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今年是中国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十五周年，也是中国民主主义领袖胡耀邦逝世十五周年。十五年前，胡耀邦逝世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坦克、子弹对首都学生、平民的屠杀，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江泽民的独裁、残暴、愚昧统治为标志的黑暗时代。
十五年过去了。江泽民虽然被迫交出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两个职务，却继续把持着军队至今不放。江泽民的独裁、残暴、愚昧的黑影，今天还笼罩中国。
这十五年，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十五年。从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到蒙古、南韩、台湾，全球民主国家迅速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个。中国已成为自由民主浪潮包围之中的最后一个共产军事专制帝国。
五十九年前，毛泽东写过一篇《两个中国之命运》。他说：“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其结局是，毛泽东打倒了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旧党国，建立起毛泽东自己“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新党国。毛去世后，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中国民主主义者曾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政治改革终结黑暗党国制度，在中国实现民主。他们失败了。作为一个民主改革失败者的代表，胡耀邦逝世激起的同情浪潮，演变成为十五年前中国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运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这一天，邓小平以坦克和子弹扼杀了中国的民主，在刺刀下扶植起那个独裁、残暴、愚昧的江泽民、李鹏政权。江、李政权统治中国达十三年之久（1989-2002）。如今李鹏下台，七十八岁的江泽民，还赖在军队里不走。可笑的是江泽民的什么“重要思想”，先后被塞进“党章”、“宪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列为党国“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难道中国人民能够再等十五年，让这套反民主、反科学、反和平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捆绑着中国继续沉沦么？
不能。现在是中国人民重新审视这段黑暗的历史，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了。
一、独裁、残暴、愚昧的江泽民年代
江泽民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反改革元老选中的“第三代核心”。他一上台，即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取代一九八九年以前邓、胡、赵时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陈云的“鸟笼经济”取代开放市场，造成全国经济“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举家南巡”，靠沿海“诸侯”炮打中央，迫使江泽民在经济路线上告别陈云鸟笼，向邓小平输诚，才挽救了自己的权力危机。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三年，走的是一条反民主、反科学、反和平的军事霸权帝国之路，把中国推向一个独裁、残暴、愚昧的黑暗年代。第一，政治领域。江泽民退回到毛泽东年代“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的军事暴力和意识形态专政，恢复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
江泽民政权是在军事暴力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血泊中建立的，江泽民也主要靠军事暴力（“枪杆子”）和意识形态专政（“笔杆子”）维持他的独裁统治。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一切领域，江泽民倚仗国家暴力机器，用查禁、逮捕、强制劳教、非法审判、囚禁杀戮等残暴手段，把他认为可能挑战他的独裁恐怖统治的自由主义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江泽民对法轮功与民间基督教、天主教，以及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异议人士和宗教活动的迫害，其手段之严密、残忍，远远超过邓、胡、赵时代，某些方面比毛泽东有过之无不及。邓胡赵时代，曾制定西藏、新疆政策《西藏六条》《新疆六条》，扩大少数民族自治权，获得西藏、新疆人民包括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的支持。后来因王震为代表的反改革派抵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未能实行。毛泽东时代，王震、邓力群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迫害新疆人民，毛派习仲勋去新疆纠正，撤销王震、邓力群职务。毛泽东要习仲勋开除邓力群的党籍，习仲勋当时力保邓力群，后来邓力群反胡耀邦时，习仲勋表示“悔不该保他，不如当年除此后患！”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其打击面之广，手段之野蛮残酷，堪称毛泽东“文革”、邓小平“六四”之后的第三块邪恶? 葱{碑。
江泽民自一九九五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讲政治”口号，就致力于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从“讲政治”，到“三讲”（“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到“三个代表”，把自己塑造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绝对权威”。中共十六大和中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进党章、宪法，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已达到同毛泽东、邓小平“试比高”的荒谬程度。如果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崇拜是中国的两场历史悲剧，导致文革与六四历史灾难；那末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出遭人耻笑的历史闹剧罢了。
第二，经济领域。江泽民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特权与磪挽毕X，盲目追求GDP增长，竭泽而渔，导致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平和人民福祉，形成制度性的贪渎腐败和城乡、工农、贫富两极分化。
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三年，形成了所谓“政治精英”（党国官僚）、“经济精英”（依附党国官僚与资本集团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者）、“知识精英”构成的权贵阶层。这个权贵阶层凭借专制独裁制度的掩护，通过权钱勾结和不平等竞争手段操控市场，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资产，以廉价的不自由劳工和国家垄断的土地资源“磁吸”国外资金，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使增长的财富都落到富裕的权贵家族手中，社会贫富差距已拉大到世界贫富最不平等国家之一。
江泽民年代盲目追求GDP增长的结果，造成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指出：中国每创造一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法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中国消耗全球31%原煤，30%铁矿石，27%铜材，40%水泥，只创造不足全球4%的GDP。牛文元还指出：中国的GDP增长，至少18%是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为代价获得。中国建设部资料显示：中国有十一个省市一百余县级以上城市供水短缺，严重缺水城市占56%，城市总缺水量达六十亿立方米；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供水系统（自来水）的漏损率平均达21.5%，年漏量达一百亿立方米。
江泽民年代盲目追求GDP发展造成政府和企业忽视生产安全，草菅人命。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二○○三年中国煤矿爆炸、工厂火灾，及其他事故造成一万七千三百一十五人死亡，其中煤矿事故死亡6702人，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第三，军事与国际关系领域。江泽民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不称霸”、“不当头”的防御战略转向进攻性的“外向型军事战略”，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的恐惧。
毛泽东时代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战略，所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主要是防御苏联进攻。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变化，中美建交后苏联威胁减弱。一九七九年中国、越南之战苏联袖手旁观，使邓小平从此放心偃武修“经”，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裁减军队，紧缩军事预算，强调在国际关系领域“韬光养晦”、“不当头”。江泽民时代苏联瓦解，中国与美国克林顿政府结成“战略伙伴”，台湾终止动员戡乱，中国已完全解除外敌入侵威胁，获得历史上空前的和平、安全环境。但是，江泽民的十三年，在国无外敌威胁的和平、安全环境之中，每年军费两位数字增长，花费大量外汇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购买先进军事装备，引进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科技人才，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军事防御战略转向军事进攻战略，发展与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不断以武力威胁台湾。中国军方提出“外向型军事战略”，宣称“第一个踏脚板是台湾，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原大陆”。
当国际社会正在作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腾飞论”、“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天堂论”的两极解读时，中国正在悄悄跨进一个新的时代：胡锦涛时代。
二、胡锦涛、温家宝究竟有无“新政”？
中共十六大自始至终由江泽民唱独角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不但在十六大塞进党章，还在刚刚结束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塞进宪法。所以有人认为，江泽民时代还结束不了呢！至于“胡、温新政”，未见诞生似已胎死腹中。什么“树立宪法权威”、“健全宪法监督机制”，什么“新闻解禁”、“结社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只听雷响，不见雨来。现在连雷也听不见了。
胡、温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是同江、李一样的暴君、屠夫，只是装出一副“亲民”的假面？还是胡（耀邦）、赵（紫阳）一样的改革者，只是在等待更成熟的时机？
从中共十六大以来胡、温留下的足印来看，并不能得出他们只是“江规胡随”的结论。至少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三个重要施政领域，他们都提出了迥异于江泽民年代的“新思维”。
第一，修宪与宪政。
胡锦涛当选总书记后发表首次公开演说，引人注目地打出了“宪法牌”，而江泽民也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那次纪念八二宪法二十周年大会。胡锦涛强调指出“宪法高于一切”，“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权威之上。”接着在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回答民主党派人士提问时，胡锦涛说：
“政治改革，长期以来是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政治改革是本届中央政治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党内、社会上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党组织、政府和党政领导人，没有任何特权。特权就是违法，践踏法律。要建立对共产党和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机制，要确立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定地位。”
胡锦涛的最初宣示，似乎表明在他执政之初，确曾准备通过修宪，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流意见”的政治改革有所回应，有意将修宪与行宪作为启动中国政治改革（即宪政改革）的第一步。
中国是有宪法无宪政的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中国宪法，只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理论、路线和政策的表达。现在胡锦涛要行宪政了，立即引起社会热烈回应，专家学者的修宪研讨会，提出大量涉及宪政体制根本改革的建言。如：“通过修宪讨论形成宪政共识，启动宪法大修，把这部非宪政架构的宪法通过修改建立起宪政体制”；“修宪重点放在制度安排、人权保障、权力制衡与运作程序，细化宪法中的制度安排，使之在执行中具可操作性”。如：宪法序言是否科学、应否保留？有学者认为“把共产党合法性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等联系在一起是个大错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提法直接与人权相对立”，等等。
这些建言被认为“企图改变中国现行制度”。于是中共中央下令各种研讨会“三不能提”：“不能提修宪”，“不能提政改”，“不能提六四”。胡锦涛最后决策“小修”，“可不改的不改”。于是二○○四修宪的最后特色，只剩下一个“江泽民特色”。正如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后的宣告：
“全国人大代表普遍认为，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特别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至此胡锦涛的宪政改革“新思维”若电光之一闪，即消失于有宪法无宪政的黑暗中。
第二，科学发展观。
相对于江泽民盲目追求GDP增长，蔑视人，蔑视自然，蔑视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反科学发展观，胡、温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大要点的“科学发展观”。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作了工作部署。
然而从执行情况来看，地方阻力很大。温家宝针对地方盲目追求GDP增长的过度投资、不讲效益的重复建设要求降温，把二○○四年度的增长目标降到7%；但并未刹住全国过度增长的势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9.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43%！
如果说胡、温在宪政改革的政治议题上已经全线退却，回到江泽民的黑暗年代，则在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议题上无退却余地。因为显而易见，江泽民十三年盲目追求GDP增长的反科学发展观造成的经济、金融、社会、自然恶果，已濒临危险边缘；再不改变，“中国崩溃”将不是神话而将成为现实。从现在起改弦易辙，遵循胡、温的科学发展观，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避免“中国崩溃”的唯一选择。
第三，和平崛起论。
胡、温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和平崛起论”，是为了消解江泽民年代中国“军事崛起”引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的疑惧。胡、温上台以来，主动开展以发展国际经贸关系为重心的和平外交；在国际社会扮演和平协调者的角色，如协调美国解决北韩核武危机等。“和平崛起论”虽然还未能形成一种“理论”，但其名词本身已具有消解“中国威胁”之意，使“胡、温外交”颇得国际社会青睐，得分超过江泽民的“作秀外交”。但胡、温“和平崛起论”的要害在台湾海峡，假如胡、温继续沿袭江泽民年代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其“和平崛起论”必难以取信于国际。从美国一面表示感谢胡、温在韩核问题上的合作，一面仍积极部署以关岛为核心的亚太军事防御体系，显示中国只要在台海部署大量飞弹、继续进行对台用武的军事准备，就无法消除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的疑惧。
胡、温的对台政策，目前似处于举棋不定的动摇状态。去年底今年初，从温家宝访美到中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中国与美国之间对台海议题已有初步共识，即布殊会见温家宝时那句“双方不片面改变现状”。接着就产生了温家宝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那四个“以最大努力”。这是中国对台政策表达最平和的一次。前面两个“最大努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三通及经贸、人员往来，属于台、中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领域，即不改变台海和平现状与两岸经贸合作。后面两个“最大努力”：“一个中国”原则下政治谈判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中国未来目标；至少要到二○二○年全面小康或民主化后才会提上中国议程。然而好景不长，五月十七日凌晨中国国台办发表由中共中央授权的对台政策正式声明，标志中共对台政策有退回二○○○年以前“一中”挂帅、文攻武吓的可能。声明不提四个“以最大努力”，不再区别政治谈判与经贸合作，而是“一中”压倒一切，不承认“一中”就一切免谈！火药味之浓，为胡、温执政以来所仅见。
总体看来，胡、温执政的一年半，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三大领域提出修宪与宪政、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论，对独裁、残暴、愚昧的江泽民统治均具针对性，不能说无行新政之意。结果修宪雷大雨小，没有丝毫触动有宪法无宪政的政治生态；对台海军事部署、武力威胁不减反增，“和平崛起”徒具空言。最后只剩下经济、社会领域的科学发展观，正处于GDP过度增长、低效投资过热的困境之中。若没有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与和平的周边环境，科学发展观能抵挡得住贪渎腐败的权贵势力抗拒么？
三、告别黑暗，走向光明中国的历史时刻已到
在这“六四”屠杀十五周年祭的历史时刻，台湾国史馆出版了一部书《见证台湾》。这不是一部回忆录，也不是传记或口述历史，而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记录，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谁也砍不掉！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期间，蒋经国与李登辉一百五十六次会见谈话内容的笔记。那时台湾正处于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危险的局面。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使这个原来靠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党国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蒋经国采取了三项政策：
第一，解除戒严，取消党禁、报禁，准备民意代表全部直接选举，走上民主化本土化之路。
第二，放弃反攻大陆，开放两岸民间交往探亲与间接贸易。
第三，政治“三不”，即政府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蒋经国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党国政府一接触，一谈判，一妥协，共产党必然吃掉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这就是蒋经国终结党国专制统治，开创台湾民主新局，渡过国家生存危机的三大政策。
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四月二十一日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指出：“不论在亚洲或在全世界，台湾都是民主典范。美国会和在台湾的朋友讨论如何将他们的经验介绍给全球，如何让台湾的范例供全世界有意推动民主改造的国家引为借镜。”
宪政民主，科学发展，和平崛起，“胡温新政”作出这三大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今天的问题，是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三大领域的改革同时推向前进，才能像台湾一样创造出政治民主、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的奇迹。
最重要的，是体制内改革派领袖与体制外民主改革派的互动；只有体制内外一切民主改革力量的大联合，才能克服党国权贵阶层反改革黑暗势力的抗拒，让中国走向光明。因此我谨向有志于宪政民主改革的中国改革派领袖和社会民主改革派推荐这部台湾民主开创时期的历史记录《见证台湾》。
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时刻已到，中国人民不能再等十五年。
（二○○四年五月十八日于台北红树林）
──转自《争鸣六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