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日讯】经过了文革和六四，中国知识份子对于个人崇拜多少都有一定的免疫力。我是决不会再去崇拜任何个人或偶像的。对于达赖喇嘛这样的世界名人，我的态度也很平常，我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来看待。经过神化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几十年曲折岁月，对于“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两句话，我和许多同龄人都有了特别的认识。我们决大多数汉人都是在影视节目中见过达赖喇嘛的形象，或者到过国外的教授的言辞中听说过达赖喇嘛的言行，完全没有个人接触。然后就是阅读他发表在报刊和书籍上的言论。我曾经对达赖喇嘛的言论发生过质疑，达赖喇嘛说，多年来他从未主张过西藏独立，可是我曾经得到过不少西藏流亡政府的朋友给我的中文材料，里面有多处都有达赖喇嘛讲到西藏独立的字句。后来有藏人朋友的文章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藏文对英文或藏文对中文在翻译上的不确切造成的误会。（我完全不懂藏文，这方面必须听从懂藏文的朋友解释）。我觉得，即使达赖喇嘛在过去的岁月里确实有过西藏独立的想法和言论，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面对暴政，古人的诗歌中说道：时日曷丧，令吾与汝偕亡。你如此作恶多端，我愿跟你同归于尽！从文革炼狱的批斗、隔离审查、酷刑中过来的人，从国内监狱和劳改营的饥饿、打骂和侮辱里走出来的人，不论汉人还是少数民族，谁没有过这类反抗的一闪念？作为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领袖，面对西藏人民遭受的数十年苦难，不产生独立的想法倒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的偷渡出国，有的考察或留学而滞留不归，有的申请政治庇护，然后取得绿卡或外国国籍，何尝不是一种独立？实质上也是一种个人的政治独立，独立于中国当局的暴政以外。只是由于我们的民族血缘是汉族，不会从民族独立的方向去思考罢了。
但是作为民族的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简单的反抗和摒弃仍然不是成熟的理性想法。现在，达赖喇嘛终于提出了“不寻求独立，仅要求真正的自治”的中庸之道。这肯定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有过审慎的权衡才宣布的。因为这项主张不仅将面对中国当局的抨击、鄙薄，更要面对藏人内部强硬独立派的抵制，可是达赖喇嘛还是提出这个主张，而且不断地坚持和介绍这个主张。这是达赖喇嘛非常务实、冷静、大智大勇的表现。着实让所有的汉人大吃一惊，感觉到他的精神力量。
汉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谓不大，其中的积怨不可谓不深。尤其是1959年西藏事件以后，又陆续发生拉萨抗议行动和镇压戒严，每年还有许多西藏的青少年翻越高原雪山，秘密逃亡去印度达兰沙拉加入流亡阵营。国际上对达兰沙拉的支援比较多，可是主要都用在教育和宗教事务，西藏边境地区至今没有成为亚洲和世界恐怖活动的频发地区，（相反，在尼泊尔倒是频繁发生毛泽东主义游击队的恐怖活动），这不能不归功于提倡慈悲为怀，善恶相报的佛教文化，归功于西藏人民的温良禀性，归功于达赖喇嘛的榜样感召。我们不难想像，1959年出走印度时的十万藏人，当时中年以上的人们都已逐渐凋零，当时的青年已经进入迟暮，当时的儿童少年现在正当年富力强，然而在他们的生活记忆中，对于中国、对于汉人的印象，没有和平、没有温馨，恐怕只有枪林弹雨和围追堵截。他们今天正是流亡地达兰沙拉的社会中坚。他们对中国，对汉人的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敌视的，至少也是相当冷峻的。达赖喇嘛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或决策环境中，作出这样的决断，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达赖喇嘛的主张，才能更加体会这个主张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汉藏两个民族之间有这样一位明智、知己知彼的领袖人物感到庆幸。长期以来，我都希望促成汉藏实现统一。所以更为达赖喇嘛的主张感到欣慰。
从《许家屯回忆录》中我们知道，当时达赖喇嘛和他的人马在逃离拉萨以后，完全是解放军的重围之中。是毛泽东下令让边境亚东的边防部队网开一面，容忍他们走出国境，进入印度的。有时我曾有过假设的遐想，如果当时达赖喇嘛的队伍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武力追剿，申斥左右，笑脸相迎，将达赖喇嘛接入北京，优礼有加，任凭养尊处优，或许今天西藏问题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是幸事。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四清，阶级斗争教育，接着是文革浩劫，关起门来的整肃，所有涉入拉萨事件的藏人僧俗群众数十万人仍将九死一生。连并未涉入拉萨事件的班禅喇嘛都无辜地坐了九年秦城监狱，何况其他藏人贵族和平民参与之众！到头来，不过北京又多了一位唯唯诺诺的西藏宗教界中央级统战高级干部，出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拉萨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也多了一名雷打不动的副主任或副主席。或许他本人不会有更多的颠沛流离之苦，获得北京中央机关的小灶特供物质待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是心理的煎熬和精神的折磨却是比逃亡更加难于忍受。逃亡虽然是奔波而流离失所，毕竟是在追求自由。而且经过了短暂的艰困年月，达赖喇嘛以和平和理性的形象逐渐成为世界上东方文化的代表，变成了许多闻名国家最受欢迎的贵宾，后来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举世殊荣。不仅如此，达赖喇嘛还没有停留在他和他的流亡僧俗群众的困苦之中，却以他的智慧和学养继续认识和学习国外的新世界。他周游列国，广结善缘，阅读思考，从一个曾经集宗教和行政权力于一身的、神人合一的东方统治贵族代表人物，逐渐变成了一个承诺民主、追求人权的新型领导人。达赖喇嘛在他的讲话中明确宣布，如果在人民选举的议会中三分之二要求他离开最高职权，他将会离开权力地位。而且明确地主张未来在回到西藏以后，实现了真正的自治，就要实行民主，他自己完全回到宗教生活中去。西藏社会过去长期实行贵族威权统治，从未实行过民主，达赖喇嘛敢于这样宣布；中国汉人社会，也曾长期实行皇朝统治，后来已经推翻帝制，一度实行过议会民主，也曾享受过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从未实行过民主，并一再整肃“右派分子”，甚至武装镇压学生的和平示威，至今不敢有任何关于民主的承诺。两相比较，我觉得，达赖喇嘛应该成为中国各民族领导人的表率。他深明大义、理性务实、思想开放、顺应时代的言行举措，应该是中国领导人的榜样。中国民主运动赞赏和支援达赖喇嘛的自治主张，不仅认为他顺应了汉族人民反对分裂，追求统一的意愿，而且还因为流亡的藏人力量在流亡中认识和学习了民主，他们将带来民主的风气，并自身实践民主。一个对内实行民主自治的自治区必然会对中央提出民主的要求，同时也在中央享受民主的权利。西藏不要求独立，要求真正的自治，就是壮大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害怕民主，正在贻误汉藏两族联合的契机。长此以往，达赖喇嘛等老一辈稳健人物逐渐凋零，那些头脑中对中国、对汉人只有怨恨和猜忌的藏人继往开来，那时统一框架下的自治前景则更加渺茫了。
统一框架下的自治是合理的主张。看一看中国政府的地图和达赖喇嘛出示的西藏地图，就明白了。达赖喇嘛的地图包括了西藏自治区、青海全省和甘肃四川云南各省的部分地区，汉藏双方的领土构想如此重叠，在古代，除了战争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双方力量的对比则说明在现代世界上这样强弱悬殊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恰恰是统一下的自治可以化解领土纷争。如果实现了民主自治，一般来说，也就会实现政教分离，即行政与宗教脱钩，这些各省的藏族地方虽然不在西藏自治区之内，同样也将实行真正的民主自治（自治州和自治县），所以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仍然跟自治区内的人民一样享受宗教自由，保持民族文化，所以不必完全并入西藏自治区。
达赖喇嘛提出了愿意在中国国家的框架下实现真正自治的主张，为解决西藏问题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障碍。统独问题是最干扰和平生活的问题，也是最容易挑起社会分裂的问题。达赖喇嘛的主张把统独问题解决了大半，争议直入自治的主题，也给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少规避、拖延的回旋空间。
但是问题恐怕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汉藏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互信疑虑。汉人方面担心达赖喇嘛的承诺到底是真诚的自治要求，还是一个政治陷阱，一旦返回西藏，取得地方实权以后，会不会突然变脸，又重新策动独立。藏人方面也担心，一旦回归西藏以后，汉人又在西藏制造第二个董建华式的自治区行政首长，制造又一个西藏“二十三条”或者“功能界别立法会”。如果重新出现统独纷争，社会将重新陷入分裂的困扰，如果出现虚伪的自治，则因为西藏没有香港的自由港的特殊国际地位和新闻自由传统，恐怕将完全失去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两种情况都是违背两族人民的意愿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拒绝跟达赖喇嘛正式谈判，海外的流亡藏人和流亡汉人可以不断接触，不断互相接近，不断地建立互信。每次接触都可以公开宣示，藏人方面一旦达成建立真正的西藏自治的协定，将在基本法的条款里写明，完全放弃独立建国的诉求，决不主张分裂中国国土、决不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这样的条款并非没有历史先例。美国宪法就有这样的条款，李登辉修改以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有过这样的条款。这样可以永远解除人民对统独纷争的担忧。另一方面，汉人方面也将承诺，除了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中央主持以外，决不干预藏人的内部事务，行政首长完全由西藏人民普选产生，而且一定不由外族人士出任。完全尊重西藏民族的宗教和思想自由，文化事务完全由西藏自治当局自理。西藏除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以外，还拥有自治区的区旗和区歌等等。同时双方还可以就许多自治事务进行务实、冷静的磋商。例如关于语言政策。为了便利国内经济文化的交流，自治区实行双语政策，同时普及藏汉两种语言文字教育，不能让藏语文化式微失传。
许多年来，舆论比较注重的总是主权的归属，历史上汉藏之间的往来和供奉关系，十七条协定的签订经过，其中的争议当然能把很多真相逐渐敦廓清楚。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揭露过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言辞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看不起藏传佛教的文化歧视。他在访美正式谈话中表示说，西方社会那么多有科学知识、有文化的知识份子竟对喇嘛教发生浓厚的兴趣，他觉得不理解。言下之意，西方人士对于基督教、天主教发生兴趣，他能想得通，对藏传佛教（官方不应当使用俗称喇嘛教）发生兴趣，他就想不通。一个多民族文化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口出此言，暴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文化心理素质。
在共产党专制社会中长期缺乏人性、人权的素质教育，人民的道德理念就出现严重的缺损。例如大家知道的德国纳粹时时有死灰复燃的苗头。令人惊奇的是，恰恰是在东德的社会中，新纳粹的中青年人数比例和活动势力大大超过德国西部，最近甚至进入到几个州的议会中取得席位。马列毛的阶级、阶级斗争意识，无神论优于有神论的意识，注重群体而忽略个人的意识，片面强调唯物（经济效益），否定惟心（精神诉求）的意识，过分强调的祖国（大汉族）文化优秀论的意识等等助长了汉族文化意识上的妄自尊大。我们这些海外流亡者也是来到海外才真正体会到贫弱民族的人群居住在富强民族的人群中的感觉，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文化、习俗和意识上存有相当多的不合理的，甚至恶劣的成分。察己而知人。我们可以由此想像得出少数民族生活在汉人为主的社会中的感觉。你要人家放弃独立的想法，承认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就要给人家有回归家庭的感觉。不仅是口头上宣布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而是在人民的精神深处相互把对方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而不要像江泽民那样，表面上尊重少数民族，骨子里却鄙视少数民族文化。今天的中国文化教育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势必导致将来的民族融合问题上的重大隐患。即使勉强达成了形式上的大一统，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纷争仍然可能复燃。我们从现在就要从自己做起，从文化上、性格上和精神上尊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习他们的真诚坦率和聪明睿智，跟他们结成心心相印的朋友。
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纷争仍然可能复燃。我们从现在就要从自己做起，从文化上、性格上和精神上尊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习他们的真诚坦率和聪明睿智，跟他们结成心心相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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