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7日讯】六四事件，枪林弹雨，血雨腥风，在中国历史上给普通人一个很深的错觉，就是“乱”，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用心于此的人，他会知道正是在这场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冲突中，青年学生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使许多从前以为万世不移的观念开始松动，并且脱落。这也正是后来江政权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原因。然而江政权推行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没落方针却生生的剥夺了青年学生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国历史所作出的这一丰功伟绩。正因这一没落方针的推行，它的坑蒙拐骗掠夺学生鲜血以自肥的骗人之术竟造成了中国社会“借乱吃人文化”的泛滥。
一，“稳定压倒一切”没落方针的“借乱吃人”的欺骗性。
“稳定压倒一切”没落政策一方面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强调六四学生事件的灾难性，夸大国家发展中“乱”的危害，将造成六四这场历史灾难的原因完全归罪给青年学生，蒙骗国人只关注学生运动“乱”的表象，而忽视学生运动对促进人们观念更新的实质作用，将青年学生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的改革契机与动力残酷掠夺，据为己有，而使国人误以为中国经济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完全是党和政府的政策英明，完全是党和政府惩治动乱，整顿腐败，推行改革的结果。一方面预设一个实际并不曾出现的“乱”，让自己在国人感觉中处于劣势，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似乎的确已经国难当头，身临危厄，而为之心存哀怜，设身处地，共赴国难，从上一次灾难中加深对所谓“动乱”的仇恨，同时使有志改革的人们面对其强力暗示的“迫不得已强制稳定”的国家机器的威胁产生将被镇压的恐惧，进而加强此一方针对人民的威吓，奴化人民，扼杀和吞吃渴望推动政治改革的新生力量。“稳定压倒一切”没落方针的实质，就是借一个已经出现的“乱”，同时预设根本不曾出现的“乱”以达到“吃死人”，同时也“吃活人”的目的。正是这一没落方针的推行，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造成了中国社会“借乱吃人文化”的普遍泛滥。
二，中国理论界的“借乱吃人文化”
著名学者，《河殇》撰稿人之一谢选骏先生在其<苏晓康真是《河殇》的“总撰稿人”吗？(2)>一文中有一段话陈述过一个事实：‘王小东说他光荣地接受了“民族主义”称号；我呢，当然可以对其抵抗所谓“主流知识份子”的勇气表示钦佩，但谁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自称在“重重围剿下至今仍旧十分艰难困苦”地对抗“中外权势集团”，然而，证据呢？’谢选骏先生所提及的疑惑即为“借乱吃人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显然，谢先生他从前的学界朋友，《河殇》当时的推崇者，现在大陆当红学术名人王小东即是“借乱吃人文化”的一个成功典范。在这里，因为个人恩怨，现实窘境以及个人恩怨和现实窘境正造成的痛苦使这位当初面对中西差距民族文化深具理性与判断力的文化精英在遭受王小东们为落实中共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政策时不遗余力对如他一样会造成社会所谓的“不稳定”——“动乱”因素进行声讨时似乎失去了判断力，只感到了痛，而不知道痛的根源在哪里，造成他痛对王小东和整个中共政治有什么利，也忽略了王为什么会搬出一大摊“主流知识份子”“中外权势集团”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敌对势力，以为这痛是属于个人恩怨，只出在王本人，那些他所谓的敌对势力应该与己无关，因而没作深究。就其实这就是王以及如王之流人们的高招！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借乱吃人”蒙人方针有模学样的翻版。就象江政权不再用文革的模式，直接喊出“打倒一切阶级敌人”那种赤裸裸令人恐怖和憎恶的口号而改用极具欺骗性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愚弄人们一样，在中共及其政府渐趋失去民心，百姓渐知自己其实也有判断是非曲直的权利的今天，如王一样的人们他们深懂拿组织，拿党，拿紧紧跟随“稳定压倒一切”的英明政策指引，已经不可能再象过去毛泽东时代那样为人们所艳羡，信服，也就是不再讨好，甚至已经是一种不光彩了。而恰恰相反，由于中共政府的恶劣形象，以及社会发展已经不可能让中共政府草菅人命，再如从前毛泽东时代那样可以因对百姓“看不惯”而使其以“文字狱”获罪，而造成中国社会百姓可以也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对“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不满与反感，对“以小反大”“以弱制强”的同情，支持与认同。如王之流的人们深谙此道，或者是为了完满政府的任务，或者是为了升官发财，或者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出人头地，谋名求利，于是玩弄手法，如江氏“稳定压倒一切”的吃人方针虚拟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乱”以蒙骗国人的同情、信赖与认同争取民心一样，王也虚拟一个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强大对手，并让自己处于劣势。显然在中国社会今天真正可以让人引为对手的只有已经完全敌对的两大势力，一是中共政治，一是反中共政治。而中共政治显然是碰不得的，那正是他们要曲意迎合，紧紧跟随，努力巴望着从那里取得官源，财源，名源之处，岂敢招惹！那么就吃定反中共政治！可是反中共政治，如六四受难势力，法轮功势力（或许法轮功本身只是修炼团体，在理念上并无反中共政治之意，但由于中共的迫害则使它在为捍卫自身权益的争取过程中其行为也外化成了中共的反对势力），他们已经是弱者，是中共政治下的“小”，是应该遭同情的角色，当然不可以直接上马，提刀就战，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同情民心。而王之流知道在今天民心已经是不可轻易而违的，时局的变化让他知道，他要成功，一方面要得长官——中共政治的认可，一方面也务必有民心认同。可是民心不是中共政治，有着强大的监控机制，不可欺。民心不过是一些闲言碎语，街谈巷议，大家以口相传而最终形成的良心，如果以讹传讹，当然是可以骗的！于是拟出所谓“主流知识份子”“中外权势集团”，而他根本不会告诉你所谓“主流知识份子”“中外权势集团”到底在哪里，是哪一类人。就象我后文要提到的那中国诗坛目前红得正在发紫似乎想要与北岛在中国诗歌史上分庭抗礼的于坚大批中国诗坛的“诗歌体制”一样，他根本不会告诉你他所说“诗歌体制”是什么（诗歌能有体制吗？靠，想起来我就要骂，哄那些正捧着他的外行可以，能哄得了那些真正的诗歌内行？）。他这样偷梁换柱，暗中转换，于是把那些正遭受政治压迫甚至放逐在现实生活中早已沦为弱者，而在他们那领域真正属于良心与旗帜，但对于这个领域的现实来说他们早已经属于被驱逐已不在场者的观念和人们，将他们遭歧视受迫害不在场的现实剔去，只虚拟地保留他们曾经因为是良心与旗帜而得到人们的爱护，尊敬与支持的这一虚幻一面，且努力将这一面无限扩大，扩大到比他们当初曾在场时对这些目前努力扮演成弱者而本来亦即为腐朽没落的观念和人们构成的威胁与压力更大的极至，而让人们，那些围观的外行，容易欺骗的民心产生错觉，真就以为这些虚拟者目前正遭受那些他们虚拟出来的而其实并不在场的观念与人们的深重打压与排斥，因而大言不惭将那些在那个领域真正属于良心与旗帜而在现实政治环境中因遭歧视受迫害不在场已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观念与人们就这么在他们虚拟的骗局中一刀一刀，生吞活剥，填进了他们的肠胃，为中共及其政府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在其领域消灭“不稳定”的“乱源”，争得头功，进而养肥了他们的名利、地位。
二，中国文艺界的“借乱吃人文化”
既然是“泛滥”，当然不会是个别现象。在此之前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与当今中国诗坛偏安、萎靡、堕落、腐败的诗风作了不屈不挠的决斗，其影响之大绝不低于当年北岛们的“朦胧诗派”，至今这一“余毒”仍在大陆蔓延，中国诗坛正掀起的对北岛们的所谓反思就是沿于我直面现实痛批时政震撼了中国诗坛，而诗风之犀利诗量之庞杂与当年北岛朦胧诗派的倡导与反叛几近类似而引起的；现在正如火如荼在大陆诗坛上演着的“垃圾派”也正是我、刘歌等与于坚、伊砂、沈浩波之辈发生“灵肉之争”时“老头子”等几个人截取中间，打出所谓“向下，还原，非灵非肉”口号赢得了一帮不愿意堕落而又害怕恐怖的诗人的心而在当下的产物。于坚现在是中国诗坛的大红人。写到这，我忽然想起民运人士之中也与诗有联系甚至因诗起家的红人贝岭，虽然说见怪不怪，但还是有必要一说。我不知道民运，即反共势力（此指意识形态）中的红人怎么会对中国诗坛，即当今中国政治现实中不可能不屈从中共意识形态而生的诗坛红人称道赞许？要知道诗歌是所有体现意识形态的艺术中最直接最深刻最具表现力的方式。如果说意识形态是由许多器官组成的人体，那么诗歌就是这人体的嘴巴，其声音就是作为人体的意识形态的想法。一个反共的意识形态，一个趋共的意识形态，如此针锋相对的两张嘴巴，居然在吵架时，民运的一方代表贝岭（请不要反对这代表一说，贝岭曾多次公开说自己不是一个民运人士，也不喜欢民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言论，见曹长青《有尊严的回家》，文中也拿事实批驳了贝岭吃奶不认娘的言论）竟称赞对方是自己的同路人，认同他的伪“民间写作”是真“民间”，承认对方高唱的反“诗歌体制”是在反中共政治的“诗歌体制”（见贝岭《中国地下诗歌状态检索》www.ilc.cuhk.edu.hk/chinese/poetry010109.htm）。在中共现实政治之下不要说他正红得似乎要发紫，如果说是真“民间”，是在反中共所规定的“诗歌体制”，他能生存，能频频见于中国官方媒体吗？不然，为什么我在那里竟没有立足之地而他能？贝岭的言论是可笑的！不，是可悲！是民运的可悲！别人拿着刀子直掏他的心脏，他竟然在欢呼“做得好！你是对的！”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只有一点，就是同于坚一样，贝岭也一样在欺世盗誉，于坚是努力在读者面前隐瞒自己的身份为中共作说客，以争得话语权，谋名求利，而贝岭则是暗中将自己可怜的民运身份出卖换以得众人的喝采而沽名钓誉！老实说我一直都觉得海外民运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种爹不要娘不管爷爷奶奶用脚抛的局面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这种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吃里爬外的行为出现的频率太多造成的。且看于坚到底是真“民间”还是假“民间”，是反倡导民主之“诗歌体制”，还是反中共之“诗歌体制”？我曾在发表于大陆《他们》诗刊的《是语言创造了什么还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一文中曾作过批判：在于坚<谈诗论道>中有下面这样两段文字耐人寻味：‘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写作传统崇尚虚构？我发现，中国很少有卢梭、普鲁斯特式的自供状式的写作。昨天看凤凰电视台郑也夫教授讲“中国的信任危机”，其中说到五十年代以来的“杀熟”现象，就是检举揭发的对象都是熟人亲人。因为生人的事情不知道，没有把柄，捏着的把柄都是熟人的。我由此想到，人们为了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逃避灾祸，已经习惯于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虚构自己的生活。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来自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站在虚构的一边”可以天马行空，不负责任，在形而上的精神王国玩弄语言游戏，自我戏剧化，令人景仰的乌托邦气息，超越于芸芸众生，“比你较为神圣”。“回到事物本身”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写作，它是我们时代生活状态的语言证据。试想卢梭如果生活在文革时代，《忏悔录》不正是最好的定罪材料么？杀熟都找不到门，自己倒统统供出来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和良知的底线，这个底线是超越所谓“阶级路线”的，古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是跟着此一时彼一时的“大义”去“灭亲”，那么人和人就永远无法彼此信任，任何关系只是积累“把柄”而已。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虚构的、暂时的，只是攻守同盟，迟早有一天要被揭发的。“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险的写作，因为换一个角度看，它就是“把柄”。“站在虚构的一边”则比较安全，因为无迹可寻。’
在上面两段文字中，于坚努力要将肤浅的，浮在精神世界之外，执迷于事物表面的写作，也就是他极力为之辩护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上升到精神层面，似乎这种写作是在一个民族的道德与良知中想要或者可以揭示什么，似乎它冒着严重风险在闯入一个不被现实世界所允许而却是人们所极力渴望心向往之的崇高的精神禁区，在为人们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罢，安心也罢总之对于我们是属于祥和类的精神世界的美好东西。但他怎么上升也没上升上去(怎么可能上升上去？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如何上升上去？)，而是以虚拟和预设，把这个现今现实温床内的快活宝宝放置到文革时期或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人人自危的场景之中让它在他自己一厢情愿想象的虚构中，欺骗读者，让读者跟随他的引导，去误以为它可能会遭受危险和磨难，而使人们对他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险的写作’的观念产生认同。这实在是苦心孤诣，曲意拔高，为“肉体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强加上“悲壮”“崇高”“英雄主义”的色彩！因为就其实，这种肤浅的，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写作在现实政治的怂恿下正快活得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万花盛开。于坚之所以要如此这般，是因为在他心中很清楚，真正的诗歌总是充满着冒险和悲壮，充满着苦难和辛酸，他为这种在现实世界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不负责任的写作虚拟这些冒险和悲壮，苦难和辛酸，就是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崇敬和掌声，进而使这种虽然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但因为肤浅，随心所欲，不负责任而并没被世人全面认同，甚至仍在遭受抨击的写作能够获得人们的首肯与承认，从而挤下徐志摩，艾青，北岛的传统，而真正坐上正统的位置！切，如果我这时对他说：“这是妄想！”绝不为过。另外于坚在文中提到“安全感”，他说“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来自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显然于坚将普通的生活的“安全感”与宗教式的精神的“安全感”混为一谈了。“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这应该是在谈精神的宗教式的“安全感”，而不是他所指的“生活的安全感”。“生活的安全感”应该是指对现实世界顺境和逆境所产生的危险和平安感，既然这里谈的是诗，是意识形态，是形而上，就应该属于“精神”的“安全感”。而“精神的安全感”就应该来自“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所谓“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就因为人们“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相信着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相信的理念也罢，教义也罢，信仰也罢这些精神世界的事物。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相冲突时，“精神的安全感”与“生活的安全感”其显现应该正好状态相反。我就想到我曾写过<死--告诉丑恶的世界>
即使你斩断我的喉管
死
对于我
依然会是一种食物
你想让我对着你啼哭
想让我朝你泪如雨注
你错了，真的错了
我会让这死
在肠胃里翻覆
在咀嚼后变成一摊肥沃
在你期待看到的枯荒处
我要让他在枯枝之上长出花束
告诉你吧
对于一个
象我一样的人
恐惧虚
远胜于恐惧实
恐惧生
远胜于恐惧死
生存对你是他的残忍
死亡对他是你的无能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他面对精神世界真正属于他相信的事物时，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且只有这样子才能让他获得“精神世界”的“安全感”。而不是于坚所说的“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当然“诗人”是“人”，他不会不具有“人”的一面，当“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时，感到“意味着不祥”，这不是他“诗人”的一面而是“人”的一面。于坚对此混为一谈，要么是自己无知，要么是为所谓“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渲染一种“别人不能他们能”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色彩。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在“人”和“诗人”之间我的心态是平和的，并去强要求什么而去走极端，也就是应该面对的时候，我会坚持，会面对，在不必面对坚持时我也会不面对不坚持，而不会象海子，因为坚持而放弃生命。但是于坚既然是在谈“写作”，谈“诗人”，他就应该诚实的面对这些真正属于“写作”“诗人”的问题，而不应该一方面在谈“写作”“诗人”，一方面又是故意偷梁换柱以普通人的眼光蒙骗人。其实质是为了招摇撞骗，蒙哄过关，让所谓“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在世人心中取得合理的通行证，让逼逼鸟鸟杀人抢劫畅通无阻霸占诗坛市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于坚所极力反抗的所谓“诗歌体制”即是他所说的“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也就是他极力为之辩护与倡导而在现今大陆诗坛畅行无阻盛极一时的所谓“肉体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的反面——升华精神境界提高人对自身认识的写作。这种写作在当年诗坛就是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派，而北岛的朦胧诗派不说是如我现在的写作是直指中国现行政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有过鞭挞，正是这一鞭挞才有了人们的对“人”的觉醒，才间接为后来的六四学生运动准备了合适的思想根源。现在于坚把自己扮演成在冲击所谓“诗歌体制”的弱者在极力对抗中国的诗歌传统，显然跟王小东在中国理论界对抗以《河殇》作者苏晓康、谢选骏为代表的西化思潮是同出一辙，一脉相承！就其实，他们是弱者吗？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共江氏“稳定压倒一切”政策豢养下在各领域有模学样欺世盗誉极力复辟的“吃人”打手！他是企图以他所倡导的“肉体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淹灭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认识与追求，麻木世人，将读者推向只专注人动物性的一面！
四，“稳定压倒一切”没落方针造成的“借乱吃人文化”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泛滥
请看国内著名民运人士刘晓波2003年8月7日在〈大纪元时报〉所发表的〈大陆警察的另一面〉一文，其中写到：
‘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执行的镇压命令的道义正当性，也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让百姓反感，在不得不执行一些镇压的命令时，不再讲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识形态高调，更不想靠强硬的恫吓来改变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慑、说服、感化和收买的多管齐下。
‘首先，动用所有执法者惯用的威慑策略，而且为了降低威慑的狰狞面目，他们不会用直截了当地威胁语气说话，而是经常做出朋友式的关心姿态，他们会说”我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彼此有了了解，甚至可以称为朋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反正我是把你当作朋友。对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不难为你，你也别给我添乱，双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挣口饭吃，对个人对国家也有好处。而这种朋友式的心里话表达的核心仅仅是：”如果你不配合，后果自负。”实质上是威慑恫吓。
‘其次，他们大讲”依法治国”和”恶法也是法”的道理。他们会说：”我们不想改变也自知改变不了你们的思想，你们可以保留和坚持你们的思想，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除非你们有能力改变目前的法律–当然，我也希望改革这样的法律–但在没改之前，哪怕它是恶法，但恶法也是法，我就必须执行。再说了，对于社会稳定，恶法下的社会秩序，总要比无法可依的乱来好多了，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盛行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结果。”其次，大讲警察所要信守的职业道德，”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他们经常拿出的理由。他们会说：”如果我不执行上级命令或法律，就是执法犯法，也违反职业道德，你们不是也很反对执法犯法，很讲究遵守职业道德吗？作为朋友，如果我们颠倒一下现在的角色，你穿上我这身皮（警服），你会怎么做？”言外之意是：我们这样做与我们个人无关，而仅仅是职业使然。
‘再次，经常用自己的饭碗来获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讲这个职业对他们个人生计的重要性，而且讲得最动情最诚恳：”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干警察像干其他工作一样，说到底就是谋生的饭碗。如果我不这样，我就等于自砸饭碗。不瞒你说，我老婆已经下岗，孩子刚读中学，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这点工资……”第四步，以上策略，完全是诉诸于利益的说辞，执法者意在告诉被管制者：我们在观念上没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们也不在乎。只因为我的职业是警察，更因为我干这行是为了养家糊口，这身警服就是我的饭碗，你总不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专干砸别人饭碗的勾当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最后还是你自己吃亏。’
文中刘晓波将大陆警察的两面性归结为“犬儒主义”，并且将这种“犬儒主义”视之为“进入小康时代的人们”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没有原则和信念的犬儒主义聪明，在今日中国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不仅精英们轻车熟路，而且执法者们也玩的驾轻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刚柔相济的双面，与斗争哲学的单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种进步，起码不那么狰狞、残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谱系中的孪生子，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所造成的道德底线的崩溃，必然使进入小康时代的人们变成唯利是图的犬儒。”
我则以为他所观察到的大陆警察的另一面就是中共江氏“稳定压倒一切”没落方针造成的“借乱吃人文化”的具体而真切的反映。他们一方面降低身段，似乎在一个被他管制的弱者面前他反倒是弱者，以博得你同情与配合，一方面在这种以低姿态示弱的管制中削弱你的意志，“吃”掉你对自己权益的争取与努力，满足他们保全“饭碗”，甚至升官发财的目的。这不是儒家的过错，这是“稳定压倒一切”“借乱吃人文化”有模学样造下的罪过。即使将这一恐怖气氛中的没落方针换一个地方，就是放在美国这样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做法也会跟随人性的变化而一样会发生，一样会残害善良人们的正当权益，合理追求，和正常生活！现在，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凡夫走卒在这一“稳定压倒一切”没落方针（中国极权专制的变种）的强力推行下，“借乱吃人”，都以此骗术为生，形成的中国所普遍泛滥的社会文化就象当年毛泽东治下的文字狱一样盛行在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如此猖獗，如果没有民主的制衡，没有对极权的制约，长此下去，中国的社会心态将会沦落到何种地步！2003/9/4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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