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中共十六大被搅得热浪翻天﹐在海外也被带动得一片熙熙攘攘﹐尤其那些新投共派﹑亲共派﹐或者正在逐步进入迷共牢笼的华人舆论界人士﹐都在一窝蜂地为中共评功摆好﹐使尽各种劣拙的诡辩﹐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中共统战的马前卒。
“对中共十六大吹箫打鼓拍马屁的﹐莫过于认为中共从此即可开步走向“自由化”和“制度化”了。在这方面﹐被人认为激进反共的洋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居然一变而拔得了亲共的头筹。他为中共十六大所作的“四个最”的总评—即“最有秩序﹑最为和平﹑最周密审慎﹑最守规则”(此外还有“七个第一”﹐于此从略)﹐即可授与他“亲共派”冠军地位而不遑多让﹔而并不逊色于此的﹐便是有人还认为“毛泽东的一人“专党” ﹑万寿无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故而“值得高举双手热烈欢迎”﹐更要大家都把希望寄托于“新的江胡体制”之上﹔因为“体制”的航标便是十六大将江泽民的“伟大”学说–“三个代表”列入了党章﹐“毕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也正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奉迎之为“铲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使之成为了江泽民“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慎重至极的重要理论。其吹捧比之当年大呼毛泽东是不落的“红太阳”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暂且撇开潜在的统战金权交易的黑幕不谈。奇怪的是﹐正当这许多“迷共学者﹐极力想往中共脸上贴金”﹐千方百计要为中共建党胚胎的成型﹐及其生命基因加以掩盖﹑抹煞或淡化的时候﹐ 中共却表现得坦然。不管十六大开幕前后﹐还是江泽民的政治报告﹐都已一再明告世人﹐他们的所谓“政改”﹐过去是﹑现在更是“要坚持从国情(﹖)出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而“国情”也者﹐便是中共世代相传的一党独裁专政的帝制要绝对坚持﹐并且还要加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 一句话,也就是必须将非法的独裁专政,通过自我制订的“法律程序”, 加以固定的“强化”, 然后达成其国人不能不承认的 “合法化”, 这便美其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而便堂而皇之的拒绝接受由西方兴起﹑并已成为西方各种不同政制模式﹑却是全球公认的以自由民主主义为一致内涵的普世价值。这便是中共整个十六大所要强加于中国人头上的致命点。这些人无视于这一点﹐真不知是中共自乱统战阵脚﹐还是对这些人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以致他们的盛名也蒙受了落差。
因而也必须再次揭穿中共的无耻谎言。中共真的“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了吗﹖正好相反。众所周知﹐中共建党胚胎的成型﹐恰恰便是以西方卡尔‧马克思主义的精子﹐经由俄国列宁主义的以武装斗争为实现阶级(实为独裁集团)专政的母胎而全盘照搬﹐因而形成了至今尚存的中共与西方共产帝国血肉相连的中共“共独”的政治模式。毫无疑问﹐同时代的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建立的中华民国﹐也是源于西方政治模式的一种﹔但她的胚胎﹐却是由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基因”所组成﹐因而到了台湾﹐终于开创了华人也能享受自由民主政治权利的先机﹐而无需沿用暴力的推翻。可知﹐这无关乎“国情”﹐更无关乎“西方”﹐端视“独裁”与“民主”而已。中共过去以俄为师﹐“挟洋自重”﹐而当共产帝俄分崩离析一命呜呼之后﹐中国的“共帝”却又以“国情”作为遮羞布﹐抱的依然还是西方帝俄的僵尸而无法脱胎换骨﹔于是﹐便衍化为今天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作为进一步迈向现代社会主义法西斯的催化剂。
故此﹐“三个代表”犹如皇帝的新衣﹐换了一件又一件。谁都知道﹐中共至死不愿还政于民﹐是以两种策略为其支撑点﹕其一﹐便是邓小平在共产帝俄土崩瓦解之时提出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韬光养晦﹐作审时度势的“静观其变”﹔随之其二﹐则是不断换上让人眼花缭乱的皇帝新衣﹐“随机应变”作“万变”﹐博取大众赞赏其适应“时髦”﹐蒙混对付世界自由民主大潮的强力冲击。其实在这方面﹐他们的毛皇帝高明多了—不管江泽民穿上什么“三讲”﹑“三代表”﹐还有什么“三个问题可以谈”等等新衣﹐都只不过拾毛帝的唾沫而已﹔不要看中国官方闹得如此热火朝天﹐而民间却是腻了胃口﹐兴味索然。
唯是海外(也包括台湾)几个华人知识人士﹐不甘落后于投共的几个“侨领”﹐更在意于察言观色了。为了讨得“共独”皇帝欢心﹐比替换皇帝的新衣更善于舞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花样翻新﹔有的把“三代表”捧成“足以为去共产主义化铺砖砌石”﹔而有的则以诡谲的语言提问﹕假如共产党真都“三代表”了﹐“那么谁来代表共产党”﹖这完全是一种刻意的把逻辑思维搅混﹐其意图则是以迂回曲折式的替“三个代表”宣扬“江泽民的创意在于把群众路线……摆脱政治挂帅﹐有其客观性﹑能代表则生﹐不能代表则亡”﹐因之﹐只要“遵循了三个代表路线”﹐便“不论是否采纳自由主义﹐也不必担心自己不是经由公民选举出来的执政党”﹐照样“共独”称霸可也﹗更念念不忘以此攻击李登辉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为“分不清民之所欲﹐与长在我心之欲”的“改革异化”﹔用心之恶毒﹐更在于以维护和美化“共独”之独裁专政﹐来达到对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全盘否定和丑化。皇帝的新衣真的就那么神奇美化吗﹖否﹗只要将其剥开﹐皇帝的新衣便没有什么可诡秘的了﹔诡秘的只是为此的诡辩。譬如﹐“将三个代表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放在一起”﹐其实并非“贴错门神”﹐而正是中共片刻难离的“守护神”。江泽民在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便是通篇摆明了的坚持独裁帝制的诏书﹐又怎能刻意扭曲为三个代表最重要的“功用”﹐在于“大造舆论”﹐向国人及世人宣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自我改造﹐……从马列革命党﹐转化为全民执政党”呢﹖而把不是由全国公民选举出来的“执政党”﹐美化为可以自行“转化为全民执政党”﹐其本身便是弃置了对民主政治的起码认知﹔因此﹐又怎能不计较其“黑猫白猫”﹑“姓资姓社”而一厢情愿梦想其“甩掉专政的尾巴”呢﹖所以说﹐诡辩不是真知﹐是谎言。
应当说﹐最早也是最彻底和最系统地批判和揭露“三代表”这件皇帝新衣的严重欺诈性与伪善性的﹐首推曾任赵紫阳秘书和政体改革研究室主任﹐却吃尽苦头的鲍彤了。他在十六大之前便已一而再的深入揭露批判了这皇帝的新衣﹐尤其2002年9月21日﹐此间《大纪元时报》以两整版篇幅一次刊完他的“已死和未生之际–再评三个代表”长文﹐真是透骨铭心﹐把这件邪恶的皇帝新衣彻底掀开﹐赤裸裸地还原了皇帝的恶魔真相–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由自己宣布自己“始终是”代表什么什么﹐就正是以皇帝的新衣掩盖其魔鬼嘴脸的恶行﹐目的就是使人必须承认魔鬼“永远就是真理的化身”﹐任其伤天害理﹑无恶不作﹐也都得承认它是“替天行道”的德政了﹐由不得任何人向魔鬼说“不”﹗所以﹐“三个代表”的要害便在于“始终是”三个字。
鲍彤指出﹐当上世纪四○年代﹐世界共产潮流全盛时期﹐中共和全世界共产党一样﹐“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马列主义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也便是要把世上一切权欲占有﹐毋庸置疑地要由其“代表”﹐这是“政党制度的异化﹐皇权的变种”﹐也就是中国“共独”皇帝“三代表”的旧衣裳。现在﹐皇权早被革了命﹐什么“无产阶级”﹑“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共独”旧衣裳的护身符﹐也都显现了妖魔化的原形﹐皇帝的旧衣裳便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再也不能遮羞了。于是﹐江泽民辈才妄图“偷梁换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新老三个代表之间﹐“又继承﹑又发展”﹐目的始终在于要“挽救一党专制”。所以﹐那“始终是”三字﹐既是“三代表”前提所必须的“限定词”﹐也是其“目的”与“核心”﹐更是江泽民搜尽枯肠才挖掘出来的“画龙点睛”之处﹔抽掉它﹐皇帝的新衣便化为乌有﹔识别它﹐妖魔的原形便无法逃遁。
江泽民这点小聪明﹐本来用不着花那么大的心思才能识别﹐只是这件“共独”皇帝的新衣﹐常常涂抹上一层金权统战的迷幻剂﹐不仅诱惑了好些“侨领”为其吹箫打鼓﹐也把一些本来良知未泯的海外知识界的心灵毒化了﹑扭曲了。当然﹐更可怕的莫如有人仅因听了人家以“共匪”之声作“共独”之批判﹐便自称激愤得要“为匪张目”﹐并且声称今后仍然是这“主体”的一员﹐犹如自甘沉沦为“共奴”。所以﹐著名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戴晴﹐最近便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痛心疾首地要人们想到﹐中国不仅有腐败的“官员”﹐还有腐败的“学者”﹐腐败的“教授”和腐败的知识分子﹔甚至说﹐“新左派”还有一个名字叫“爱国贼”﹗(见2002年11月30日《大纪元时报》报导) 真令我震惊而不能不深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