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0日讯】 拙文《给两位朋友提个醒》写出后，得到包括刘晓波先生在内的诸多朋友的善意提醒和批评，我自己也觉得其中的某些用语不够准确和妥当，现予补充说明。
一、谢泳先生的“批评方式”
首先，拙文中“更进一步说，在文明社会里，任何不作为都是无罪的，任何恶作为都是有罪的”一句话，是单就依法纳税的公民个人而言的。对于花费纳税人的钱款而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国家公务人员来说，见死不救的“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恶作为”，比起拿着纳税人的钱款偏偏要与人民为敌甚至于对本国公民开枪的某党和某军来，也只是在作恶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
其次，查谢泳先生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一书，晓波先生文章中所说的“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应该是发生1945年12月1日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谢泳先生在发给我的邮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看了你批评晓波和国涌的文章，对于你的批评方式，我不做评价。但你的思路和材料我都是认可的。”对于他这种诚恳理性的批评“批评方式”之“批评方式”，我自叹不如，真正得到胡适先生真传的，应该是谢泳先生，几年前我就是在他的那篇《读一点胡适》的启发下开始细读胡适的。
二、邵建先生的批评指教
2004年4月30日，我接到邵建先生的一份邮件，此中记录中当下中国文坛的一大公案，摘录如下：“张兄：久未联系，是因为你在忙大事。我对你所做的那件事，感佩十分，也同朋友谈起过。这是知识份子在公共领域中的作为，不知京华知识圈对这件事看法如何。你没碰上什么麻烦吧。陈的发言我不知道，有文本吗？希望告知。今天我有三件事，不妨一告：中午听来宁的傅国涌说，《动物上阵》发出后，有人告到了宣传部（不知是省委的，还是中央的），说我辱骂鲁迅什么的，这是祁光禄在杭州时对他说的。下午回来后收到祁的信，说《书屋》已受到通报批评，因此，本来六月要发的我的另一篇胡鲁的文章就不能再发了。晚上又收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王培元骂我的文章（不妨传上），看来我是犯众怒了。你呢？……”
邵建先生所说的“你在忙大事”，指的是我在今年“两会”期间，不肯放弃自己不能够见死不救的道德底线，公开站出来为与来自河北唐山的库区移民维权代表张友仁一同逃难的俞梅荪呐喊呼吁。此事至今以几位农民代表的被软禁监管而不了了之，唯一的进步是当地政府不再对维权移民进行暴力镇压。我在回件中写道：“邵建先生：信悉。陈漱渝事是我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看到他的两会发言，其中引了‘胡寇鲁戴’一文中的一段话，批判自由知识份子与官方唱反调。回头我查一下原话吧。刚写了一篇批傅国涌的文章，转你一阅。王培元我见过一面，此类文化人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大概就是《红楼梦》中的焦大一类的角色。想说话也想当奴才也。我做的事情也是限于言论，煽动闹事之类的活动是一概不参预的。因为我没有操作能力。耀杰，1/5。”
这里提到的王培元，就是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责任编辑，他骂邵建先生的文章标题为《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其中的奇谈怪论实在不值一驳，最为不堪的是结束语中所谓的“韩愈有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韩愈其人原本就是一个极其疯狂的专制卫道士，“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更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强权专制思维，与被鲁迅、周作人认定为祖先的宋儒周敦颐的“出污泥而不染”相得益彰。这种强权专制思维的根本点，就在于把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人类，势不两立地划分为绝对神圣和绝对丑陋的两个极端，进而活灵活现地发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诛心权术和精神阉割。王培元引用这首诗的险恶用心，无非是证明自己站在绝对正确的“大树”鲁迅一边，就可以对不甘心充当鲁迅的精神奴隶的邵建，施以绝对正确的精神高压和精神阉割。勒令别人像自己一样充当精神奴才，几乎成为此类中国文化人的职业道德的根本点。如此精神阉割比萨拉姆的动辄就割掉本国公民的耳朵，在恐怖程度上要深刻得多也恶毒得多。所谓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也正在于此。
看完我发送的《给两位朋友提个醒》，邵建先生回件说：“文章读过，意思是赞成的。但有几个问题：一，鲁迅在‘三一八’中有没有煽动青年的言动？二，对傅国涌，语词是否太重了，比如‘既极端野蛮又极端专制’等。三，那个比喻合适吗？四，刘晓波和傅国涌需要‘担当罪责’？当然这是一遍读后的看法，信笔写下的。问好！”
我自己又在回件中写道：“痛打落水狗云云，为烧报馆喝采，骂人的嘴张开了就是煽动，他们自己承认的煽动。我说的担当是应当承认言论上的道义责任。那样比喻不是针对刘、傅二人，六四分子中的流氓也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话是激烈了一些，野蛮并没有直接指向国涌。但是那样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野蛮。读书人自己不把自己弄清楚而只是骂别人，终究是个混蛋。稿子已经发出去了，也不想再改了。耀杰。”
邵建先生当天又发来邮件说：“我觉得你文章的题目是‘给两位朋友提个醒’，那么用缓和的语气更容易使朋友接受，而某些峻急的语句也许会使对方先在地拒绝，这样反而没达到写作的目的。你说呢？比如‘读书人自己不把自己弄清楚而只是骂别人，终究是个混蛋’，后面一个很火气的词就把前面那个很理性的表述给颠覆了；接受者本来能接受的前一句话，也因为这个词而陷入火气了。在说话上，离鲁迅的方式远些、再远些；离胡适近些、再近些。我一直这样说给自己听，这次也与耀杰兄共勉！”
我一直承认自己是喝着鲁迅式的“狼奶”走进学术生涯的，我的文章并不是胡适式的，而是鲁迅加胡适加周作人式的，或者说是人道主义加刀笔吏式的。不过，邵建先生所说的“离鲁迅的方式远些、再远些；离胡适近些、再近些”，最近几年来一直是我追求的为人为文的理想境界。所以，我在回件中表示说：“承教，完全认同，一定引以为诫。我也是没有调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耀杰。”
三、马英九的理性包容
在写作本文前，又在大参考总第2254期（2004.05.04）看到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民主是理性包容的生活方式——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一文，其中引用了“民国四十七年，‘五四’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的致词：“（五四）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拥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我要说这样的话：把抽像的名词人格化了，也就容易偶像化了；偶像化了，便会盲目的崇拜。当时我的朋友陈独秀因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
马英九认为，“这一段四十七年前说的话，对今天的台湾仍然非常适用。”我同样认为，胡适的这些话对于当下的中国大陆也仍然非常适用。中国大陆所需要的正是马英九所说的“建立在‘宪政的自由主义’（constitutionalliberalism）之上，包括法治的精神、理性的态度、人权的保障、与包容的文化”的“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不同利益的党派和群体之间的势不两立以至于绝对压倒。
在2004年5月5日的《民主通讯》中，又看到署名金海涛的一篇文章《戴晴的良心何在？》，其中针对戴晴所说的“1980年代中期和后期，中共最上层的领导人不但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并且正打算在重大领域继续向前推进。邓小平已经打算把四个坚持从宪法中拿出来放进共产党党章”一段话，竟然罗织出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弥天大罪：“历史早已证明，1989年春天在中国兴起的民主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戴晴女士秉承中共的旨意，仍妄图把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说成是暴乱，是造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挫折，是一场悲剧，真不知其良心何在？”
“戴晴女士秉承中共的旨意”之事我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到过，金海涛不知道怎么就堂而皇之地当上了见证人。而在实际上，金海涛所谓的“历史早已证明”云云，所秉承的恰恰是口含天宪手握天理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腔党调，与马英九所主张的“包括法治的精神、理性的态度、人权的保障、与包容的文化”的“真正的民主”，既格格不入又背道而驰。用这样的党腔党调替“民主运动”包装辩护，才真正是对于“民主运动”的玷污和背叛！！
2004年5月6日于北京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