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2日讯】七月七号早上，我接到一通电话：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在经济学界备受敬重的杨小凯教授，已经离开人世了。
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杨小凯教授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传奇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时，他还只是个高中生，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毛泽东、康生亲自点名批判，判刑十年。十年刑满后，他根据在牢中自修的经济学与数学 — 当时中国最好的经济学与数学老师可能也只有到牢里去找 — 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两年后，他在邹至庄教授的帮助下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并完成博士学位。
到了澳洲Monash大学任教后，杨小凯教授展开另一段传奇。他与黄有光教授合作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透过严谨的数理模型，结合当代的交易成本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从中推导出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演进的深刻意涵。他在建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十年前，杨小凯教授应邀来台大经济系客座。当时我还只是个不知道自己的“论文向何处去”的研究生，大胆去敲他研究室的门，说了一个相当不成熟的研究构想，他就找了一笔经费，让我到澳洲做了两年研究，完成我的论文。到了澳洲之后，我才发现像我这样，受到他帮助的学生，每年都有好几个。
杨小凯教授是一个能够启发别人思想、用具体行动帮助别人的人，即使他已盛名远播，在我认识他的这十年，从未见过他在与学生的对话中诉诸权威。事实上，他的学生们不只能与他自由讨论，甚至还会经常与他争辩。他不只能够容忍我们这些学生的不成熟想法，更能够从这些讨论中，激励我们这些学术新鲜人的研究热情。随着年岁渐长，我才认识到拥有这样的人格，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杨小凯教授的智力与洞察事情的能力令人惊叹，但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这一生所表现出来的毅力，以及对于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十年的牢狱之灾没有打倒他，反而造就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界的怀疑没有打垮他，反而激励他做出更多、更重要的研究贡献；癌症病魔的折磨没有让他消沈不振，反而促使他在生命末期，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生命的归依。
两年前我回到澳洲，在离杨老师家不远的美丽山区公园，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当时杨老师刚完成一个疗程，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在这一段散步之中，杨老师提到了许多他一直关心的议题，不同的是，他的信仰让他产生了新的视野。他不只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何改善的问题，他更关心人心要如何变得良善，才能使这些制度成为可能。我还记得当我们站在一座桥上的时候，他提到了他所喜欢的海耶克理论：自由市场的优势就在于提供发现与创造知识的强烈诱因。但是他也表达了他的忧虑：在缺乏道德的约束下，快速的发明与创造也可能导向复制人与核子武器这样的自我毁灭结果。
杨老师最后所收的入室弟子之一，曲祉宁博士在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说：“小凯临走时非常平安。他的妻子、家人，以及一些教会的朋友都在小凯身旁，小凯面容宁静而安详的走向天国的怀抱，丝毫没有痛苦，也不觉得寂寞。小凯要大家不要因为他的离开而感到悲伤。小凯说大家都是好人，最终大家都会在更美好的天国见面。而他现在也终于可以脱离癌症的煎熬，愉快的在天国遨游。因此，希望大家能祝福他，而不是为他感到悲伤。”
或许这是对杨小凯教授最好的描述：到了此生的最后，他仍然充满乐观与信心，而且还始终不忘激励我们这些生者。他走过年轻的热情，也经历了黑暗的压迫；他通过求知的锤炼，也得到了发现与分享知识的成就与喜悦；而他最后终于在美好与单纯的信仰中得到休息。他这一生毫不惧怕的面对独裁者的审判，面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而他到最后也毫不忧虑的将自己交付到神的手里。圣经里有句话：“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他离开的时候，我相信他在另一个地方醒来；而不再受到病魔煎熬的他，此刻正在天堂的某处小径上，继续他的沈思与漫游。
再见，小凯。
（编者按：杨小凯教授于五十五岁春秋鼎盛之年辞世。他生前开启了现代经济学研究分工理论之门，被认为是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希望的人选。作者刘孟奇是其早年入门弟子，深受倚重。）(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