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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6日讯】
主持人﹕杨晓梅
嘉 宾﹕美中地区著名政论家廖中和先生
主持人﹕廖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在SARS疫情漫烧全球﹐各个国家包括中国老百姓自己都在批评中国政府对SARS疫情的隐瞒。但自从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长孟学农被撤职以后﹐中国的宣传形式有了一个很大的逆转。中央电视台从开始的低调报道﹐也改成目前以“众志诚城﹐战胜SARS”这种特别专辑进行大幅度报导﹐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发扬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齐心协力战胜SARS。可仔细一想﹐很多人有一个困惑﹕这个最早的肇事者﹐如今怎么又成了救难的英雄了﹖您能不能从您长期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廖﹕好的﹐谢谢你。事实上SARS的问题﹐当然最主要就是中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隐瞒。但问题是病情本身并不懂得什么是爱国﹐它也不懂得怎么去配合你。那么你隐瞒不住的时候﹐再来去补救﹐再去做种种这种措施。然后回过头来只好象变成我有若干人民。当然这想起来是相当荒唐的一件事情。首先本来隐瞒就已经是错误了。那么你现在去补救更应该努力的去补救﹐而不必要强调要走群众运动的这种方式。其实比较实际的采取有科学根据的这种方法还会好一点。
主﹕我们回顾历史看到历次运动也都是这样。一个错误发生了给老百姓造成了灾难以后﹐对这场灾难的制造者﹐老百姓没有一个反思的机会。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后﹐灾难制造者的威信反而得到了加分。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如果说百姓不能从历次灾难中得到反思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将来是否还会发生象SARS疫情这种情况﹖
廖﹕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关键。你如果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话﹐那么就象很名的哲学家乔治‧桑塔那亚讲的﹕“你不从历史中学习教训的话﹐你就会被指责为重复这个历史的错误”。就中国的这种情形来讲﹐就是说﹕一有错误﹐尤其官方有了错误﹐有人负责当然是比以前好了﹐但是不必说一有人负责就好象官方政府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没有了﹐大家全部都要跟着我们来搞运动。假定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中共政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那就是搞运动一抓就灵。那么就科学的东西或者象SARS这种疫情的东西一抓就灵﹐我是蛮怀疑的。
主﹕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新闻报导的真实性和新闻自由的问题﹖在一个没有新闻机构的监督之下﹐百姓很难知道真实情况。我们看到大陆的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官方的新闻发布会知道的。我们知道各国驻京的媒体记者也不少﹐可是他们很难拿到第一手资料。不象台湾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那样﹐我们能看到现场的情况。无论医院封院也好﹐还是如何处理疫情也好﹐大家都有一个了解。可是在中国就看到不到这种第一现场的情况﹐大家不了解政府是如何处置这些SARS病患的﹐因此很恐慌。有人不知道自己得了病会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治﹐隔离后会不会因此就从地球上蒸发了﹐甚至连家人都失去了联系。百姓肯定会有一种恐慌。因此﹐新闻媒体对事件报导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也是个关键的问题。
廖﹕事实上﹐如果没有新闻自由的话﹐就等于除了官方以外没有别的取代的东西可以让人们心理有所准备。我们再以SARS这个疫情来讲﹕假定中国大陆能够透过自由的媒体来发布﹐那么一般人本身就已经有所警觉。同时另外一方面﹐对官方也施以压力﹐就会迫使你采取更有效﹐更负责的行动。所以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在现代的社会里来讲根本就不是一个健全的政治体制。
从这次SARS病情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因为你老觉得隐瞒对你有利﹐如果不好的消息发布以后对国家一定不利。那么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我到是希望北京的当权者在这次的痛苦教训里面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主﹕对。我们也看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说的新闻真实性是同新闻工作者的阶级性是一致的”。那么这句话就是说新闻是否真实要看政府的需要﹐新闻完全是为政府服务的。因此新闻不但不敢报导事实﹐而且如果报了不好的消息或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很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或卖国的行为。尤其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下﹐做为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会更大。
廖﹕好﹐你刚才讲﹐在大陆人们认为新闻是为政府服务的﹐那么我更要问一句﹕“政府又是为谁服务的呢﹖为在中南海的人服务的吗﹖还是为一般老百姓服务的呢﹖”如果是为一般老百姓服务的﹐那么新闻自由和政府的功能应该是相符相承的﹐你怎么能总把他看成敌人一样﹖或者是老排斥﹐因为苻合我或对我有利才报导﹐这个东西我们从现代社会或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当然是很荒唐。并且﹐事实上我们过后来看﹐是不是对国家有利呢﹖只是造成更大的损害嘛。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
主﹕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政府掌握了所有国家资源。这个政府对百姓来说是唯一选择﹐只能相信﹐无论报导的是真是假﹐老百姓也只能接受﹐没有别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很难自救。比如说象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中部发生的爱滋病的漫延情况﹐百姓就很难自救。因为外界不知道﹐所有的报导都被认为有损国家形象﹐或别有用心。所以百姓根本不知道﹐也没有一种自我防御意识。那么我想﹐在未来﹐很多隐藏的这种因素﹐是不是会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危害呢﹖
廖﹕事实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周刊就已经提到﹕到了2007年中国大陆的爱滋病患者可能高达一千万。您想想一千万这个数字是多可怕。而中国官方如果不是外界已经报导了的话﹐老是隐瞒﹐坦白讲这样对我们的民族﹐对未来的生计有什么帮助呢﹖不但对未来没有帮助﹐而且对你今天大陆一天到晚在讲要稳定形势﹐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不要老以为新闻自由一定是对我不利﹐如果你老这样认为﹐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其实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啦。
主﹕对﹐是这样的。如果说为了百姓好﹐就一定要有一个监督的机构就是开放新闻媒体的自由﹐才是真正的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的利益着想。
廖﹕对的。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东西﹐就是说新闻报导的本身能够辅助你政府不足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中国大陆的人好象都要仰望政府﹐要把很多的生活资源或自己的行为指导都依赖政府。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中国的人口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负起这样一个责任。那么有了新闻自由﹐同时也有了个人自由的话﹐由人民自己来负起﹐让人民自己来做种种有利于他们的选择或者他们认为明智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是更有效﹐同时也减轻你政府的负担嘛﹖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真的可以说把13亿人民的生活背在自己的身上而不垮的﹐压都压垮了。
主﹕所以﹐新闻的自由对中国来讲真是非常的重要﹐对全世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廖﹕对﹐所以象你们这样的媒体人员更应该争取新闻的自由。
主﹕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来讲﹐报导事实确实顶着很大的压力﹐尤其在中国那种特殊情况下。如果说媒体起着监督政府的作用﹐那么报道的很可能是政府的一些错误﹐这样就会被认为是反政府﹐损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再加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部分人并不同情你﹐因此﹐有的时候压力来自双方。
廖﹕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所有符合官方的﹐合乎政府自以为利益的就是对人民有利益吗﹖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逻辑就很简单了。并且﹐如果人民跟政府的关系﹐人民总是工具的话﹐那我承认只好这样了。如果政府的存在不是把人民当成工具的话﹐那么一方面要让人民有自由﹐一方面新闻界发挥功能的地方就是拥有新闻自由。
主﹕有时在中共这种民族主义宣传的刺激下﹐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对媒体的真实报导面前能够很冷静理智的对待。
廖﹕这当然是触及到中国大陆社会到中国大陆社会基本面的问题了。但是我也不相信整个大陆13亿人都是这样﹐只是当作人家的工具﹐只能当作奴才一样。我讲奴才好象不好听﹐我是顺着刚才你的思路这样讲的。在中国大陆如果每个人都听命于中共政府的话﹐那就等于13亿人只有一个脑筋。如果你只用一个脑筋光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去竞争﹐那么你当然处于劣势。从这个角度来看﹐让更多的脑筋去想中国的问题﹐去想解决的办法﹐永远是比只用一个脑筋想问题要是好的。
主﹕如果说谈到发扬民族精神﹐我们到是觉得最早透露出SARS疫情真实消息的北京309医院的蒋彦永医师应该是民族英雄。如果不是蒋医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况。但是中国政府对蒋医师不但没有做正面的报导﹐而且有消息说他已受到了党内批评。
廖﹕这件事我也觉得很遗憾。当然我的观点和你是一致的。事实上蒋医生的这种表现就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中国大陆让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她的希望。就是因为还是有象蒋彦永医生这种人﹐他们愿意为了整个国家﹐整个百姓﹐而不是为了哪一个政府﹐哪一个党的利益﹐挺身而出﹐把实话说出来。这一点就是让人觉得中国大陆还是有她们希望所在。当然了﹐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不会象你刚才讲的遭受到种种打压﹐那么中国的前途当然会更好。
主﹕对。所以我们看到蒋彦永医师透露这个消息的确对世界来讲都是一个贡献﹐否则我们现代还不知道SARS要漫延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中国开放新闻自由对世界都是一个贡献。
廖﹕用英文来讲﹕一个人确实可以Make Differents﹐这点非常的重要﹐也把这话送给无论是在中国大陆的同胞﹐还是在海外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一个人可以Make Differents”。
主﹕所以说我们大家要从历次的运动中得到一个教训﹐有一个反思。这样才对中国真正的有好处。如果中国能在民主和新闻自由有所改革的话﹐对世界也是一很大的贡献。感谢廖先生今天上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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