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1日讯】1998年10月13日上午10时，我按通知参加了我曾为其中一员的中共陕西电视台编委办支部会议，讨论我的退党问题。我的退党声明是6月20日写的，从那一天起，我就认为我已不是中共的成员了。但组织委员说还要参加，还要履行手续。也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向同事们表明。
会议开始后，组织委员先说了一下我的退党要求，并且念了中共党章的有关章节，但他没有念我的退党书，可能是认为太“反动”，太“恶毒”了吧。接着他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但没有让我申明我的退党理由。
趁着大家沉默的时候，我要过来我的《退党声明》，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写《退党声明》的经过：6月20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政保处4名警察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要我讲出我与几位朋友签发要求政治改革的公开信、呼吁书的情况，并说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为党工作多年了，应该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即表示这是侵犯我的政治权利的行为，我不可能与他们配合，一个字也不对他们讲。我说中共的民主、法制竟然是这样！这使我因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而羞愧！他们问我：“那你为什么要入党呢？”我说我年轻，我没看清，我还认为中共能改正错误，我对中共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真是瞎眼了。我向警方要了一张纸，当场写了《退党声明》。原文如下：
中共陕西电视台党总支：
我于98年6月20日上午遭到西安市公安局传讯，警方要我说出几次在政治改革呼吁书签字的情况，并不允许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或朋友，他们说我是这个执政党的一员，应该好好跟他们合作。一个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竟然遭受这样的政治迫害，这使我更加体验到中共的黑暗和专制。鉴于这个党的残暴腐败，我已不符合这个党的实际状况和条件。因此我宣布从今日起，我退出中国共产党。
马晓明
1998年6月20日
于西安市公安局一处办公室内
因警方说在他们那里写的东西不能由个人随意带走，因此，我要求他们将此声明转交陕西电视台党总支。这次传讯警方一个字也没得到，下午3点多将我释放。几天后，在克林顿总统访问西安期间，就发生了在西安的民运人士被拘捕、被软禁、被骚扰、被强行带出去“旅游”的事件。我也被软禁，电话被窃听。警方的许多做法与特务、黑社会没有两样。
我在会上宣读了《退党声明》之后，谈了我对共产党认识的变化过程。
我是1975年加入中共的。那时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已饱受了中共暴政的种种灾难。反右、大跃进我已经有了印象。59年到62年的大饥馑，我是亲身经历，父亲浮肿了，母亲得了肝炎，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情况刚刚好一点，接着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我受共产党的影响，认为错误是难免的，有开明的人物掌权，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没想到粉碎“四人帮”后又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经济冒进，3中全会以后在经济方面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政治上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民主墙运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致发展到89年血腥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在坦克机关枪的保护下，中共当局拒不实行政治改革，残酷镇压民运人士，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贪污腐败向全方位发展，人民的财富转入私囊，数以千万计工人失业，苛捐杂税，层层盘剥，民不聊生。事实使我彻底失望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与反对改革的意见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是拥护改革的，我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另一个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因为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拒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20年来仍在原有的政治体制圈子里打转，使仅有的一些经济改革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中共在大陆执政时期，使4千到6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早已堕落成封建法西斯的共产主义党，一个鱼肉人民的党，一个对党内和党外都奉行专制的党，改革原来是一场骗局。我不但因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而羞愧、痛苦，还因替共产党作了10多年的宣传悔恨。这种所谓的宣传工作，是赤裸裸的愚民和欺骗。它不但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我自己。现在，我感到我太不适应中共的实际状况，太不符合中共党员的条件了。我是个叛逆者，退出中共完全是我自愿的。
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我希望中共不要抱残守缺，不要在一党专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应该珍视现在又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彻底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要认清历史的大趋势，要尊重人类起码的政治权利，要遵守人类起码的道德准则，目前首先要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在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多党竞争、民选获胜者执政的政治体制。
说到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我们不是红毛怪兽，不是凭空而起，无端生事，而是对中共几十年的专制统治的理性反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一定会观察、会思考、会得出我们这样的结论。我不过是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罢了。至于我因此受到的中共的迫害和处置，我并不在乎。这些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都是必然的，不可免的。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中共那里去讨公道，我将按我自己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生活、行动。一切衡量我行为的标准只有宪法和法律，尽管现行的法律在一些方面还不公正、不合理。
我讲完话后，经过片刻的沉默，组织委员要求大家表态。到会的各位党员依次表示：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接着书记说：政治改革是要搞的，但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在我进行30多分钟的讲话和发言以后，除了书记这句话以外，再没有任何党员出来替中共辩解或反驳我的发言。这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惊奇。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1998年10月15日于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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