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8日讯】读了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即所谓“孙文卖国档案”，不禁为其满纸的“书生气”而哑然失笑。中国话的“书生”翻译成英文是“scholar”，但是中国的“书生之见”与西方的“scholar’s view”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常把只知道读书，不懂得社会实际的人称为“书生”。袁教授读书破万卷，但他这篇力作满篇“书生之见”，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瞻什磞野y名言“秀才造反，百年不成”。在中国历次革命中，书生秀才们煽风点火，抛舆论造声势，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真要书生秀才们去领导革命，他们就不行了。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书生发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煽动起一场戊戌变法。但这帮书生秀才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不知道政治的复杂性，单单凭著书本知识，试图在中国照搬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果很快就失败了。
‘?粮紊W秀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学者，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可是让他当共产党的总书记却不行，勉强当了几年总书记边便共产党的自己人赶下了台。1931年共产国际向中共派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试图让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苏联学习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只知道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理论，不懂中国的实际国情，企图在中国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结果也是输的一败涂地。相反毛泽东既没有骄人的镀金学历，也没有外国老板的特别关照，可是毛泽东最后不仅当上了中共党主席，还领导中共从山沟里走进了北京城，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试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陈独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书生领导的话，会有现在的结局吗？据说邓小平曾讲：“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瞻丹@党内不乏学问过人的大学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和理论家。一开始中囯共产党由他们这些书生领导，但都搞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就是在这些书生领导不了中共的情况下，才脱颖而出当上了中共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些书生领导不了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不懂得现实中的“政治”与书本中的“主义”和“原理”完全是两回事。
‘?粮o里我们看一下袁教授的“书生之见”吧。袁老从书缝中找出不少孙中山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或准备签订的）所谓“出卖中国利益”的文件证据，并在最后郑重其事地说：【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
‘?瞻妆狴H说袁教授是“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用书本上的“国家利益”概念，去理解实际现实中的“国家利益”。袁老指出孙中山曾经试图“出卖满蒙”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援，并把这作为孙中山卖国的铁证。当然袁老指出的这些证据确实属实，不过据此给孙中山扣上一顶“卖国”的帽子，倒是显出袁老天真的“书生气”。
‘?缭硚仵]中山一批人结成革命党同盟会，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暴力推翻满族人的异民族统治，恢复汉族人的主权。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革命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经费。在经费方面，革命党没有政权，他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资金，只能使用非常的手段收集经费，向外国政府借款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可是外国政府并不是慈善家，如果不给他们一定的“好处”，不给他们一些利益，他们是不会随便借钱给革命党的。孙中山“出卖满蒙”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援，不过是革命党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错误言行”。
‘?睑@间没有免费的晚餐，革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对此有所考虑。尽管武昌起义成功，可是革命军要想打到北京城，直接推翻满清政府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南北战争进行的不顺利，革命军与清政府军长期对峙，这时外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就非常重要了。对于外国列强来说，是支援革命政府还是清政府，取决于谁给他们的“好处”多，也就是哪个政府“出卖国家利益”较多，他们就支援哪个政府。
‘?础]此当时革命家们的策略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复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复中原十八个汉族人省份的主权，把满蒙疆藏“出卖”给列强，以换取他们对革命的支援。以前清政府只准许汉族在十八个内地省份居住，这十八个省是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四川、陕西、甘肃、贵州和云南，关外的满洲（东三省）、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是不允许汉族随便迁入居住的。当时革命党人的“野心”并不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十八个内地汉族人省份中恢复汉人的主权，革命只要恢复了内地十八省的汉人主权就是成功，西藏(青海)、蒙古(内外蒙)、新疆和满洲（东三省）的主权都可以放弃。宣统三年武昌起义时，起义军打出的革命军旗是“十八星旗”，这“十八颗星”就是代表内地十八个汉族人居住的省份，后来也有人称其为大汉族主义的旗帜。
‘?簧]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作最坏的打算，先向日本做出“出让满蒙”的许诺，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未雨绸缪策略能力。不过后来南北战争很顺利，满清朝廷在袁世凯的背叛下很快退位让权，这时“出卖”满蒙疆藏就没有必要了，孙中山对日本做出的“卖国许诺”也就自然收回，没有变成现实。这种政治策略，对于“兵不厌诈”的政治军事世界来说，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中国偏有这么一帮读书人，专门喜欢从书本里引经据典，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袁教授就从孙中山的故纸文件中考证出一堆“卖国罪证”，给孙中山扣上一顶“卖国”的大帽子。
‘?秾韖N中国历史上当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算不上什么学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只念过私塾就不必说了，孙中山的学历也和毛泽东差不多，算是专科文化程度吧（孙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发材料了），蒋介石的学历也不高。国民党中有像胡适那样舞文弄墨的大学者，他的理论水平比蒋介石高出何止10倍，可是让胡适来领导国民党却是不行。有人说“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说这句话的人就书生气了，因为他把政治看成一种崇高的事业。
‘?础b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脏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别崇高伟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骗子的一种。政治家不是宣言“仁义道德”爱国大道理的“君子”，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谋求实实在在利益的“小人”。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易，而且国际政治不受法律的约束，撕毁条约，背信弃义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战期间，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进攻日本，都是政治家的秀作；后来美国与中共建交而抛弃台湾的行为，也曾被蒋介石骂为“背信弃义”。中国祖宗流传下来的兵书里讲得很明白：“兵不厌诈”，可是爱谈论仁义道德大道理的书生们，却偏偏不读这些讲述深刻政治哲理的兵书。
‘?础b辛亥革命的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并不是满蒙领土被日本吞并，而是整个中国被列强瓜分。中国革命家的第一任务就是保存中国本土的十八省不被列强瓜分，而不是保全满蒙的领土。如果中国本土都被瓜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谈得上保全满蒙？孙中山放弃满蒙，保全中国本土的想法，不过是在当时紧迫情况下的丢卒保车迫不得已做法，因此而被扣上“卖国”的罪名，岂不是太冤了？
‘?瞻翾A东打仗胜利的法宝之一就是不计较一个城池的得失，保存实力最重要，有了实力，失去的城池，以后还能收回来。在辛亥革命的紧迫环境下，保全中国本土十八省的统一是最首要的任务，只要中国本土的统一保全了，就是保全了中国的灵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富国强兵，即使把满蒙疆藏“出卖”了，日后也是可以收回的。台湾不就是在被“出卖”后又收回来了吗？
‘?箪h一万步说，“出卖”的领土即使收不回来了，也未必是绝对的坏事。我们不妨反过来看问题：领土多未必一定就好，特别是武力强占的领土，为了维持镇压这些地方的反叛势力，国家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这些不安定的领土，不但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和负担。战后英法两个最大的殖民国家，被四处蜂起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搞得头疼脑热，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相反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丢掉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领土也缩小了很多，只剩下了国家的核心部分，可是这两个战败国家却出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缩小了领土，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丢掉领土反而成为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福音。
‘?窜e苏联在二战后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日后屡屡成为苏联政治地震的发源地，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发起的独立运动，最终引发了苏联的总崩盘。如果史达林当时没有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维埃联盟也许会更长寿一些。同样中国辛亥革命后，如果像革命军打出的十八星旗那样，中国只剩下本土的汉族十八省，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全部独立出去，现在中国就少了很多头痛的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反而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比现在更好。事实上西藏、蒙古、新疆这些地方给中国本土带来的政治经济负担，远大于它给中国本土带来的利益。
‘?础p果当年罗斯福总统没有好意把台湾归还中国，让台湾独立了，现在中国就不会有烦人的台湾问题。不幸的是，现在台湾问题正成为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的最大地震源，这个地震源一旦爆发大地震，说不定真的会引发中国像前苏联那样的总崩盘，这正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假如当年孙中山一伙革命党真的把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全部“卖”出去，反而为中国今后的长期安定发展铺平了道路，我们现在说不定要感谢他们自己背下“卖国”的骂名，造福了中国的老百姓。
‘?职那獀]中山是一个书生气比较重的政治家，但其政治见识还是远在批判他的袁教授之上。袁老所谓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不过是他这样迂腐的书生难于理解而已，头脑灵活的政治家们大概没有不理解的。我们不妨反过来看袁老给我们提供的宝贵资料，会看到孙中山是一个有政治远见、有灵活策略的“合格”政治家。在通向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中国最需要头脑机动灵活的政治家来牵引。古训云：“书生清谈误国”，可惜中国有太多迂腐的书生，却有太少灵活应变的政治家，不免让人折腕而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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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27日写于日本’??p>’?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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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孙文“卖国”档案）
‘?箪K伟时
‘?窍F治家和政治组织的内外政策是交相为用的。与其对内政策紧密联系，孙文的对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从民初开始，这些记录在国内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断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中对有关事实毫不知情的，大约十分罕见。不过，在中国大陆 ，人们没有把这些史料系统排列出来，加上标准教科书讳莫如深，一般读者知道真实情况的似乎也不多。请读者允许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据中国大陆近20年的出版物，将有关事实抄录如下：
‘?简胪@，”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孙文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可能是Dr.——医生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援，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简胪G，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博士。”
‘?简胪T，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 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 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简舰|，出卖满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职睇P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类似的记录共10条，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
‘?简胪迭A把设立国家中央银行的权利让给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同日，又电告阪谷：”设立中央银行事，应即迅速进行。”十天后，阪谷便复函孙文说”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翰，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因此他草拟了《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要求孙文盖章批准。其中规定”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为限。””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其他职能包括 “国库之岁入及岁出”、”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 、 “货币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纸出入贩卖等事”、”政府设定监督银行之业务”等等 。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权”，也交给阪谷，虽然规定”政府自该银行开业年满五年之后，于一年内以付价，得收买外国人所有股份”，但又规定”政府于本条期限之间不能收买，则本条买收权为消灭。”
‘?礼滼]立经营和管理中央银行的特权交给一个曾任外国内阁大臣的外国人，担负财政收支、发行货币和监督全国银行系统的重任，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大事。孙文如此轻率地处理，虽然当时没有办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记者黄远庸公诸报端，这是国内报刊第一次揭露孙文在对外关系中损害国家利益。就事情本身来说，应该说是大众传媒履行监督政治家这一类公共人物的职责的大好事。袁世凯政府虽曾利用此事批评孙文，但这正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势力互相批评、监督、争取公民信任应有的常规。中国公民有权知道这一类资讯，20世纪中国政治的腐败和专横，恰恰是与执政者实行愚民政策，拒绝公开政务息息相关的。
‘?简胪说A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宋案发生以后，孙文认为”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孙文与袁世凯都不惜代价，争取日本的支援。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础p此大利，没有打动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脑看来，依靠已经统治着全国的袁世凯，比起指望形单势孤的孙文一伙显然更加实惠。孙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压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
‘?础驯~，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无，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内外疑谤丛集，真伪莫辨，亲痛仇快，而祸根却在孙文的作为。
‘?简胪C、在日本迫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际，竟主动要求与日本政府结盟，再一次慷慨地出卖国家主权。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几经讨价还价，日方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则于5月9日接受。
‘?箫措黚A及国家存亡的重大斗争，全国人心激动。原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士纷纷提出”一致御侮”的主张。”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潜……等十一人，联合发表公电，提出 ”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之说。在美洲的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亦联合致电孙中山，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 等语。”
‘??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也联名发出通电，总结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验，鲜明地提出：
‘??1，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假借外力”。他们说：”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 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这是针对报刊的种种传闻表明自己绝 “不危及邦家”的立场。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训，表示决不轻言革命。”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的错误)，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他们认识到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说到底，这是国人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忽视了国人要求安定的情绪和”畏避革命”的意志。
‘??3，仍要坚决反对专制统治。他们进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不但导致内政极端腐败，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 为了抵御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须改变这个状况。
‘?绕擦陬奶H的反思颇为深刻。他们对外侮由来的分析，反对假借外力解决内政问题进而一致御侮的主张，也是非常适时的。
‘?绕擦陬奶H的主张曾广为散发和分送京、沪各报馆刊登，引起海内外广泛注意。可是孙文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另外一种主张。
‘?睑O在2月5日孙文、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满铁株式会社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业，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民政长官，后来又出任邮电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市长等。犬塚、山田等敢于出面订立盟约，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援。3月15日，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提携”，并将四人签署的《中日盟约》作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条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这封信和《中日盟约草案》与黄兴、陈炯明等人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二十一条”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国耻，是日本迫使中国殖民化的重要步骤。它的最后文本把满蒙、山东、汉冶萍公司等重要权益奉送给了日本。条款之一是”中国政府嗣后如在南满洲聘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外国顾问教官时，可尽先聘用日本人”。实际是把当地各级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尽先聘用”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词令。
‘?础b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
‘?职v挺会捉弄人：袁氏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再加上”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也就是说，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是绝对不容其他国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考量其实质，这是把中国降为附属国的盟约。
‘?础A看看孙文给小池的信，其中意蕴就更加清楚了。这封信说了些什么呢?
‘??1，”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中日盟约》。
‘??2，”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 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3，孙文等对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满，是日本不以孙文一伙为主要合作物件，而”对无诚意之敝国政府始终一贯持续执行强硬之交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实在可悲……远离日中提携这一最终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遗憾至极。”
‘?簧]文这些主张的是非，笔者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两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报刊很快就报导了有关内容，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 “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还传出孙文与日本结盟。于是，孙文在3月10日做了两件事：一是命党务部发出《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说 “且夫吾党所处之地位，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对于国际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为自己的沉默辩护。二是写信给美国华侨同志说：”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四天后，孙文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上述信件就发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于此可见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约》披露后，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并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孙文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在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订立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陈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等记录(另一日方签字人估计是补签的)。再加上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瞻?扣扆O的是，与此同时，他还重申了出让满蒙的主张。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老同盟会员和中国党员高崇民写道：”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一度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这个老同盟会员，1949年以后身居高位，生活在孙文备受尊崇的国土上，不可能和没必要作假，其回忆显然是可靠的。
‘?瞻ㄨL，不管孙文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日本政府对他们一伙的力量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仍然把袁世凯作为拉拢和威吓的主要物件。孙文和革命党人仅是充当了威胁袁世凯的魔影。孙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简胪K，在袁世凯死后的所谓护法斗争期间，孙文继续以出让满蒙为诱饵，冀图得到日本的帮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简胪E，20年代，与美、日商人签订密约，一再出让大量利权。1921年1月17日，孙文与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George H. Shank)订立密约，据美国驻华公使报告，内容包括：香克将帮助”中国政府(指南方政府)发行公债一万万金元(当时约合中国币二万万元)，”作为回报”所有经香克氏组织和开发的工业，其产生纯利之三分之一 ，均归香克所得；又将购材料之买价，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百万日元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 等报刊曾连续追踪报导。
‘?睑H上确凿而不完备的史料，揭示了孙文复杂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视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号称革命的团体有没有权出让国家利益?二是能否把这些言行看作是为了长远的崇高的 利益而采取的所谓”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证明目标的崇高性?三是孙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言行?答案主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有些问题在后面还会涉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