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1日讯】（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30日报导）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准备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提交183个“六四”事件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名单。另外，有六位“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通过录像光碟向联合国人权大会作证。
康城：王楠是北京的中学生，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多他带着相机，戴上一顶骑机车戴的头盔骑着单车出门，家里的人在6月14号才找到他的尸体，头上扎了绷带，显然有人试过要救他，后来辗转找到救过他的医生。
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在光碟里头说：“当时就是复兴医院死亡人数最多，我们就从学校一路走着到复兴医院，当时下着濛濛细雨，加上家长找孩子的，再加上看热闹的，那就排成大队到复兴医院的太平间，当时太平间的情况非常凄惨，就是脚对脚一个一个地排的，当时的医护人员在旁边说：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乱，一个个的看，一个个的认。”
康城：张先玲女士说，人民大会堂外头有一块地方，以前是种树种草的，在“六四”事件之后改铺方砖，因为当时埋过尸体，王楠起先也是给埋在那里的。
大学生袁力6月4号凌晨在海军医院里头给列为无名尸，他是去给广场的学生送食物送水遇难的。
袁力的母亲李雪文女士说：“当天晚上11点半，袁力听到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这一带枪声大作，他就立刻骑自行车就想到木樨地去﹐当时我就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有人已经被打死了，千万不能再前去了。’袁力则说：‘妈妈，您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到街上去打听消息，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我就一再劝他，他执意的不听，跨上自行车走了，用力一蹬就走了。”
康城：李雪文女士说，6月24号一家人在火葬场给儿子举行告别式，见到有人拿了几个发出恶臭的塑胶袋，准备焚化。她说：那些人比我的儿子还可怜，身份未明就给烧了。
康城：叶伟航19岁，高中刚毕业，再一个多月就考大学，在学校是当班长，品学兼优。他的母亲尹敏女士说，到医院里头排队认尸的人很多，排成长龙，他儿子的尸体脸部全是黑的，踵的厉害，身上有棍棒重物击打的痕迹。
尹敏：到广场以后，我就跟火化的师父提一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可怜可怜我，我这孩子中了三枪，两枪没出来，能不能在火化的时候把这两枪的子弹给弄出来？”后来师父说：“实在是不太可能，因为火化是很高温的，但是我们尽量。”
我说我有一个证据。后来等到第二天，我去取骨灰，把那上面给我留一个小塑料手袋里边装好像是金属又不是金属这么一个特殊东西。
康城：尹敏女士说，如果真的有“六四”事件平反的一天，他会把儿子的骨灰洒向大海。
康城：戒严部队开枪的时候，王志英张艳秋夫妻俩躲在一辆面包车后面，突然间王志英的胸口就喷出血溅，等到部队开过以后才有其他市民围过来，帮忙把他弄上一辆平板车，送到同仁医院。
张艳秋：到了医院以后特别混乱，好多人都在那特别就是觉得特别惊讶说，共产党怎么能够开枪啊。有一个姓赵的医生他说着：“弄了好多抢救的办法，不行了，说他人已经没有了。”我当时就跪在地上，我抱着大夫跪在地上求他。我说：“大夫，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吧！”
康城：张艳秋女士说，当年女儿才7岁，是过了几天举行告别式的时候，才告诉女儿说，他爸爸死了。
张艳秋：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看到爸爸的遗体大哭。后来在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发愣，然后就流眼泪，自己就哭了。老师找了我好几次说着：“别让孩子受刺激，她太小了。”然后在家写作业，写着写著作业然后趴在那就哭了。
康城：“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在证词光碟结语里头说，15年她自己一直在生死间徘徊，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家里头每一个角落都感觉到儿子是乎还在。
（以上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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