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总结为几项大的任务：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四，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结合社会现实、理论发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笔者认为公报存在着极大的局限和不实。
中共执政下，社会不公义
首先，“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只不过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另类表述。尽管新的表述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即谁的发展？也就是发展是否公平，是否为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个体都能够收获与其付出相应的利益？
近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发展中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反而成为发展的代价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为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做出了最大的牺牲；而得到最大利益的群体，却没有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责任。社会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民众怨声载道，游行示威抗议频频发生。据经济学界估计，中国大陆现在的实际基尼系数在0.45到0.5之间，而正常收入差距的国家，基尼系数应该在0.3到0.4之间。任何掌握权力的政党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兼顾公平，否则就不合格，更谈不上有所谓执政能力。在加强执政能力的主要任务中忽视公平维度，显然是不全面的、有巨大缺陷的，注定是无法达成目的的。
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天然矛盾
其次，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天然矛盾，这主要体现在党与人民和法律之间。中共是有自身利益与意志的群体，它与人民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与法律是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因而，不可避免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会发生冲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会产生矛盾。此时，坚持了党的领导就无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了党的权威就无法尊重法律的权威。党的领导与后两者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将三者杂揉在一起，最终只能突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只会成为党操控一切的代名词，“依法治国”不过是依党的意志治国。
民主政治有其固有的内涵，即公开公平程序竞争；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什么却十分模糊。如果说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那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就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因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势必很快遮蔽所有这一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只能起相反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摧残中国文化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不能“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史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乏善可陈，走入了死胡同。中国当代文化积贫积弱，在西方文化巨大冲击的面前一筹莫展，几近全军覆没，只是依靠着被马克思主义长期摧残的传统文化的些许残余在勉力支撑，中国当代文化建设陷于令人担忧的困局之中。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基础，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色彩。我们只有坚持本民族的传统，才能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才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才不至于湮没于西方强势文化的狂潮中。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族文化的建设，是根本的逻辑谬误，不可能有益于中国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只会产出四不像的怪胎，进而损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全部努力。
最后，“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必须落实到实处，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否则，“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就必然会化为泡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权的掌握者秉持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观念。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此背书。
关心社会竟遭打压
一直以来，我对现政权忽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作为颇有微辞。今年八、九月间，我撰写了《迅速加大教育投资，真正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教育部的公开信》一文，并利用休息时间向社会各界征集签名，寻求社会支持，之后分别寄往国务院与教育部。我盼望着国务院与教育部的回复，但非常遗憾，盼来的却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讯问与威胁。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两名便衣警察找上了家门。他们质问我为什么要给相关部门投书，为什么要征集那么多签名？我回答：只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征集签名的目的在于说明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他们对我的行动十分不满。一位警察不耐烦地问，难道你写一封信问题就解决了？我回答：至少能有所推动吧！看他年轻，下面的话便没有出口：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做总比不做好，总不能人人都像他一样，自己不尽责任还禁止别人为国分忧吧?!按照他的思路，日本人打进来了，反正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将侵略者赶出去，大家就都不要抵抗了，统统做亡国奴，任由鬼子肆意妄为好了。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汉奸逻辑吗?!他们又说要写信你就自己写好了，征集签名，性质就变了。我回答：签名者身份十分复杂，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我与他们都不熟悉，但此时他们的身份完全相同——都是学生家长。我没有据此进行组织和其他方面的想法，看不出性质有什么不同。他们又提及我给海外媒体写稿以及参与民运人士组织的签名。我回答：写稿是我的工作，是我生存的手段；我很遗憾那些签名都没有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知道是谁不经过我的同意和授�! v就代表了我。最后他们说，你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肯定是有危险的，北京也不会欢迎你。我回答：我的全部言行都在正义的法律范围之内。
叶公好龙无法加强执政能力
我的所作所为没有经过政权“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这样的“积极因素”毫无疑问是十分主动和非常可贵的，客观地说是胜过被调动起来的“积极因素”的。然而就是这样宝贵的精神，却不仅得不到政权许诺的鼓励与支持，反而横遭打压。试问，这样的政权行为，怎么可能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呢？这样的行为又怎么可能建构和谐的社会呢？这样的行为怎么可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呢？可以肯定，“叶公好龙”的作为是注定无法加强执政能力的。
综上所述，由于中共视野的狭窄和认知的错误，由于中共缺乏践行已承诺行为的动力意愿勇气和诚意，加强中共执政能力的目的肯定是无法达成了。
只有当中共真正厘清了民主政治的要义，摆正了人民与党的关系，并在行动中切实履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时，中共的执政能力才可能得到确实的加强与提升。
2004年10月动向杂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