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爱茗采访报导)在北京出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专家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和社会应关注这一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邀请了旅美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和方觉就中国农民工承受的心理压力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据新华社的报导，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指出，这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受到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冮一样。那么首先，方觉先生，您认为这些民工在患心理疾病最直接的因素是什么？
方觉：我觉得最直接的因素，第一是，大量农民工，大部分心理状态是不平等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成年人的辅成部分，通常他们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心理上处于压抑状态和一股社空状态。第二个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生活条件偏差，特别是他们在城市当中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很容易导至精神上的失常。
记者：王军涛先生，您认为实际的因素是什么呢？
王军涛：我认为实际的因素还是中国现行的制度有问题。在现实中，很多农民是被视为二等公民的，他们的权益，没什么保障，就算城里人本身也没什么保障，就像天天上访类、游行类、下岗工人，他们也没什么保障。但是还是去闹一闹，城里人还有个组织渠道，虽然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他都可以安慰、安慰你。但是农民他们连个组织渠道都没有，他到一个新环境，他们没有地位，也没有渠道去和国家发生关系，除了就是受了欺诈之外。再广泛的说，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很多人都有心理疾病，不光是农民工，就算是城里人，包括领导人，像江泽民一样，通通都像有心理疾病的人。从这个政治角度来说，造成中国多数的心理文化上的这种疾病。
记者：我想在中国，可能不同阶层的人都面临不同的压力，就像您说的有不同层度的心理疾病和压抑。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农民工心理疾病的问题。报导中提到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方觉先生，您认为“这个城市”是指那些方面呢？
方觉：首先是中国政府没有把农民工看成是城市的公民，中国政府历来把农民工看成是简单的劳动力，一个缓解农村经济困难和增加城市某种比较危险或者比较肮脏工作的补充劳动者。所以政府对农民工的不平等态度，直接导至农民工的地位相对低下，以及城市人对农民工很多方面的歧视。
记者：王军涛先生，您认为“这个城市”主要是指政府方面，还是指普通老百姓、城市的居民方面？
王军涛：我觉得居民方面。面对这样的矛盾，肯定是有的。不要说是城里人对乡下人。就是上海人对武汉人、对北京人，都会有。但是那也不过是老百姓之间的隔阂罢了！但是现在农民的问题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解决，这个主要还是国家的政策问题。虽然中国出于经济发展须要，少数的知识份子、记者出于人道主义，确实也把农民问题提到议程上来。但是，实际上，国家的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因为这个东西真正的解决，起码有二条，第一个就是在财政上要有落实；二就是在教育、社会福利等等发展要一视同仁。
记者：新华社的报导以四川成都为例说，政府的民工培训项目，部分缓解了这个局面，在成都办了二十多首农民工的夜校和举办了各样的娱乐活动。我想请问一下方觉先生，政府对农民心理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足够的重视呢？
方觉：现在有少数的地方政府注意到农民工精神受到压抑的问题，以及他们生活当中某些艰苦的条件。有少数的地方政府已经在小范围内举办一些农民工的培训，以及成立一些农民工精神方面资询的机构。但是我从政策角度讲，中国政府还是没有把农民工视为一个平等的城市居民看待。
记者：你认为政府应该从那些方面来着手？
方觉：我觉得首先要改变中国这个户籍制度，然后建立农民工在薪资条件上和城市工作者的一个平等环境。第三点，就是为农民工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提供条件。
记者：王军涛先生，民间组织在农民问题上，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王觉；民间组织作用，我觉得主要还是在教育。比如说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民间组织主要作用还是透过他努力工作换起社会的注意，然后由社会注意再通过选票增加压力迫使他的政府改变政策。但是这个机制在中国政府可能不太会，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独立的获取比他们还好的影响力，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允许。只要你出现这个状况，一定要打压你。必须要到中国的制度有变化，由老百姓选举，农民工能够用他们的票迫使政府去考虑他们的利益。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