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3日讯】最近遇到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多年前因为发些民主议论被关了两年，放出后依然收不住嘴，虽然不关了，但走来走去总有警察跟着，弄得想跟女性献点殷勤也好不尴尬；一个朋友本是专心开工厂的，有一次听说美国人炸了中国使馆，也是一时奇想，觉得这是中国领导人与美国政府之间默契的事情，兴头之下给报纸写了封信表达自己的“睿见”，结果警察鱼贯而来，扰得他生意也不能做，工厂停产。无论他们的观点对否，毕竟只是言论，而言论在中国宪法里是有着“自由”的，但他们的实际，却是被剥夺了这自由。由此想到了维权，由维权进一步想到，在中国其实更应该提一个“反监视、反骚扰、反消灭、反株连”的主张。
维权有两层意义：一是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这一权利根据的基础是自然法；一是维护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根据的基础是国家法，特别是国家最高法——宪法。维权的基本特征，是依照法律的诉求，除了追求目的和结果的正义，也追求程式的合法性，因此，维权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较少是群体的行为，更多是个体的行动。
明智的政权，绝不会拒绝维权，更会持欢迎维权的态度。在人类有国家以来的任何一个政权之下，伤害人权和公民权的事情总是经常出现，差别只是多少而已。在将来的历史中，这一点也不可避免。因此，社会只要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有着一定的人口，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约束与被约束，维权便会发生。倘是一个社会不能维权、不许维权，维权者就没有希望和出路，人生的短暂性和当下性会造就出顽强的爆发力，会被逼出暴力的革命。每个人都只有一生，既然不行动是被毁了一生，那麽，就只能“不自由，毋宁死”，让自由女神率领着，从腥风血雨里走出条光明大道。因此，理智的政权不会希望因了有伤害人权和公民权的事情而出现暴力革命，总是会欢迎人们的维权。当人们能够维权时，暴力革命也就不会发生。
但是，中国的现状却是执政党和政府并不明智，官僚们面对维权充满恐惧，习惯于用种种的方法压制、取缔维权。其基本的方法，便是监视、骚扰、消灭、株连。
监视在中国，本是体制的一个特点。虽然所谓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名义上是自治组织，其实却是社会最基层的政权形式。以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村”来说，所谓“村干部”的职位和职能一般就有党支部书记、村长、大队长（主管农业）、团书记、妇女主任、老龄委、卫生、计划生育、治安、民兵连长、民房、宣传、文体、调解、会计、出纳、组长（小队长）等等，简直难以计数。这种组织与户口、公章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无孔不入的社区监视网。中共与政府对民众的监视，几乎渗透在了每一个社会单位的运行过程中，比如，所有的新闻机构都是党和政府的眼睛和耳朵，而不是人民的眼睛和耳朵。随着技术的进步，步入了因特网时代，但是这新的空间也迅速被监视，人们去网吧要登记身份证还不够，文化部还要明目张胆学明朝的东厂，在全国布置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在中国，电话线是不保密的，墙是不隔音的，即使夫妻之间也会被人逼着“告密”。
监视而发现和怀疑了有“问题”，骚扰也就接踵而至。警察、联防队员、单位领导、里委干部等等，几把门槛踏破。骚扰向来是中国社会的恶习，民国前称为“无赖”，一伙人到门口吵吵闹闹，非要你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可，否则就是无法安宁。这恶习现在成了腐败的手法，比如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虎着脸站在店家门口，顾客以为这店出了问题，不再踏进店堂，店家非要塞了红包才能请走这门口的菩萨，倘是不塞红包，穿警服的菩萨就时常来立着、坐着晒太阳，直到店家完全没了“信誉”倒闭为止。现在这黑的手段也被学成了白的手段，一当有人要维权，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失去了常态，各种冠冕堂皇的人都来做思想工作，晓以团结稳定的“大义”，分析个人利益的得失，逼着维权者答应放弃自己的主张才罢休。
要是骚扰而不能达到目的，或是被骚扰者受了刺激而激进，或是维权者排斥万难竟然暂时获得了成功，对维权者的消灭行动就展开了起来。消灭之法，第一是剥夺言论工具，切断电话和宽带线路，收掉维权者的电脑、书籍，等等，使他无法成为维权者；第二是软禁、跟踪、绑架、驱逐，使维权者不能“上达天听”，无法完成维权的程式；第三是破坏生存，有职业的让他失去工作，有企业的让他失去企业，使维权者失去生存基础，让他在贫病交加中走向死亡；第四是拘之捕之，让维权者到看守所里“维权”；第五是送去劳教或施以刑罚，把维权者变作苦役犯或刑徒；第六是制造牢犯斗殴、疾病甚至直接进行暴力逼供乃至虐杀，从肉体上消灭维权者。过去还有干脆予以枪毙的，比如对张志新、林昭之类，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征服维权者，更不能防止星火燎原，于是便予以株连。株连之法，也是监视、骚扰、消灭，所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逼使被株连者成为帮凶；其次是用被株连者的遭遇恐吓维权者；再次是压迫被株连者禁（口旁）声、匍匐。
以上这些，都是在“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宗旨下进行的，其根本是消灭，因而就格外暴虐、残酷。似乎这是吸取了中国革命时代的经验，很是避免暴力革命的英明谋略，其实却十分地愚蠢。今天的中国与革命时代的中国，各种社会历史因素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经验套用到今天，实在是很机械、教条的主义。那时是革命，现在是维权，是要求把人们应该有的权利落实给人们。更何况这经验本就谈不上经验，蒋介石当初未尝没有设法“消灭于萌芽状态”，结果却是越消灭，星星之火越燎原，革命的力量越强大。“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在中国向来是一代不如一代。对维权予以消灭，结果只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因此，“反监视、反骚扰、反消灭、反株连”的主张不仅是维权者的主张，而且更应该是中国当政者的主张。中国当政者只有实行了“反监视、反骚扰、反消灭、反株连”主张，才会避免暴力革命，才会获得社会的真正稳定，才会有将来。
但是，中国的官僚们离接受“反监视、反骚扰、反消灭、反株连”主张的距离，实在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今天的官僚，并没有理想主义精神，在信仰危机的熏陶下，嘴上叫着共产主义理想，心底却鄙视共产主义为虚幻，在政治人格的真诚程度上远不如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老一辈，他们更习惯于机会主义地认同眼前的功利，追求一时的社会“稳定”，悄悄地为出现危机时溜出国门做准备，或者持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当下享乐主义，或者沈浸在威权主义的自慰快感当中不能自拔。因此，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是烈度日益强化的监视、骚扰、消灭、株连。在这前提下，维权者就格外需要主张“反监视、反骚扰、反消灭、反株连”，限制官僚们腐败的稳定和稳定的腐败。毕竟，维权者们都是有信仰和信念的，是中国最真诚的一群，没有人愿意中国发生暴力革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