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5日讯】本来我很愿意尊孔子之言三十而立，在获得学位后回国任教。但我的理想未能经受住大陆现实的严峻考验。所以９６年从北大回来后我就着手寻找赖在德国的借口。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居留权很难得到。我钻的空子是身为获得过德国资金的中国作家我可以继续繁荣德国的文化生活。外事局让我出示各种证明外，还要我保证不成为德国社会救济金的领取人。为我提供这一经济担保的是位收藏家。他的藏品包括中国各个朝代的陶马，木马，石马……惟独没有现代马，所以就在一位替我诗歌配图的画家那儿看上了我这个属相为马的现代人。从他的朋友莫拉处我获知高行健也首先遇到了德国伯乐。
高行健第一次到德国是８５年，当时他得到了一笔德国资金。热爱八大山人的莫拉看上了高行健的画，从此成了他的德国靠山，并于８７年圣诞节前满足了高行健想到欧洲呆一到两年的愿望。因为他只会法语，所以莫拉把他安排去了巴黎。本来高行健打算在８９年回国，但六四后中共剥夺了他的国籍，于是法国人给了他政治难民的居留权。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莫拉已收藏了他一百多幅画。
我听说高行健时，大叹这位四十年代生的中国人还有机会学国画，而六十年代生的我虽然爱画，却只学会了赏画，求人代画和给画写文。我无缘去参加他的画展，也从未见过他的作品。我是在威尼斯当闲人时从一个意大利人口里听说世纪末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个生活在巴黎的中国人，当时我没想到是他。因为这位意大利人把他的名字完全念错了。后来我才有机会读到“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
今年上网后，读曹长青批高行健时颇有异议，所以后来见署名燕窝的把曹长青的文章比作燕窝，我乐了，因为这两种燕窝我都觉得不错，如果彼此能扬长避短，那就太好了。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何况作者读者都受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思想境界的限制。诸葛亮刘伯温有神通能超越局限，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预言有几人能懂？
我赞成曹长青对李慎之的评价。六四的鲜血可以让余杰和我这样的小字辈看透中共的魔性，而不曾让李慎之觉醒，可见他在中共的精神牢笼中陷得有多深了。六四后曾一度入狱的李洪林在我眼里比他清醒明智。他的“命运”诉说了他们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为了迎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赴汤蹈火，结果却招来了认马列这个最不民主最不科学的外来邪说为真理的独裁专政。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曹长青既然有幸摆脱中共的魔掌，来到自由世界，用“曹长青意识”启发尚在魔掌中的学者，堪称义举，否则如何驱马列意识出中国人脑呢？总之，“曹长青现象”比“韩素音现象”可贵可喜，值得爱国华人感谢，因为曹长青利国利民，而韩素音只利党利己。
但用曹长青意识没法去看高行健的个人意识“灵山”。高行健是个不可多得的对宗教感兴趣的中文作家。从他作品的名字（我还知道“八月雪”）就可见一斑。当然这和他曾经被诊断为肺癌有密切关系。在那之前他象所有的无神论者一样嘲笑烧香拜佛。但在他得到死亡诊断书后“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虽然他“不能理解一个人正当盛年，也作这种蠢事，但我竟然祈祷了，还十分虔诚，纯然发自内心。命运就这样坚硬，人却这般软弱，在厄运面前人什么都不是。”当他再去医院照片时，他的肺癌不翼而飞，于是医生说是误诊。
看了他的生平和“灵山”中对此的描述后，我笑了。作为信神女我知道他发自内心的祈祷感动了神佛，佛给他去了病，虽然他本人还未意识到这份恩典。他象唐僧一样渴望到达灵山，然而只能找到灵岩，因为每个求道者，每个修炼人都必过的色魔关，他没能闯过，还“性”趣正浓，让懮国懮民的曹长青反感。我曾象他一样在宗教和世间四处求道，才终于找到了法轮佛法，所以看“灵山”时可谓一目了然，况且里面也讲述了不少我所熟悉的佛道两家的奇闻异事。我以为这是高行健艺术魅力之所在和获奖的原因。他获奖绝非政治因素，因为入籍法国的高行健不关心国家大事。他的自我意识很强，但民族意识不足，也没社会责任心，所以我个人更赞赏三者兼备的刘晓波。
刘晓波的博士论文是我读完了的唯一一本现代中文专著，虽然我这辈子读了不少专著，最后一本是德文的“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史”。全书１０３０页，我只读到７２９页，便第二次回国寻找出路。从此我再也无暇顾及这样的“专”头。所以上网后看见刘晓波的名字，我象见了熟人，因为在这之前我还看过他写的六四经历。
作为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信神女我理解刘晓波的西化论，但不赞成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所深恶痛绝的中共专制正是一个西化的政权，这是它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封建专制的根本区别。无论哪个王朝打下天下以后都信神敬天，尊孔奉佛求道，皇帝为天子，凌驾于臣民之上，但行王法，施仁政，有异议，大臣可以告老还乡，百姓可以拦轿喊冤。皇帝更不影响三从四德，三教九流。而中共夺取政权后，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神论暴力论），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取代了神龛佛相孔子牌位。在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失去了一切自主权，什么都要中共说了算，从生儿育女婚嫁丧葬到上学工作居住迁徙。所以我以为不用西化，不学美国，只要赶走马列，就可复兴中国。有儒家风范正身陷困境的孙大午的实践足以应证我的观点。
刚上网时，正赶上“英雄”出笼。于是又一次目睹大家讨论张艺谋。第一次是因为他和巩俐的婚外情。当时有人恨不能是包公，把这位“现代陈世美”给斩了。我读了秦香莲的哭诉也愤愤不平，不明白巩俐为何要当个不光彩的第三者，让人怀疑她不是凭本事，而是靠色相当上影星的。为了同情秦香莲我从此不看张巩的电影。到了德国后，一次被朋友拉去看中国电影。散场后，我便对德国朋友们讲，“红高梁”既不含中国文化（儒释道），不合中国民风习俗，也不带中华民族特色。这是一位中国男人受了好莱坞影响在借电影艺术宣泄个人的性意识。如此没有内涵的男人不可能拍出真正的中国电影。
所以，我一点不奇怪张艺谋会与党俱进，拍出“英雄”。自“新中国”在大陆成立后黑白便颠倒了，英雄皆被迫害甚至被残杀，唯有小人能出人头地。象高行健和我这样的中国人只能靠着洋伯乐才得以出头露面。而韩素音等也得借洋丈夫或洋产业才能讨得党的青睐和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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