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3107万重庆公民：
见信好。今天这封信是你们能看到的《致重庆公民书（系列）》最后两封信当中的一封。当你们见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是中国农历腊月二十一了，农村开始杀猪宰羊，红苕、谷子堆在家中，高粱杆、包谷杆堆在柴房和屋檐底下，小娃儿爬在地上弹玻璃珠、滚铁环、玩“骆驼”、打鸡毛键、爆火炮，大人围在桌子上打一角钱一“金”的“金八块牌”，还有“大贰”、“摆十块”，哈哈，那真是悠然啊。过去那些年的这个时候，我都是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坐在灶边添把柴火，割点腊肉，喝几两江津老白干，谈些老人赡养、弟弟妹妹上学的事情。可是已经两年了，我和母亲再也无法享受到这一切。今年大年三十晚上24点，我会和母亲在遥远的一方为你们放上10圆火炮，寄托我对你们的思念。无论到天涯还是海角，我都忘不掉我的家乡音，忘不掉你们的嘱咐，忘不掉长江、二狼山、涨谷坝、山顶上，忘不掉新建小学、永川十二中、萱花中学，忘不掉恩师武德琼、李培文、朱平、芦伟，忘不掉我在那里的初恋女友林洁林，忘不掉看着我一天一天渐渐长大的杨大家族和邻里邻外——重庆乡亲们啊，新年将至之际，杨银波深深地想念着你们！
■简介
梁如成：女，汉族，1955年九月十八（10月21日12时）出生于重庆永川市涨谷乡新岸山村11组，1974年7月初中毕业，无党籍，务农；其父是1921年腊月二十八出生的梁绍武（1978年四月初八去世），其母是1933年冬月初六出生的朱云富（1985年七月失踪），家族成员众多。1981年1月25日，梁如成与当年小学同学、同村同组农民、1956年正月十九（2月23日3时）出生的杨庆华结婚。1982年正月二十（3月13日5时），杨建平出生，8天后因“气风病”死亡。1983年正月十九（3月3日5时），杨银波出生。1993年3月，因经济极度艰难，梁如成至贵州省水城县打工（搞建筑）。1993年11月，至云南省澄江县打工（搞建筑）。1996年3月，至广东省广州市打工（农场种菜）。2003年5月26日起，停止打工生涯，同杨银波一起生活，正式接受对各种复杂疾病的全面治疗，并负责杨银波的饮食及其他家务照料。其丈夫杨庆华现在贵州省遵义市打工（搞建筑）。
■梁如成访谈录
杨：今天已经是2004年1月8日了，新的一年已经过了8天。从去年5月26日被“解放”至今，228天过去了，你有何感受？
梁：再也不用跳来跳去了，生活比原来幸福，日子比原来舒服。那个时候，天天起早摸黑，跑来跑去，天晴落雨都要去干，走路要快，喝稀饭要快，解手要快，干工要快。站在田里面手脚慢了，组长要吼，总管要吼，那个样子啊，就像农村的小娃儿看管小鹅儿：鹅儿走西，他要拿棍子让你走东；鹅儿走东，他要拿棍子让你走西。整条腿泡在水里面，最深的时候水把屁股都淹住了，还是要下去，组长、总管不让我走坎上，只能站在水里浇水。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9点多钟又要去看你。那个时候你就是专你的工作，老是不吃饭，一把面吃三天，人都饿瘦了。把你的饭搞好，等你吃完，回去的时候都晚上11点半了，厂里早就关门了，我又要叫门卫开门，门卫还要吼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同一个宿舍的人都睡得“呼哧呼哧”的了。我真正睡着的时间才4个多钟头，白天站在田里都要倒。只是为了解决临时问题，吃上两包头痛散，慢慢就打起精神了。
杨：让你费心了。
梁：你现在还不是一样？一天劳累到晚，有时一个月20多个通宵，早上7、8点你又总是说“不要叫我吃饭”，醒来的时候才吃一顿，然后第二天又只吃一顿。一年365天，你真正吃过的饭加起来才400多顿。饭跟你整好了，热喷喷的，你又说不吃。反正你现在的脑子里就是工作，其他啥子都不谈，身体不谈，病情不谈，你自己的婚姻不谈。你今年都要满21岁了，哪个时候你才顾及你自己？就是为别人操心，一说话就是北京啦、重庆啦、上海啦、山东啦、湖南啦，你哪个时候关心过你自己？你看你这张床，到处都是纸，笔到处都甩起、挂起，将来要是娶了媳妇，你媳妇肯定要骂我这个当娘的，怪我没教你“收拾”。
杨：时间来不及啊，事情太多。万一哪天我被捕了，这些事情就只有拖下去了。
梁：我没有不支持你的工作。但是饭要吃饱，一天三顿，哪个人像你这样一天一顿的？我是你母亲，你想想看，从你10岁离开我，然后你20岁才跟我一起真正生活，我们母子俩真正坐在一起吃饭的期会有几回？来一个民工，你就走出去了；来一个电话，你就放碗了。坐在电脑面前，吃饭、洗脸、洗脚都在这里干。你看看我现在这身病，像胃溃疡啊、风湿病啊、关节炎啊、高血压啊、肾结石啊、神经衰弱啊、头痛发烧、肌肉浮肿、眼睛弱视啊，将来你比我还要严重。你要休息，你要好好休息，人不是钢铁啊。不管这个世道怎么样，你都要撑得下去，至少身体要撑得下去才行。
杨：你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很伤心。
梁：我晓得，我也为你难过。杜导斌被抓了，赵达功又受到威胁，重庆开县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呢，电话啊、书信啊、稿费啊，都不顺利。我这颗心也是经常提心吊胆的，老是问自己：“生活呢，是比原来好了，但这样的生活还有几天？”看到别人被抓了，我就想到自己的儿子会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都快新年了，好多人家都在吃团圆饭，但有些人家呢，丈夫被关在监狱里，儿子被关在看守所里，听见人家放火炮，就只是一个劲儿地掉眼泪。哎，我跟他们这些人也一样，都很紧张。这个国家也搞得太不像样子了，搞得人家家破人亡，搞得大家都很难过。社会也变得这么冷漠，人人自私自利。政府干出来的丑事，也要老百姓来负责。
杨：不过，这些天许多人给我来电话、来信，其中也特别地向你问好。
梁：谢谢他们啊。那么多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人，这么关心慰问我，我感到很高兴。我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走的地方不多，见的人也不多，我没有想到在我48岁的时候，还能因为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而知道一些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人。我感到很欣慰，同时也知道你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希望你的那些朋友和长辈能够随时随地提醒你，你有什么做得不对和不够好的地方，希望他们能够向你指出来。工作上的事情，我一直没干涉你，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把握，希望他们经常提醒。
杨：如果我被捕，你有心理准备吗？
梁：很难说。要是突然之间门打开，或者突然之间你几天都没回来，我能怎么办？我这么一个既没有权势也没有金钱的农村妇女，哪个帮我？哪个又帮得了我？我只有抱头痛哭了。钱不钱那都是一个小事，怕的是把你抓去，那就不晓得这个“办”是咋个“办”法，是拿皮鞭来打呢，还是拿警棍来打？是拿刀子捅进去呢，还是拿枪来杀害？可能那个时候只能靠你朋友的帮助了，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希望。我们家到现在也没有几分钱，那个时候我可能还要去打工来养活我自己。你爸爸也没有一点办法。我担心，你要是被抓了，你爸爸可能会团结全家人，跟人家搞个你死我活。还有你那些习武的舅舅，都是些胆大包天的人，抓了你一个，为你打抱不平的人肯定很多。他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知道你的为人。
杨：那你认为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改弦易辙呢？
梁：不可能吧。要是改变了，人家对你怎么看呢？说你杨银波没勇气，没志气，是软骨头，是嘴巴上说得好听。我是经历过几十年苦难的人，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本来就不合理：工资被扣就只有忍了；缴提留款，喊你缴多少你就要缴多少；计划生育要把生下来的娃儿整死，那就只有看到娃儿被整死；要罚你多少，就罚你多少。就像你昨天跟我讲的，离我们老家不远的永川青峰镇的那个23岁的朱礼，上个月她上吊自杀，就是因为她的娃儿是19岁的时候生的，村干部要罚她12000块钱，她家每年才只剩400块钱，咋个缴得起？所以你向恶势力作斗争，为苦难的人说话，这条路我是没有道理阻拦你的。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成了浑浑滔滔的国家，压得住你它就压，可怜的老百姓太多了，如果连一个出来讲道理的人都要被抓被杀，那么那些不说话的人不就是一辈子做奴隶吗？我活了48岁，我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当官，但是做人要讲良心。我爸爸为什么死？就是因为他不偷不抢，得了食道癌，饿死的。当时没东西吃，吃香焦头啊、米皮糠啊、高梁糊啊、白善泥啊。他也不准我们去偷去抢，我有一回刚刚下土准备动手挖人家土里的一条红苕根根儿，就被我爸爸打了一竹扁。爸爸和妈妈还因为这个打了一架。
杨：1999年你大姐就去世了，你妈妈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但你还有4个弟弟、1个妹妹，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梁：很想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如果有一天通了电话、通了信，我想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天要吃6～8包头痛散，但现在我的病情在渐渐好转，再也不用去打工受苦了。对于生病的人来讲，没病的一天就是最幸福的一天。我自己唯一的独生儿子、你们的外侄银波，他已经在我身边，我们母子俩终于团聚了。小的时候，山顶周围的人都说银波学习成绩好，不骂人，对人很礼貌。你们那个时候也知道，有人说银波很狂，有人说银波很有志气。银波现在还是狂，但是他不对穷人狂，不对亲朋好友狂，他改变了很多，他还是没有忘记你们。我现在也很担心他的身体、他的性格，他做的事情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哪里的路不平他就去铲一锄，哪里的树起大风他就去砍两刀。很多老乡的遭遇，都是他揭露的，政府不理的事情他去理。但是我不责怪他，虽然我也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但是他敢于和不同地方的恶势力作斗争，他的勇气我很赞赏。我们周围的这些外省人，也不是都比我们富裕，有的老人大冬天才穿薄薄两条裤子，吃饭都要借人家的米。但是这里搞建筑的，比重庆稍微好些，二三十块钱一天。你们都是搞建筑的，可以到处走走。
杨：我当年“假考”，故意不上大学——母校也对外人说成是“杨银波的分数没达到北京大学录取线”——，而选择了今天这条流浪之路，你对此后不后悔？
梁：这对我和你爸爸来讲，倒成了好事。从长远眼光看，上大学我们也缴不起，损失经济，也没有什么出路，更不符合你的性格。就算你上了大学，我也知道，你还是会和高中一样，选择退学。社会上值得钻研的东西很多，光是关在大学里面，进入不到现实社会中的人民中去，你还是等于没学。现在我只能与你一起流浪了，反正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总比我打工受苦好得多。如果回老家，到年底也剩不了几分钱，安全问题又很多，干不得。我只希望政府能够正确地认识你、评价你，知道你是人民当中的好子弟，是国家的好人才。你接触的人都是正派的人，是政治方向正确的人。不要颠倒黑白，也不要拿原则作交易。
杨：你经常和我在一起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听过张敏、北明、陈奎德、谷纪柔、张伟国、史东这些人的声音，你有何感想？
梁：要说在去年以前，这些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听过以后，觉得他们都是有勇气的人、正义的人，是敢于向不正确的现象提出批评和建议的人，没有这些批评和建议，那么中国就变得是非不分了。现在这个国家确实是这么一个样子，越走越贪，倒黑不黑，倒亮不亮。说全是黑，又像有一点点亮；说全是亮，又像污得很。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恨贪官，因为我也是受害人。如果将来有些人为当官的出主意，那么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我赞成，专门出馊主意、烂点子、挂羊头卖狗肉的我反对。毛泽东就是那种口头上讲“光明正大”的人，只顾他的权力，不顾人民，尤其不顾农民。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那是喊口号，有的是被逼的，有的是没权力，有的是没办法的办法。过去的地主也没现在的老板那么剥削人。我也是照政策办事的人，可是这个社会有钱就会有人，那些人在照政策办事吗？这个政策又算什么政策？所以，中国这么乱，我觉得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问题。凡事要从个人做起，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言行不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那么就要先把自己变得健康，要真诚、要善良、要勇敢。不管社会多么乱，都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人，做好人，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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