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中国戏梦人生 彭文淳 给自己留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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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7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邹念祖╱特稿

  许多人或许不认识彭文淳,但只要你常看电视,就一定看过他的广告与MV作品,包括最近中国信托那支爸爸与女儿在纽约失散的广告、以简单的黑白影像营造浓郁气氛的左岸咖啡、金城武每一支让人哭让人笑的易利信手机广告、刘德华玩石头秀肌肉的MV“真永远”,以及孙燕姿讲自己讲到流泪的MV“TheMoment”。

从广告拉回最爱的电影

  2000年时,彭文淳为了拍摄鸡精广告,需要一位教养良好又会跳踢踏舞的年轻女孩,他在上海的“梦工厂”找到了他的广告女主角,也找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素材。

  “梦工厂”是个三代同堂的舞蹈学校兼舞团。第一代的梁一出生在1930年代的上海,1949年逃难到台北。1950年代的越战带来了美军,也带来了摇滚乐与踢踏舞,梁一无师自通,跳遍了台北、新加坡、曼谷、吉隆坡的歌厅夜总会,最后在晚年移居上海,七十几岁还是每天跳舞,试图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

  第二代扬扬成长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三十几岁的她是梁一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梦工厂”最重要的活招牌。不过她的志向不限于舞蹈,只要能成名,要她唱歌或主持都行。

  第三代的学生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缺乏从小练舞的深厚功底,光是原地连续转圈都会转到飞出去;就算他们跳到全中国最棒,也登不上国家级殿堂。

  三代的舞者都梦想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却不知百老汇的舞台离自己有多遥远。虽然舞团只能接些零星的活动表演,赚的钱仅够勉强温饱,但他们还是每天苦练着,似乎只要一直跳,就会有希望。

没有大明星 镜头对准小人物

  彭文淳不会跳舞,没拍过电影,也没拍过纪录片。在他用别人的钱拍摄过无数的大牌明星后,彭文淳投下自己的钱,以半年时间筹备,两个月时间拍摄,将镜头对准这一群在娱乐界力争上游的小人物。

  爱电影的人通常都很爱做梦,会被别人的梦打动而投下一千万来拍一部电影的人,自己也绝对是个勇敢做大梦的人。彭文淳从十八岁开始迷上影像,三十九岁时终于实现了他的电影梦,这中间寻梦的过程,也几乎就是一部走过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纪录片素材。

  十八岁之前,彭文淳很少看电影,音乐才是他的最爱。那年暑假,他看了一部“亚瑟潘的四个朋友”,突然发现了影像与音乐加在一起,竟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

  那时刚考进物理系的他,先是跑遍了台湾所有影像相关科系寻求转系的可能性,在所有学校都告诉他必须重考后,彭文淳想到另一个方法,顶替一个考进电影系却没兴趣的朋友上课,还自己出钱替朋友拍了所有的作业。

疯狂爱上电影 却投入广告事业

  除了自己拍16釐米短片,彭文淳还到处去看拍片现场,即使只能远远地看着工作人员在工作,但光是看到35釐米的摄影机就让他兴奋不已,他就这样在远处见习了杨德昌“恐怖份子”、但汉章“暗夜”与陶德辰的“单车与我”的拍摄过程。

  不过彭文淳对影像的狂热并没有让他在毕业时投入电影业,而是选择了广告业。那是1980年代后半,总统府前开始有抗争、立法委员开始跳上桌子打架、股票万点不是梦、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的时代,可是电影业却已走入低潮,1988年只有一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另一方面,当时的广告业却是创意十足,司迪麦广告挑战了所有人对广告的认知。彭文淳一毕业就进广告公司当文案,做不到一个月就辞职,因为他发现当文案其实距离影像很远。

  可是他辞职后,竟然立刻自己开广告公司!彭文淳说:“因为我当时很急。”他还记得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前一两天,他骑着机车在路上找拍广告的道具,忍不住问自己:“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拍什么广告?”可是他就是一心一意想做好这件事。

公车里的片段 力争曝光

  “歌舞中国”拍摄完成后整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剪接出最后的版本,它在国外影展的口碑很好,但是买家很少,因为它既不像剧情片,又不像纪录片,很难找到适当的行销手法让观众走进戏院。

  彭文淳苦笑地说自己当初太乐观了,因为他相信自己拍的是有质感的东西,目前也只能尽量争取机会曝光。

  于是“歌舞中国”的预告上了公车里的电视画面,虽然小小的画面无法完全呈现出黑白影像的层次,扭着腰摆着手的爵士舞者们似乎轻轻一跃就将跳出画面,颠簸断裂的放映环境更无法呈现梦的高远,可是公车的气氛就是变得很不一样,那些盯着萤幕好像在看又好像不在看的人,似乎都跌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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