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现在蒋介石和王明都死了，好象“中国最大的教员”从此没有了。不是，中国人民现在最大的教员就是中囯共产党，它一身而二任，既用机关枪上课，又用嘴上课。试看最近两年在香港上演的高潮叠起至今锣鼓犹酣的闹剧，不就是靠机关枪加嘴吗？而闹剧中的一折小插曲就是“名嘴封咪”事件。在这出风云变幻，叫人眼花缭乱的折子戏中，人们往往只注意或故意只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只以鸡毛蒜皮论是非。
扼杀自由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只要回忆一下中共的历史，回顾一下香港的回归史，实在不难看出，目前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封咪事件”，本质上就是专制和反专制、扼杀自由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继续，要害就是极权政治与自由民主的冲突。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一定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所以中共从它决定以推翻国民政府夺取天下为目的那天开始，就非常重视舆论的工作，延安整风中更确立了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一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一九四九年以后，更将一切舆论工具（报刊、电台、出版社、书店等等）通通收归党有。从此，报刊、电台和一切舆论都被中共视为维护统治、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工具。再经过历次旨在铲除知识、铲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十年后，中国终于只剩一种声音，一种美其名曰“主旋律”的大话、假话、空话、废话和官话。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中共视言论自由为眼中钉
对于香港电台批评、监督特区政府，对于电台“名嘴”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对报刊批判独裁专制等另类声音，更是恨之入骨。江泽民就曾大骂香港的“一报一刊两张嘴”去年鼓动“七一大游行”。善体圣意、以民脂民膏维生的左派喉舌，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以上节目和报刊的围剿、谩骂，而且以抽起广告等手段杯葛、制裁有关报刊。
“午夜凶铃”的主角成绶三辩解说，他到香港是休假，并无政治目的，可是他会见的都是政治人物，所谈的都是政治话题，例如和范徐丽泰谈的就是九月立法会选举的敏感话题。本地传媒通过追踪采访，却寻出成绶三是挂着教授招牌的国安部人员的蛛丝马迹。
偏偏郑经翰也揭发说，过去四年，不停有中国国安部官员向他施压，包括一名“有背景”的人士找他，暗示愿付任何代价，换取他不要再骂特区政府。本港《SPIKE》杂志亦报道，一名有背景的香港娱乐业巨商奉中共秘密警察之命，恐吓威胁过郑经翰和黄毓民。
黄毓民太太也证实，黄不是因为避债，而是收到对家人生命带威胁的言论所恐吓。
作为郑黄雇主商业电台代表的俞琤小姐，不是要求政府调查郑黄受恐吓的详情，而是指摘郑黄擅离职守，把没有捍卫香港言论自由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
一些貌似公允的传媒和人士，竟然回避问题的本质而空谈什么“理性”、“感性”之类，说这只是劳资纠纷，是合约问题，跟在俞小姐后面指责郑经翰等人“没有坚守他们的阵地”。
有个左派人士，在推论出“香港言论自由是脆弱的，大众传播媒介不怕政府，但是十分惧怕黑社会；香港警方对黑社会是软弱的，不能为言论自由提供有效的法治保护；香港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员虽然有强烈的第四权力使命感，但是对黑社会不敢有所开罪”的结论之后，把郑经翰等与“南美和北美为揭露贩毒集团而被暗杀的新闻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锲而不舍调查罪案而挖掘事实真相的英国新闻工作者”作对比，提出“香港大众传播媒介对黑社会的惧怕该如何解释呢？这种新闻人格或传播人格又该归类于哪一种呢？”的责难（《大公报》2004年8月4日）。实在无异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种诱人做烈士的残忍心态，令人齿冷。
郑被迫封咪北京乐观其成
至于北京当局更是乐观其成，见到郑经翰等人被商台“斩首示众”不禁大声叫好，新华社连夜发出《香港名嘴封咪事件真相大白》的通稿。新华社以国家通讯社的权威为俞琤小姐助声威、壮声势。这种迫不及待从后台跑到前台、不惜赤膊上阵的架势，很说明中共当局企图一举扑灭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迫切心情。中共背后支援俞琤，使这场闹剧显得精彩万分。它将成为经典案例而永远载入新闻学教科书。
二百年前由法国大革命催生的、体现自由、人权精神的《人权宣言》指出：“无拘束地交流思想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就这次“封咪事件”而言，法律之外，言论自由还受到强权的制约。对“滥用自由”的判决不是由法庭作出，而是由北京当局的机关枪加新华社这张大嘴来“仲裁”。
自由何罪，名嘴何辜！
《动向》2004年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