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泓巴黎报道) 2004年5月17日上午在巴黎，记者无疆界组织以“法国中国年：人权状况”为主题，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外国媒体中心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推出两部和中国有关的新书，一本是探索出版社出版（Editions La Découverte），由记者无疆界组织编纂的法文版 [中国黑皮书]（Chine，Le livre Noir），另一本是黎明出版社出版的（Editions de l’Aube），胡平先生的著作[人的驯化，躲避和反叛] 法文版（La pensée manipulée, le cas chinois）。
* 法国中国年 –“缺少人权的中国年”
“2004年是法国中国年，有数百项宣传中国悠久文化的展示活动。然而在中国政府巧妙的监督下，这次活动中完全看不到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展示。” 这是写在[中国黑皮书]封底的第一段话。
记者无疆界亚洲部负责人万桑·布鲁赛乐先生说：“我们关心中国的现状，我们已经出过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国的黑皮书，[中国黑皮书]的出版是对法国中国年的一种反响。当我们看到法国中国年活动中，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全面展示中国社会现状的机会，在胡锦涛访法期间，法国政府在中国人权改善这方面没有从中国得到任何承诺，于是我们就出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不仅仅报道了与新闻自由有关的案例，我们也收录了超出我们工作领域的，有关中国老百姓的经济、社会权益受侵犯的实例，想把更全面的中国人权状况展现给大家。我们想通过此书引起大家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关注，提醒人们在上百万的手机消费，购买核电站的订单背后还有另一种真象，这本书中也展示了另外的一些数字。”书中收集了国际大赦组织、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人权观察、中国人权、记者无疆界、劳改研究基金的调查报告。
* 是愚蠢？或是狂热？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思想控制？
胡平先生说“在共产制度下生活，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我觉得还不在于其它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对我们思想的控制，对我们精神的扭曲。可是这个问题我想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它又是最难理解的，即使是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的人，我们自己也通常不能理解。甚至一直到今天，虽然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了，但对今天来讲，思想的控制在中国还是存在的。所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我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你站在今天看昨天，特别是问一问那些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如果查一查他们当年讲的话，他们自己都觉得很羞耻，很丢人。所以年青一代就不理解，就觉得老一代太愚蠢，太笨。当然这种解释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因为这些人恰恰是在中国最有知识的人。那么我们经历过的人对当时我们的思想和看法，就解释成我们那时很狂热，所以我们才有那些愚蠢的言论和行为。当然这种解释同样也是非常软弱无力的。你狂热，狂热个几天，几个月，这很可能，狂热十几年，几十年，就不太可能，你不可能总处于同样的状态。所以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状态就需要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和解释。我这本书就是试图对这个现象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解释，让大家理解，中国人，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受到压制，怎么样受到操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的那段历史，同时也有助于认识我们的现在。”
胡平先生在回答记者问题的过程中举例解释了共产专制在压制新闻自由方面与其它专制体制的不同，他说“所有的专制制度都是压制新闻自由的，但是一般的专制制度压制新闻自由，举个例子就像杀死小孩子；而共产党这种专制制度对新闻自由压制就好比是避孕。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记者，也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什么消息可以采访，什么消息不可以采访；什么消息可以登报，什么消息不可以登报；什么消息在哪一级可以读到，什么消息可以让比较多的人读到，这些政府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他预先就防止了让政府不喜欢的消息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的机会。所以说就像是避孕，根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生命。有时侯由于上面有些什么矛盾，或其它种种原因，使得官方不喜欢的消息登了报了，让大家读到了，那这种情况政府做的也很简单，他把记者换了，或者把书禁止发行了，用行政手段就给摆平了。打个比方就好比堕胎。大家看每年中国被逮捕的记者在世界上都是最多的，为什么被抓呢？有的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向境外媒体提供信息，所谓犯了共产党的罪才把你抓起来。我们对这个数字得有一个很深刻、很正确的认识。简单的说就是这些被抓的记者是经过一道一道避孕措施失效，堕胎措施失效之后，剩下的这些。所以数目远远不能代表新闻封锁和镇压的的程度。中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要远远比我们看到的数目多。而且可以想像一个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记者他会怎么想这个问题，他明明看到一件很严重的问题，他想报道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最多让境外的一些媒体了解一些情况，而境外媒体的声音又受到政府的重重封锁，考虑了这一切之后，所以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往往也放弃了，从一开始自己就放弃了他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经过这种长期压制之后，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为民主自由斗争的意图。那么从外面看好像中国人没有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可能得出这么一种错误的印象。其实中国政府非常清楚中国人民有很强烈的对民主的要求，否则他就不会这样长期，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松懈的压制。”
一位中国记者问胡平先生对于中国十几年的进步，包括人权方面的进步是怎么看待的？另外巴黎的一份报纸做了一个世界性的调查：结果是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这个问题怎么看？
胡平先生回答：“这个调查说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觉得，包括你自己可能也认为中国政府的表现远远、很难说令人满意。如果不太高，你觉得还合情理一点，太高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就像文化革命，一个人被整的那么凶，他还得表示忠于毛主席。文化革命大家最流行的口号就是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那是不是表示大家真的很相信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很简单，他如果不对党寄希望，那你叫他怎么办呢？既然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选择的权利，那他只有这个办法。像那些弱势群体到北京来告状，那是不是表明他们只是认为基层政府表现恶劣，而中央是好的呢？根本不说明这个问题。只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来都很爱谈谁拥护政府，谁不拥护政府。对我来说我觉得中国人还根本谈不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拥护一个政府，意思就说我们可以不拥护他，我们可以反对他，如果我们根本不可能反对，一表示反对我们就要倒霉，那你要我们怎么办呢？当然就只好表示我们拥护他，而实际上这跟拥护这个词根本就不相干吗。就像我这本书最后附的一篇文章，叫“邓拓的自杀”。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他在50、60年代就受到毛泽东很多批评，到了后来他自杀，还一再表示他怎么样终于毛主席。其实我这本书就是想分析这个问题，为什么受了那么多罪，为什么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到时候还要一再的对这种制度，对这个党表示认同。而且到一定程度他并不是每个人觉得我是在欺骗，我是在故意撒谎，他很多时候自己都弄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态度，到底是什么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严重。虽然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它的很多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对于进步的问题，当然是有很多进步，毫无疑问。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把一些方面取得的进步变成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愿望在其它方面实现更多的进步，还是反过来把某些方面的一些进步当成借口，以至于为其它方面的压制进行辩护。现在很明显的问题是从中国政府自己，也包括上面的某些人，把那些进步都当成借口，作为辩护的理由证明它原来做的，包括6·4杀人都称为是对的。”
当天下午胡平先生在巴黎凤凰书店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先生，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先生，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侯芷明女士共同举办了“今日中国系列丛书”讲座。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