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几十年来，国有企业由于缺少制约机制和竞争机制，缺少工会的独立作用，更主要是缺少民主监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国有企业入不敷出，资不抵债，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早已被地方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吃空用光掏的只剩下一个空壳，不仅外欠银行的一大堆借贷，而且欠下业务往来中胡子连头发的债务，对这个制度和政权已构成具大的威胁。当权者自然意识到这一潜在的危机。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时代的朝流。
九十年代末，朱镕基的核心决策阶层深知世界潮流不可阻挡，私有制才能引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设置了尽善尽美的国有企业转换的的政策，仅从1999年到2003年三四年时间里，国有企业或拍卖或卖断经营权以摧古拉朽之势席卷大江南北，然而，制度的不公更进一步促进了分配的不公，造成了少数人欢喜多数人愁的社会大悲剧，这是朱镕基万万没有想像到的。
一、 国有企业严重流失造就了新型的资本家的诞生
在内地，从省城到县市，国有企业卖断经营权、拍卖给个人经营或者租赁经营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制度给地方官员和少数人大发横财又创造了绝妙的契机。
对于企业何去何从、由哪些人来接管，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事先就定了盘子，早已统一了思想和观点：租赁经营只能交给原有的法人最可靠，拍卖经营权也是让领导们值得信任的的来接手，这为今后受益得利就埋下了伏笔。在操作的过程中，一切都按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政策的程序办理。
首先，企业主管部门和法人进行“清产核资”，企业法人在这个游戏中可以将账目做的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其目的只有一个：少报资产和隐慝资金。第二步是地方职能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资产评估。一切都是按法律程序办事，评估人员在企业法人陪吃陪喝陪玩后，还收下价值不菲的红包，自然要为法人说话办事，大笔一挥，上千万元的资产就变成了一百万元，企业法人能赖掉的帐都赖掉了，能够少承担的债务都推给了国家。第三步：企业工人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心黑面厚的地方官员早已制定了工人买断工龄的具体标准，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心领神会地按最低标准执行。大多数企业花上三五千元就将干了半辈子的工人打发掉了，有的企业甚至是千儿八百元人民币就卖断了工人的工龄。老百姓普遍反映说：在企业干了半辈子的工人还不如一头驴的价钱，因为现在市面上一头驴还能卖一二千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内地县市绝大多数企业都卖给了前任法人，除银行债务及往来债务背着外，他们只要花上几万元钱或是几十万元钱，就买下了数百万元或几千万元资产的企业。
二、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矛盾加剧
从一九九九年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合理性和大量资产的流失，更主要是对产业工人实行的一刀切——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在企业干了大半辈子的“主人”——工人，被他们的“仆人”——新型的资本家廉价地打发出门了，那些为企业的发展流过血和汗的工人们就像挤完了的牙膏被扫地出门，老板在清理门户后，自然要吸收年轻力壮的劳力为他们卖命，这样一来，失业的大军遍布城乡（官方统一的口吻为“下岗”），从企业改革之初，势单力簿的工人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不能游行示威，又没有发表意见的舆论阵地。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工人们只有用最原始的办法——堵塞地方政府大门、堵塞交通要道来为自己的权益抗争。
在将近三四年时间里，从东北的大庆、辽阳到四川成都，从中原平原的湖北随州市到西安市，从大省城到小县市都不同程度地暴发过工人们聚众请愿的活动。有的地区堵塞地方政府大门、堵塞工厂大门已司空见惯，由于“聚众闹事”与党中央要求的“稳定压倒一切”相违背，地方官员穷于应酬，把主要精力花在解决和调处工人们闹事问题上，尽量回避矛盾，对待“老实”的工人用谎言哄骗，对待“不老实”的工人动用公安、武警等强权力量进行镇压。干群矛盾进一步突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的隐患处处可见。
三、新老板不理旧账，银行呆账大多成了死账
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是靠银行借贷生存下来的，企业老板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上任一个企业老板都打通关节在银行借贷一笔资金，美其名曰发展生产，实际上大多用于与地方官员及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的吃喝玩乐嫖了，借贷的本金和利息像滚雪球一样地滚了下来，大多数企业别说是还利息，就是本金都是一大堆无法偿还。因此，在大多数银行都将这些无法收回的贷款列为“呆账”、“坏帐”，企业卖给个人经营时，新型的资本家大多拒绝承认以前的借贷，即使有的老板接受了先前的借贷，也以不是自己经手为由拖着不还贷。所以，现在的每个县市的银行都有数千万元的呆账、坏帐，如果储户排队到银行取款的话，大多数银行都要破产关门。
四、 现有的政策对新型资本家的管理鞭长莫及，掠夺和偷税是公开的秘密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异想天开地想跨越商品经济这个历史进程，将劳动资料统归国家所有，从而取消了私有企业，才有了国有企业的兴旺，现在，朱镕基的政策又将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卖给了个人，历史的弯路在中国不断地重复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国的私营业主与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极有相似之处，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所指出的那样：“要强迫人们去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那就必须设想这一强迫者掌握了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奴役者。”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也曾精辟地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因为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可是如今，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的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劳动者的现象在中国重演。掌握着“劳动资料”的新型资本家对工人是敲筋吸髓的剥削。大多数的产业工人像机械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得到的是只能解决温饱的工资，生活福利和养老保险跟他们无缘，劳动合同只是个晃子不具实际意义，腿残眼瞎等职业病被一脚踢出门外。
资本家一方面对工人大肆掠夺和剥削，另一方面又都在账务上大做手脚：隐瞒经营收入、多列成本费用、建立账外帐，不择手段进行敛财。
新型资本家偷逃的税收和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装饰了企业老板花团锦簇的人生道路，他们靠钱财开道与地方官员如胶似漆，共度蜜月，地方官员不仅为这些新型的资本家保驾护航，为他们剥削工人的合法化和偷逃税扫清障碍、铺平道路，而且还冠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直至县里、市里“党委委员”、“副县长”或“副市长”等头衔。
中国的政体像一个五脏六腑都糜烂了的动物，再能干的医生都不能使其起死回生了，所以说，朱镕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不难否认，朱镕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愿望是美好的、初衷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然而，这个制度就像是个百孔千疮的炼钢的炉子，炼出的钢水没有流进指定的模具中，而是从炉子的漏洞里流出来扭曲变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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