何一个平民百姓，都应该懂得这一十分浅显的道理，都应该知道这一极为普通的常识：没有任何事物、任何理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或地区，是不可以评论的，是不可以置疑的，是不可以反对的。简言之，任何事物、任何理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是可以批评、可以评论、可以置疑、可以反对的。
所谓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亦即一党制，实质上就是一党执政而不允许反对与置疑、不允许置批评乃至反对的制度，这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罪恶丛性、冤狱遍布、血腥与暴力充斥的制度。所谓的多党制，亦即可以由一党执政，但却必须而且可以为民众、为其他在野党所批评、置疑甚至反对的制度，这是民意可以畅达、舆论可以公正、政治必须多元、言论可以自由的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这是根除腐败、消除冤屈、伸张正义、远离血腥与暴虐的文明制度。
现实在中国大陆实行严酷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以其不无欺诈的诡辩之口吻说，中国大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因为没有其他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可以实行领导，其他党来领导，还不如共产党来领导。这种“聊胜于无”的维护一党之私的心理，业已昭然若揭。一方面中共把中国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例如徐文利、秦永敏、王有才和各省、各市几十个中国民主党党部负责人非法地关进监狱、非法地判刑十年以上，另一方面又说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执政，因为其他党包括中国民主党都没有执政能力，这岂不是像一个强奸犯强奸了一个处女之后又说这个女人本来就不是处女一样吗？这岂不是像一个劫匪抢劫了钱财以后又说这个被劫持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财一样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竟堕落到如此的无耻之尤的程度，委实叫人眼界大开了。
国民党倒是有执政能力的，可不可以让国民党回大陆重新执政？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国民党也可以而且应该重返大陆执政；大陆的中国民主党也可以竞争执政；各民主党派的那几个“花瓶党”也可以丢下“花瓶”帽子真正地独立自主，并且也可以竞争执政；还有台湾的民进党也可以到大陆与中国共产党竞争而执政中国大陆。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党派平等地竞争、竞选的方式而合法地执政，以彻底更正中国共产党现实的非法执政的不良之状态、缺德之状态、野蛮之状态、罪恶之状态。
中国大陆只有实行了政党轮替的政治制度，才能从王朝循环不已的历史误区中真正地走将出来，才能从一党专政的腐朽没落的卑鄙、肮脏与暴力的血腥中真正地走将出来，才能从“到处莺歌燕舞”实则满目疮痍的谎言王国里真正地走将出来。恢复真实、恢复人性、恢复被剥夺了的、被压迫着的、被蹂躏着的中国人的所有基本的权利、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恢复社会生活的稳定与秩序，所有这些，都需要实行政治体制的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都需要现存的执政者抛弃陈腐的恋权不放、“占着茅坑不拉屎”（邓小平语）的恶习，都需要确立必将赢得子孙后代赞誉的“华盛顿精神”，亦即急流勇退的弃权精神，都需要对现政权不断地进行合法的颠覆，以增进执政的活力与热情，都需要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的广泛普及与具体应用。总之，政党轮替这个原则在台湾业已变成了人人可以接受的现实，作为在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难道还有什么理由恪守“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一党专政”的非民主的独裁原则吗？
在中国末来的政治制度中，应该采取“一党执政、多党竞争、轮流坐桩、平等参与”的方式，这正是未来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十六字方针。所谓的一党执政，并不是永远地执政，并不是以此党的政策压制并打击其他政党的政策，而是有限期地执政，而是以和平的而非武力的方式进行平等的说服，进行平心静气的商榷和讨论。所谓的多党竞争，就是在政治舞台上，每个政党都可以并能够以自己的实力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以自己的建国之方略而赢得人们的认同、理解和支持，以自己的创见而走上国家不同的行政管理岗位乃至最高的行政管理岗位。这样就需要二种保证：一是建立并完善富于竞争力的政治家市场，二是建立并完善使政治家蜂拥而出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所谓的轮流坐桩，就是每个政党都具有执政的机会和可能，并通过自己不懈的合法的努力，由在野党的地位上升为执政党的地位，而执政党倘若不再适应社会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执政党的地位下降为在野党的地位。按照未来所可能制订的法律之规定，每隔四、五年即举行一次全民性的大选，各个政党都可以公开自己的施政纲领，都可以走上竞选之路而力争赢得人们的认同，都可以赢得或多或少的选票，最后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票数认同下，获得最多数票的党将赢得执政的权力。所谓的平等参与，就是在未来的政治竞争中，不分所谓的大党与小党，不分所谓的执政党与在野党，每一个政党都要统统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有实力，谁就获得冠军，反之谁就要被淘汰出局，即不能获得执政的地位。平等参与，是使各政党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所有潜力的绝对必要的途径，是使社会生活正常化的应有举措，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必然的和顺理成章的表现形式。
总之，陈水扁的胜出，有力地证明：专制独裁的王朝是没有前途的，是终归要没落的，是毕竟要为新型的竞选的民主制所取缔、所代替的。
2.台湾经验宣告了独裁者的“亚洲价值观”、“中国特色”彻底破产
亚洲价值观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这个执政了几十年的垂垂老人作出的、莫名其妙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发明。亚洲价值观意即在亚洲生活的人民所拥有的价值观，它鼓吹亚洲人只适宜在专制极权制度下生活，它赤裸裸地宣扬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
李光耀之所以提出子虚乌有的“亚洲价值观”，不过是要为亚洲的封建专制和奴隶制及由此造成的独裁罪恶寻找可以继续苟延残喘的托辞，是要迎合包括中国极权专制主义者在内的各国独裁者延续腐朽统治的需要。说穿了，“亚洲价值观”是极权主义者自我保护的一捅就破的画皮和一把肮脏的保护伞。如果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真的存在，那么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国古代价值观”、“中国现代价值观”。这种把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五马分尸的、凌迟的、腰斩的所作所为，只能造成文明的衰微与无望，只能形成社会的普遍愚昧和落后。如果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真的存在，那么就无疑地肯定了以下的谬论：“价值观是相对的、是有差别的”，“人权是相对的、是有差异的”，“人权有不同之分”，亦即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自由权，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不自由权，中国人只有动物化的生存权，美国人可以享受高度文明，中国人无权享受高度的文明，中国人就只能是低等民族、劣等民族，等等、等等。袁世凯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中国人民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民的；而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中国人民的，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民的。既然中国的统治者都不把自己的臣民当作人来看待，那还怎么样要求外国人重视和尊重中国人？那还怎么样要求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人权是普适的，人的价值是普适的，人性是普适的，是不能割裂的，是不能肢节的，是不能否定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是不是“亚洲价值观”，台湾经验算不算亚洲价值观？这些明明是亚洲人的价值观怎么就不算是“亚洲价值观”，难道非得把独裁的人治与流氓的极权主义政府的腐朽意识当作“亚洲价值观”以兜售其奸不成？难道要把野蛮无耻的罪恶统治当作“亚洲价值观”不成？那么，这样的亚洲价值观又有何益？它除了给包括中国、越南、北朝鲜等专制王国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带来连绵不绝的灾祸之外，又能带来什么？亚洲人是人类的一部分，只不过所居住的区域有所不同而已。亚洲人也是人，也有无可否认更不可剥夺的人权、人的价值、人的一切。亚洲人也应享有人类共享的自由权、财产权和对幸福的追求权。中国人作为亚洲人民的一部分，也毫不例外地享有普适的人权和人类普适的价值。故此，“亚洲价值观”可以而且必须终止其为极权专制辩护的恶劣影响。
台湾经验充分证明：亚洲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体制下，亚洲的中国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体制下，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享有民主，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自由的大地上。故而，“亚洲价值观”可以休矣！中共套用“亚洲价值观”发明的什么“国情论”、“中国特色”可以休矣！
台湾总统直选揭晓无异于向世界宣布了，袁世凯和江泽民鼓吹的“中国人民只配具有生存权而不配享有民主”谎言的彻底破产。台湾的中国人已经享有了民主，大陆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享有民主？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大陆人就只能在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下奴隶似地围绕着江核心的皇权宝座顶礼膜拜、苟延残喘？
当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人民具有生存权”时，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疑义地是在剥夺广大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是在把中国大陆的全体人民降低到低级动物水平上的一种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因为，任何动物都有生存权，只要这个动物不危害社会与自然、不危害人类，所有的动物都无可避免地具有存在的权利。这一点，只要看看“珍稀动物保护法”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明白了。由此可见，“生存权”的说法是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十三亿生存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全部“动物化”而且是低等动物化的显着标志，是剥夺中国人民基本人权的野蛮而愚昧的宣战书，是置中华民族的民主与自由于不顾、而只是一昧地维持残酷的专制主义政权、亦即维持其封建君主宝座的滑稽可笑的荒唐托辞。
人的权利决不是仅仅生存权一项，生存权顶多是人的基本权利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讲给予中国人民生存权的江泽民及其先辈们毛泽东、邓小平和他们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以剥夺中国人民生存权为其根本行为方式的，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保持红色江山万年长的不屈不挠的信念。一九五○年年“镇反”杀掉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指斥为“反革命”的中国人，有无生存权？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打家劫舍、批斗“黑帮”、揪斗“牛鬼蛇神”、枪毙遇罗克，割掉张志新的喉管、无所不用其极地草菅人命，有无生存权？仅仅一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恶果，饿死三千到四千万中国人，有无生存权？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江泽民语），实则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以计数的北京市民与大学生被坦克碾死的、被子弹“误打”而死的、被关进监狱迫害至死的，总之鲜血汩汩、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有无生存权？
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所谓“生存权”的名义招摇撞骗于中国大陆，也欺诈于国际舆论，既不能掩盖其残暴而野蛮的、充满着污秽与血腥的可耻的历史事实，也难以自圆其说地为自己无耻的现实罪恶寻找口矢，更不能为其非法的作恶多端的权柄增添一星半点的光彩。被江泽民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生存权”的名义低等动物化了的中国大陆的全体人民应当勇敢地、当仁不让地和义无返顾地捍卫自已的各种权利，包括财产权、追求幸福权和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权利。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是不可肢解的，更不是可以被围剿、被歼灭的。人权要自立，人权要自觉，人权要自强，人权要克服并最终战胜一切非人权的罪恶的现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文明社会并显示自身的全部聪明才智的希望之所在，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良好夙愿，这正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别无选择的康庄大道。
台湾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有能力、有智慧、有信心地战胜强权、战胜专制、战胜独裁，完全可以享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所能享有的民主。让“生存权”见鬼去吧，让这种恬不知耻的猪权马权狗权驴权见鬼去吧。中国人民要的是人权，要的是自由，要的是民主，要的是法治，要的是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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