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4日讯】2002年9月10日上午，湖南省湘乡市城里，迎来了一支20多名举着红旗，身着清一色大红衣服的妇女腰鼓队。大家都感到好笑，以为又是某某计算机学校或者某某酒在做广告吧。当看到腰鼓队前面那块大匾，我眼前是大大的一亮：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对抬着一块上书“当代包公平反冤狱”的大牌匾衣着寒酸的农村老年夫妇，我不禁要对我们敬畏的人民法院另眼相看了，这帮人并不是天天在干坏事，毕竟还有人送匾给他们了。
我心情一激动，决定走进湘乡市人民法院去看过究竟，看来法院里早有准备，当地和省市报社、电视台记者早就在此恭候多时了，我从而了解这起并不罕见又催人泪下的沉冤三十载的“强奸抢劫案”的来龙去脉：三十年前，正是那个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一个有三个孩子28岁的无辜青年农民，被真正的罪犯诬陷为强奸犯，当时的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明知证据明显错误，受害女青年也作了明确的否定的情况下还是对他进行了连续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三天三夜的残酷折磨也没有达到他们罪恶的目的，最后这群灭绝人性的执法者只好一起按住他的头强迫他在所谓的“认罪书”上按上了手印，军管小组枉判他入狱七年，全家人从此踏上了三十年走南闯北漫漫申诉长路。由于，冤案审理的主要负责人原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的领导摇身一变成了湘乡市人民法院的前院长和副院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前，明知有冤屈，极力阻挠冤案的平反……，黑发熬成了白发，好不容易平反了，法院依法向市府申请国家赔偿时，市府领导却责怪法院为什么要为平反，现在谁出钱来赔？法院不得已只好曲解法律违心做出不予受理国家赔偿的决定。我不禁大发感慨：当我们的司法没有真正的独立，行政干预无处不在，对执法者又缺乏可靠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极端权力的执法者又怎么不会为所欲为，当执法者将“司法”看作是自己的“私法”，当执法者从来就将违法当成习惯的今天，我们真的还能指望他们做点什么吗？
午夜惊魂少女被奸
让时光回溯到三十年前的1972年，距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家乡韶山仅二十多公里远的湖南省湘乡县东郊公社石江大队原本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子，由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村子从此就再没有能清静了。第三生产队28岁的社员王威发和妻子李竹秀都是苦命人，王威发幼年丧母，父亲多病；李竹秀比他小2岁，幼年丧父。二人结婚时家中一无所有。王威发被生产队安排在大队红砖厂做事，妻子也天天在生产队出工，二人都很勤劳节俭，终把一穷二白的家庭改造得有模有样，还有了3个可爱的孩子。
7月12日，王威发从砖厂下班回家妻子告诉他，快没米下锅了，说完，妻子为他装好了满满一担稻谷。因为一连停了五天电，刚才路过大队碾米厂时看到碾米的人特别多，大队碾米厂距家不过几百米，他想如果此时去了会要等很久，他干脆到自留地里淋了几担粪，吃了夜饭再去。农家的夜饭迟，等他担着谷子到大队碾米厂时，已快晚上十点了，他见前面还有好几担谷没有碾完，干脆就在碾米厂里的床上睡了会儿，醒来时，在他前面还有三担谷没有碾，等到他打完米要回家时已是晚上11点半左右，碾米厂只剩下王威发和年仅20岁的女青年碾米员王红卫（化名）。王威发付了3角钱碾米费，并问王红卫：“晚上你一个人回去怕不？”，“不怕，平时也是一个人回去的”王红卫回答说。王红卫家住本大队第四生产队，与王威发家不在一个方向，因此，王威发嘱咐她一个女孩子走夜路最好拿条扁担，以防万一，王红卫认为反正离家不远，平时也一个人走惯了，没有在意就走了。王威发回家后，到屋后的水塘里洗完澡，看看时候不早了，李竹秀催丈夫睡了。
令王威发绝对想不到的是，这极其平常的一晚却成了他全家一辈子永远的痛，无辜的他为此要蒙冤三十年。第二天上午，王威发到大队砖厂上班时，听说昨晚王红卫回家途中被人强奸了，身上仅有的8元钱公款也被抢走。王威发震惊之余，简直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于是趁中午吃饭时，抽空去了她家，还问她为什么没有喊救？
据后来王红卫的陈述：她碾完最后一担米后，与王威发沿着各自的路线回家，这个晚上天气不太好，尽管还有点月光可以看清回家的路，毕竟，已是子夜时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入睡，乡村夜色是那么的寂静，只有不知名的小虫子零星的叫声，王红卫心里有点发毛，轻轻的哼着一路的歌为自己壮胆。走着走着，她听见路边的水田里好像有什么声音。仔细一听，声音又没有了。王红卫有点害怕，紧紧地握住双拳，加快了步伐。
王红卫刚走出碾米厂12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左边田塍上冒出一个男子，饿狼般地扑过来，王红卫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他紧紧地抱住了头，刚开口喊“救命”时，该男子用一条手巾塞进了她的嘴里，一把将她摔倒在地。歹徒将手巾蒙住王红卫的眼睛并在头后打了一个结头。歹徒一手挽住她的颈部，一手操着她的右腿，往不远的水圳边艰难地拖去。拖了约20米远，由于王红卫的极力挣扎，两人同时掉入下面的水圳里，歹徒立即将她拖上来，“啪”的一声摔倒在田塍上，一屁股坐到了她的头上，由于过度的惊吓和极力的挣扎已使她全身乏力，以至昏迷。歹徒从王红卫衣袋里搜走了当天碾米的8元钱，接着，疯狂地奸污了这名平时听到笑话都脸红的纯洁的少女。
过了几个小时，王红卫才苏醒过来，想到刚才的劫难，不禁大哭了一场。她艰难地爬起身来，穿好衣裤哭着走到最近的人家，叫开门，主人看到王红卫这般落魄模样，大吃一惊，王红卫告诉了他发生的事后，这户好心的主人立即带着她去了大队队长易中良家报案。
易队长很快将石江“7.12”强奸案报到了公社和县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和全国各地一样，从1968年起，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承担县公安局的职能），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的干部进驻大队附近的湘乡师范学校，在公社、大队干部的协助下紧张地开展了破案工作。
奇冤天降苍天落泪
王红卫像过电影一样回忆了当晚来碾米的每个社员，在干警的提示下，她提供了四个嫌疑对像：本大队的谷某、金某、曾某及邻近的石竹大队的王某进入了干警们的视线。由于夜间光线很暗，加上被害人心情极度紧张，对歹徒的相貌记忆很模糊，只记得歹徒留平头（浅发），并且身材魁梧，力气很大。而现场留下的唯一物证只是一块打有青布记号的罗布洗澡巾，这样的洗澡巾在当时是极为普通的。干警们只能从这条洗澡巾入手寻找突破点，很多时候都是拿着这条洗澡巾走东家、串西家找寻洗澡巾的主人。时间过得很快，差不多离出事时间有一个月了，王威发开始听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传言说是他作的案。他感到心里很压抑，但转念一想，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稳，让别人说好了，共产党的干部是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王威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72年8月19日傍晚7点左右，他还在砖厂做工，突然，有七、八个机械民兵闯到了砖厂，他认识带队的是后来被别人称为“刘法官”的东郊公社卫生院的刘少福院长。来人一把将他五花大绑，押到了湘乡师范学校东南角的一间僻静的小平房里，王威发恶梦般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为什么王红卫从一开始就将王威发排出在外，而一个月以后，捉住的唯一嫌犯又是他呢？原来，干警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调查这条洗澡巾的主人，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是没有找到可靠的线索，真不好向上面交代，干警们都有点急了。一天，干警们在去十里外的长丰公社浒洲大队调查途中，遇见东郊公社新村大队的社员王秋生（化名），王秋生主动对干警们说他知道这条洗澡巾是谁的，干警们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览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立即打道回府，在湘乡师范里，干警们特别炒了三个菜，像招待上宾一样招待王秋生。王说，他在1967年修南灌渠时曾经看到过石江大队的王威发有这样一条洗澡巾，当时，还有一办案人员有点疑惑，问了王秋生为什么过去五年了，你还记得这样清楚，但当时没能引起领导的注意和进一步细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于8月12日向湘潭地区公检法军管小组申请对王威发进行拘留审查，湘潭方面当即批准了。
王威发后来才知道办案人员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组长杨连生和副组长彭江源，文革后这两人分别担任湘乡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组长彭泽洛，文革后成了大名鼎鼎的中共湘乡市委纪检书记；东郊公社司法员周学从；东郊区公所公安特派员刘健庄，此人后来在东郊派出所退休；另外几人的身份不明。他们首先告诉王威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日夜不停地轮番对王威发进行审问。王威发一再否认有这条洗澡巾，绝对没有做这件伤天害理的事，请求政府澄清事实，不要冤枉好人。为了获得干警们想得到的结果，王威发的尊严被彻底剥夺之后，办案人员开始了连续三天三晚对他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采用了反铐、“吊半边猪”（将一只脚和一只手吊住），皮鞭、棍棒抽打等法西斯酷刑，喝令他交待强奸王红卫的犯罪过程。打得王呼天抢地，王不断地大声喊：“冤枉”，多次昏死过去，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办案人员立即用一桶水将王泼醒，换来的又是皮开肉绽的毒打，如此反复……
经过三天三晚的轮番折磨，原本壮实如牛的28岁农村小伙子王威发已经完全不成人样：目光呆滞，步履蹒跚，精神完全崩溃了，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及前胸后背均被绳索吊烂、化脓，左手腕骨头脱位，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全身可以说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加紧对王红卫和其他群众的调查询问却多少让人有点失望。据事后不久被招工进了某医院成了一名护士的王红卫回忆说：当时办案人员接连四次询问我，我没有一次指控过王威发，认定歹徒比王威发身材高大，并且蓄平头，而王威发是西式头，更重要的是我能分辩出那不是王威发说话的声音。通过对上百名与王威发在修南灌渠、修铁路共过事及大队砖厂社员的调查中，没有一人指证王威发有这样一条洗澡巾。办案人员显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充实“可靠”的证据，显得“证据充分”些，像那么回事儿，没有证据只能“创造”证据了。办案人员为此加紧了活动，到处威逼利诱与王威发熟悉的社员写材料证明王威发有这样一条洗澡巾。1968年和1969年，本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王文卫和王威发一起被大队抽到临湘县修建铁路，因为是一个大队的，两人交往比较多。刘健庄和周学从两次到王文卫家请他写假材料证明王威发那时有这样一条洗澡巾，王文卫说我确实没有看到王威发有，所以不能写，写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荒唐的岁月总会产生荒唐的事，一个农民给这两个执法者上了两场法制课，两个执法者依然执迷不悟。他们对王文卫说：你只要写就是，不要你负法律责任。见王文卫“顽固不化”，只好找组织上的培养对像下手，四生产队的李迪平是大队的机械民兵排长，毕竟是身份不同，李迪平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只好违心地写了一份假材料证明王威发有一条这样的罗布洗澡巾。2001年8月16日，湘乡市法至律师事务所彭志才律师在李迪平家调查时，李迪平承认了当时办案人员诱导他作的假证。三十年来，他内心一直非常不安，请求王威发原谅他。
王威发回忆起最令他伤心的一幕显得非常的激动：1972年8月21日深夜，已是三天三晚没有入睡了，加上全身的伤痛折磨，我感到极度的痛苦，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这时候周学从魔鬼般冷笑着走了过来，由于伤势严重，我眼前一片模糊，昏暗的灯光下，只能依稀看到周学从二排发着可怕亮光的牙齿。周学从要我学着他说：“是我强奸王红卫的”，并且还要我说是从哪条路怎样去的。由于当时判死刑的很多，我认为我死定了，于是大声哭泣着、杀猪般嚎叫着喊冤。迎来的只是无休止的皮鞭棍棒的抽打。最后，几个如狼似虎的干警按住我的双手和脑壳，硬是将我的指模印在他们写好的材料上。
这罪恶的一幕并非发生在法西斯德国铁蹄下的集中营，而是发生在湘乡县唯一的中等专业学校－－玉女般美丽而圣洁的湘乡师范学校校园内。王威发的声音早已变了调、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使得干警们也不寒而栗。关于三十年前审理此案的一些情况，东郊中学的洪德乔老师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领导安排他在晚上十二点时为办案人员做一餐夜饭，放到湘师门口就有人接过去。因为，东郊中学就在湘师的东南面，中学的厨房与办案的房间仅仅只有一墙之隔。洪老师后来挺身而出，指出当时他每天听到办案人员的吼声及皮鞭和棍打声，王的喊冤声和“唉哟”的惨叫声，过一阵就平静了，接着就听到泼水的声音，立即就会有惨叫声，循环往复，王老师当然知道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唉！太残忍了！”，王老师叹了口气，补充说。
两天后的1972年8月23日，东郊公社机关里红旗飘飘、歌声嘹亮，在公社礼堂里正召开批斗大会，会场里贴满了“打击犯罪，决不心慈手软”，“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白色的标语。上午10点左右，随着一声“把犯罪份子押上台来”的断喝，从主席台侧面那间小门走出一个被五花大绑、吊着黑牌、骨瘦如柴、须发蓬乱的小老头。黑牌上面写的是“强奸、抢劫犯王威发”。伤痕累累的王威发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向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低头认罪”。下面群情激奋，包括受害人等一批革命群众纷纷走上主席台对王威发声嘶力竭的讨伐。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即宣布对王威发予以拘留。在众目睽睽之下，几个干警又一次按住王威发的手指在《认罪书》上按下了手指印。躲藏在一旁的李竹秀大气不敢出，心如刀绞。当宣布批斗会结束，跪在台上的王威发被两个警察拉下台时，李竹秀飞快地在人缝中钻过去，在门口迎住了王威发。王威发又惊又喜。在车门将关时，他声嘶力竭地喊：“竹秀，你要帮我申冤啊！”汽车卷起尘埃急驶而去。
两个月后，李竹秀才收到一封从茶陵劳改场寄来的信，是王威发写的。信中说，他当天就被押送到茶陵劳改场，10月12日，已被正式宣布逮捕。10月21日，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对他作出了“强奸抢劫犯”的刑事判决，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从今天看来军管小组的文书漏洞百出，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文革”色彩：“……王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特别严重的是1972年7月12日晚上，去本大队碾米厂碾米见女青年王某尚未回家，王犯兽性发作，有意拖延到最后一个碾完米，待王回家时，王犯便随后追到离碾米厂120米的地方，横过稻田将王抱住，用事先准备的烂浴巾封住王的嘴巴，……进行暴力强奸，奸后又抢走王随身携带当日打米费8元多。情节严重，手段毒辣，民愤很大，本应从严惩处，但王犯入监后，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依法判处王犯威发有期徒刑七年，强制劳动改造。”。王威发在信中反复申明自己是冤枉的，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不久后，王威发被转到岳阳的建新农场劳改。在相距三百多公里远的监狱内外，为了洗清冤屈，王威发和李竹秀几乎同时开始了漫漫申冤之路。
路漫漫兮申冤之路有多长
王威发到岳阳建新农场开始七年劳狱生涯时年仅28岁。28岁的农村小伙子本应是身壮如牛，由于受到过非人的刑讯逼供，全身已是伤痕累累，特别是两个手腕和双脚踝及前胸后背均被绳索吊烂、化脓，左手腕骨头脱位，实际上当时已不具备任何劳动能力。农场的管教干部看他可怜，就交代一个曾经练过武懂得疗伤的犯人，要他好好将王威发的伤治好。李竹秀担心丈夫营养不够，就把米饭用油浸了再晒干磨碎，给王威发寄去，让他饿了就用开水泡着吃。王威发想到自己从此不明不白地背上了“强奸抢劫犯”的黑锅，真是心如刀绞。几次转不过弯来的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但想到三个一到八岁的孩子和始终不渝信任支持他的妻子，他决心无论今后怎么受苦，怎么受冤，一定得好好活下去。既然没有做坏事，就总会有真相大白之日。
在劳改农场里，王威发自始至终积极劳动，并服从管教干部的指挥，给管教干部和场部领导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在例行谈心活动时，王威发向管教干部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引起了农场领导的同情和重视。怀着对党的事业无比真诚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宗旨，建新农场的干部开始频频与湘乡方面联系，请求湘乡方面尊重事实并对王威发案进行再审。但当时豺狼当道的湘乡政法界，哪能听得见正义的声音。恼羞成怒的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负责人大骂建新农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为了封住农场领导的嘴，1974年，他们竟然回函建新农场，以王威发“不认罪”为由，要求农场给予他加刑两年的处分，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农场领导的一致反对。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1975年6月，报请湖南省公安厅同意，农场抽出几名干警专程到湘乡实地察看了案发现场，并找到了受害人详细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和歹徒的体貌特征。农场干警们拿到一手材料后请求湘乡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对此案进行重审，但遭到湘乡方面强烈的反对。尽管多次受了湘乡领导干部委屈，但农场的领导还是不死心，直到1979年，离王威发刑满只有几个月，农场方面实在不愿冤枉王威发，几经研究后准备作最后的尝试，再次派出最得力的干警前往湘乡。看到“老冤家”又上门“拿耗子”了，湘乡县人民法院的领导们心里老大不高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不让他们看案卷得了，害得岳阳来客又马不停蹄跑省公安厅搬救兵，取得省公安厅领导的尚方宝剑后，案卷是看到了，但结果是可想而知。
有了农场领导的理解、支持和鼓励，王威发心里非常感动，劳动的热情更加高涨。在劳动之余，没读几年书的他从1972年11月24日开始用那生疏的笔不断地向湘乡县、湘潭地区及湖南省的各级法院写信申冤。据亲眼看到过王威发案卷的记者和官员说，湘乡市人民法院有王威发“近二尺厚的发黄的案卷”，另一个记者估计仅申诉材料就“在百万字以上”。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1973年10月1日是中共的国庆日，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天，想起一年的牢狱之苦，不禁悲从心底起，于是满怀激情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上诉报告》。我们不必在意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有时的文理不通，但我们不难理解他此时的无奈和悲伤：“……我确实无此案，冤枉被迫而认判刑。投入劳改以后，我已9次向湘乡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强奸抢劫犯不是我，要求原判法院派人再度深入调查、澄清事实。不要冤枉我一个好人。时间已过了一年多，但没见原判法院的正确结论。此案我于1973年2月又向湘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诉报告5次。1973年8月16日湘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给我的来信，要我等候湘乡县人民法院答复。至今两月余，仍然不见湘乡县法院正确结论处理。高级人民法院，我内心真是万分悲痛。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民公社社员，一个好人，被关押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劳改场所一年多了，为此今日特向你高级法院申诉，请求你院去我原判地区调查落实，给予澄清处理……”；在上诉报告上王威发重申了八条申诉理由：“一、我和王红卫是一个大队的人，她和我是一个熟人，每天都能见面。当天晚上同路从米厂出来，各走各自回家的一条路，……如果我真正强奸了她，难道她会不认得我吗？二、王红卫向政府提供，这坏人头上蓄一个平头，我是一个西式头，这怎么会是我呢？……四、现场有一条洗澡手巾……我根本没有一条那样的手巾。12日晚上去打米，我仅穿一件单衣、一条短裤，一条做红砖的白布围裙，在米厂3个多小时，所有打米的人都看见，王红卫也看见…五、从米厂到120米远的作案地点，只有王红卫走回家的一条大路，其它都是稻田，我根本没有路到那作案的地点，要经过三至四丘田……我是一个人，没有两只翅膀飞，到作案地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当晚倒数第二个碾米的是王威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社员李良成，两家相距不远，他担着米回家后，没有多久就听到了王威发回家后说话的声音，从时间上完全排除了王威发作案的可能。
与王威发遥相呼应的是在家乡拉扯着三个小孩艰难度日的妻子李竹秀，更是隔几天就拖儿带女往地区、省里的机关跑，到处喊冤。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她的申诉只能招来更多的灾难。与王威发相比，李竹秀的文化水平更低，基本要靠别人帮忙写申诉材料。一次，她请石竹大队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下放回家的大学生帮着写申诉材料。一个是“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坏分子”的家属，白天不能来往，那人只得晚上偷偷来。那人写完材料回去时碰上了大队的干部。结果，那人被大队民兵吊打了一个晚上，李竹秀也被关了整整一天。
因为丈夫被无辜入狱，家里的亲人和亲戚都被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一丝阳光，从此开始了漫漫长夜般的生活。三个小孩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欺负，老师也对她们另眼相看，三个孩子都心灰意冷，没有一个念完初中就回家务农了。由于成了上访专业户，1975和1976年两年里生产队没有分过全家的基本口粮。新年时，生产队有按人分的一点可怜的物资，有一些人竟提出不能分给劳改犯家属，最后由于生产队会计颜良平冲破阻力坚持原则才分到一点点过年物资。由于，家里没有男子汉。不能上屋捡漏，1973年，几间破旧的房子在大风雨之夜轰然倒塌。一家四口住了一年多临时搭建的“人字棚”，到1974年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才建起了三间简陋的小屋子。
同样，李竹秀娘家的人也没有能幸免，李竹秀娘家在长丰公社长丰大队四生产队，她的哥哥李雅俊是共产党员、生产队队长。他相信妹夫没有罪，因此，利用到公社开会的机会多次向公社干部申诉说：我妹夫写信来说，不是他干的，他是冤枉的。公社干部恼羞成怒，称他“为坏人翻案”，竟对李雅俊作出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李竹秀的妹妹李金吾是长丰大队的团支书兼大队妇女主任，有文化，政治上很追求进步，她多次写过入党申请书，大队书记沉裕泉说，因为你姐夫出了事，你不能入党。
王威发夫妇和建新农场申诉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湘乡法院每次的复查或复审不是半途而废，就是维持原判。从案卷看：早在1974年5月原湘乡县法院就进行过重新的调查，但由于人为干扰，1974年6月22日湘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了王犯“申诉无理，予以驳回”的刑事裁定。李竹秀是一个性格十分倔强的女人，王威发在服刑期间，除了不认罪以外，其他表现都特别好，建新农场根据王威发的表现，打算给他减刑二年，同意减刑的前提就是认罪。李竹秀知道后，忍着痛苦，不同意丈夫减刑，坚持要湘乡县人民法院改判。
李竹秀从来没有屈服过。她想，丈夫是冤枉的，就算倾家荡产也一定要把冤屈洗清。1977年6、7月间，李竹秀作出了让别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上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为丈夫申冤去！她把大儿子寄在亲戚家里，带着两个小的孩子首先到了长沙，因为没钱买票在长沙火车站露宿了几晚，才被一位好心的车站工作人员偷偷地带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哪知，刚到岳阳，就被列车员查出赶下了火车。无奈身无分文的母子三人只好跪着向路人讨钱。天无绝人路，第二天，建新农场两位干部路过，看到纸牌上写有“王威发”的名字，一问才知正是自己队里那个王威发的家属，准备上北京申诉。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冤情深表同情，便立即找火车站的领导说情，请他们帮忙，好说歹说当日下午四时左右，火车站让她们搭上了一辆北去的货车。
一家三口饿着肚子到了北京，没出过远门的李竹秀到了首都可真是不知东西南北，恰好又碰上了一位好心的湘乡老乡，老乡除了给他们一家三口一人买了一大碗面条外，还热心地带她们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的接待人员看到她一个乡下妇女带着二个可怜巴巴的小孩子，非常的同情，看了他们的申诉书后，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感到确有冤情，当即就打电话给湘乡法院，敦促湘乡法院认真复查此案。湘乡法院的工作人员当然对对付这些上访专业户是轻车熟路的，立即答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说：此案已经复查过，确有出入，请她们只管放心，回来就会平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听到这个答复很为她们高兴，还为她们买好了回湖南的火车票，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可是直到1979年10月21日王威发刑满释放，湘乡县人民法院还是没有为他平反，他们答复最高人民法院的话纯脆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坐在回家的火车上，往事不堪回首，王威发百感交集，恨不得真的长出翅膀飞回石江那个七年不见的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这就是我在7年前离开时的可亲可爱的家吗？两间破烂的茅棚，几件破烂的衣服零乱地挂在竹竿上，屋中零乱地摆着三条破板凳和一张烂方桌。迎上来的4个人就是自己的亲人吗？那个眼睛深陷、满额皱纹的妇女，就是自己曾经美丽的妻子吗？那3个满脸菜色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女吗？3个小孩已有整整7年没见面了，虽然长大长高了，但明显的营养不良，而且，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他们有一种无名畏怯。望着这一切，归家的王威发心中酸涩难忍。他搂着新辉和光辉，坐在坑洼的台阶上痛哭。
此时，李竹秀没有哭，她早已习惯了忍受。随后，她要女儿到邻居家借了一块钱，称了一斤肉，打了四两酒，好好地款待丈夫。席间，从不喝酒的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整整7年了，她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她相信最苦最黑暗的日子都过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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