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台湾大选与一国两制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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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7日讯】3月20日的台湾大选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目前虽然尘埃尚未最后落定,但大选高潮已过,可以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思考了。

根据大选前的民众调查,人们普遍认为连宋得票会超过陈吕。但计票结果,陈吕却以0.22%、不足三万张选票的微弱多数获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改变预料结果的因素大概有三:一是陈吕在选举前一天遭到枪击。尽管枪击的真相尚未查清,但它影响大选却是十分明显的。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人们同情总在受害的一方,这一枪使很多中间选民投向陈吕。加上陈水扁借此启动国家安全机制,使多数支援连宋的20万军警无法投票,这样,就把连宋应得的票数压下来了。这是主要原因。二是李远哲在最后表示支援陈水扁,这次表态虽然不可能产生四年前他的“临门一脚”那样大的效应,但多少也发挥了一定的助选作用。三是关于“爱国者治港”的喧嚷,进一步败坏了“一国两制”的声誉,又一次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使在统独之间、蓝绿之间犹豫不决的老百姓倒向台独,选举陈吕。

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本来就心存疑惧,主张台独者竭力反对固不待言,就是赞成统一或主张维持现状的民众,也担心统一后的一国两制会把他们引向何方。这次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鼓噪,还擡出邓小平的讲话,攻击主张提前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直选的民主要求,把要求扩大民主者划出爱国者的行列,威胁要剥夺他们参与治港的民主权利,一些报刊甚至攻击应邀赴美国参加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议的几个人为“汉奸”、“卖国贼”、“吴三桂”,使人不禁产生文革遗风再现之感。。这些反民主的叫嚣在国际上产生极坏的影响,对台湾大选无疑也发生一定的指向作用。在台湾民众的眼里,“一国两制”竟然意味着不民主的制度可以压制民主的制度,并且对要求民主的民众进行排挤打击,这样的“一国两制”还有什么吸引力呢?

自从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已经二十多年了,作为“一国两制”的样板的香港回归也已接近七年。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反思,作出科学的解释。

“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但“一国两制”的关键在“两制”。当然,怎样解释“一国”,可以各述己见,即所谓“一中各表。至于怎样实现“一国”,也可以充分讨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还是联邦共和国,像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那样,允许台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享有席?这些都可以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但“一国”的原则是不容讨论的。陈水扁及台独势力反对“一国”,就没有讨论的基础。而对大多数主张维持现状和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两制”。因此,科学地解释“两制”,对于贯彻“一国两制”原则,实现台湾和祖国的统一,以至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两制”,按照邓小平的讲话和香港基本法,指的是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说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意味着五十年以后还是要变。怎样变?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当然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观念无形中带来两种倾向:在大陆官员的思想上,认为反正你早晚要变过来,那就一步一步变吧!所以总想把大陆的政治制度延伸到香港去。香港居民的思想则充满着矛盾,他们不希望在香港变相地推行大陆的政治制度,但又无可奈何。在这种矛盾心情下,出现两种不同态度,有时顺从接受,有时起而抗争。去年“七一”的大游行,就是抗争的突出表现。中央政府接受香港民意,无限期地推迟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表现了民主的明智的政治风格,全世界舆论都给以肯定和赞赏。今年元旦,香港市民五万人举行游行,要求2007年直选特首,2008年直选立法会,却遭到中央政府的压制,官方和媒体把要求民主的社会力量,从爱国者治港者的行列里排挤出去,人为地分裂香港社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

这两次结果不同的冲突,本质上反映了“两制”的矛盾。从官方的视觉来分析,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按照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民主千百倍的民主制度,那麽,用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去改变低度民主的资本主义,自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为23条立法,是要在香港推行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入罪的制度。这个制度近几年在大陆曾不断付之实行,它并没有体现比资本主义民主千百倍的高度民主,恰恰相反,它体现的是专制和极权,理所当然地遭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和抗拒。无限地推迟为23条立法,不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让步,而是民主的胜利,正义的胜利。至于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叫嚣,则是粗暴地践踏香港的民主制度,赤裸裸地暴露了“一国两制”在某些人思想深处的虚伪性。

香港市民的两次大游行及其结果,充分暴露出两制矛盾的实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我在《民主与爱国》一文中曾指出:一国两制的两制之间,应当是相互学习、相互吸取对方长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香港和大陆的经济制度正在日益接近,政治制度则还有相当远的距离。香港没有党禁报禁,市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回顾自身,我们的民主程度却远不如香港。两制的互动过程,主要应该是我们吸取香港政制的优点,加快政治民主化的的步伐;对于香港的进一步民主化,应采取欢迎支援的态度。两制共同前进,在实现高度民主的基础上,自然就会趋同融合。

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台湾。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当然也有一个“两制”互相渗透、互相吸取的过程。台湾自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以来,已经逐渐摆脱了蒋家王朝所建立的专制极权制度,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我们的政治制度则仍然带着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因此,两制的互动过程,主要的方面不是要把大陆的政制强加于台湾,而是要学习台湾的长处。例如,开放党禁报禁,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使两制相互接近,最终趋于一致。

所以,要推行“一国两制”的原则,关键在于政治民主化。官方长期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你们最终将实行我们的制度。这种错误心态是极为有害的,极不利于一国两制的推行。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的政制缺乏民主,因而必须加快政治民主化,在政治制度上赶上以至超过香港、台湾,才能取得推行“一国两制”的主动权。这既是香港人民、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的趋势,也是大陆人民所期盼的前景。

2004.3.24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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