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朋友的父亲近来所写的一篇文章。因为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大半生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西北一带。特别喜欢听他娓娓而谈他过去的经历，让我的心也随之沉浮！
追忆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
我总是惊异于自己的“汉江情结”，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长江的这一条最长的支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武汉、襄樊，安康，汉中……，每当提起这些城市，我都会激情贲张，思绪沿江上溯，一直到达她的发源地。
那也是我的教师生涯的起点－－陕西省宁强县烈金坝乡汉王沟。
1969年夏，我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随铁道部第一铁路工程局一处从甘肃转战陕南，我的工程队负责从东打通嘉陵江与汉江的分水岭。
秦巴山地，崇山峻岭，这是由陕入川的咽喉，正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地处川陕交界的阳平关雄峙嘉陵江畔，是分水岭隧道的西口起点，我们就驻扎在分水岭东麓的汉王沟，要从东打通分水岭与西头会合。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
铁路工程队的进驻，打破了山野的寂静，铁路工人的南腔北调，陕南民工的满口川味，在狭窄的公路和便道上日夜奔忙的各种工程车辆、筑路机械的轰鸣声，与开山炸石的爆破声响成一片，山坡上的巨幅标语和彩旗更是把气氛烘托得红火热烈。我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跟班打隧道架桥梁，那活可实在是又繁重又危险。
我敢说，铁路工程队是一支用特殊材料铸造成的队伍，我至今都满怀着对它的敬意。他们所到之处都是人迹罕到的荒山僻壤，特别是我们铁一局更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宝天线、兰新线、兰包线、凿秦陇、……，渡戈壁、穿祁连、越天山、……，铁一局全都转战在中国自然条件最严酷的西北高原，他们克服了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严寒、干燥、缺氧、大风和极度匮乏的物质，把铁路线伸展到西北边陲。我跟随着这支队伍从新疆到甘肃、青海、宁夏再到陕西，自然和物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秦巴山区的荒凉、闭塞、贫穷仍然是那样地令人震坦，我们还要承受着无比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巨大损耗，我甚至怀疑自己还能在这样的严酷中坚持多久。
但是铁路工人是压不跨的，他们有着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尽管生活很苦活很累，但我还是愿意随他们一块干，即使有病了，与其一个人躺在工棚里经受着病痛与孤寂的煎熬，不如到工地上去听工友们粗犷的号子，粗野的叫骂，粗俗的玩笑。铁路工人也造就了一支非同一般的家属队伍，“铁嫂”们随着老公南北转战，四海为家，工地边搭个窝棚，帐蓬内挂块布帘，就过开夫妻生活、繁衍生息了。一代一代的铁路工人就是这样生活着，铁路血统工人队伍也就这样地不断发展壮大。
有铁路工人的地方，不久也就有了铁路家属。他们带着简陋不堪的行李，拖着疲惫不堪的孩子扑向自己老公的怀抱。我们搬到分水岭不到两个月，就上来了一大批家属，这里毕竟比甘肃青海新疆要好很多。孩子来了就要上学，可这里没有我们的铁小铁中，这就成了煎熬我们工程队长、书记和工会主席们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我在工程队干得挺欢。在甘肃因为“帮党整党”跟书记产生的过节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有小道消息说领导正在考虑起用我这个专业与铁路工程不搭界的臭知识分子。一天，我正在工地干活，班长找到我，说是在供应站门口有人找我。我放下工具来到供应站门口正四处张望时，一个四十开外的汉子向我走来，“你是林应澄吧？”，“是”，“咱们谈谈。”于是，我跟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便蹲在供应站山墙跟开始了一场后来回忆起来可能是十分重要又是十分遗憾的谈话。他从我家庭到我所学的专业，以及能否适应铁路工程队的生活到是不是安心工作都问了个遍，我这个人也乐于跟人家聊而且很真实很诚恳。谈到后来我忽然想起，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万一是“阶级敌人”呢？“阶级斗争”这根弦怎么就绷得这么松？我非常笨拙地问他是谁？他报了姓名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我又问你在那里工作？他说是在段上搞政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结束了谈话。回到工地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头，队长变得客气了许多，“小林子，不想跟我们一块干啦？”我更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找我谈话的是段党委书记李富科，据说是准备调我去18队当技术员。
那几天，我一直沉浸在受宠若惊的惊恐中。我是地理专业毕业生，在工程队要说能用得上的也就是地质和测量方面的知识，但要去当什么技术员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工程上出了事故，能不说是“阶级敌人报复”吗？但回过头来一想，迄今起用的“臭老九”还都是铁路学院的毕业生，像我这样的“杂牌军”还没有，我又不免有些自得。这时候队里却传得沸沸扬扬，仿佛这“小林子”就要当上铁道部部长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队上又分来了一个大学生小唐，长沙铁道学院毕业，科班，更希罕的是我“亲老乡”，家住茶亭，与我家只有两站地。我像迎接亲人一样地迎到了小唐，因为来西北这两年就没有遇到过一个老乡，逼得我把上海人当成“阿拉”老乡。如今来了一个福州人而且在一个队上，怎么叫我不兴奋？！
小唐是个豪爽的小伙，我们一开始就相处得很好。但也正是小唐改变了我后来的职业道路。段上肯定是考虑到小唐的铁路正牌科班出身，很快就改变了原来要调我当技术员的主意，换上了小唐。当他的任命下来时，我确实没有感到失落，反而为小唐高兴，他是幸运的，刚毕业就分到了对口的工作，不要像我这样要在做苦力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他官至副局长得了“正果”比我强多了。同时也为我自己庆幸，我怕日后万一出事故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破坏”，谁叫咱不是“红五类”呢。
家属越上越多，孩子没有学上，成天都在工地乱跑，或者帮妈妈拾皮柴捡油毛毡，工人们要求解决孩子入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汉王沟口有一所学校叫烈金坝小学，我们的铁路将从学校后墙通过，本来就十分破败的小学校更加芨芨可危。没办法，工程队就联系了这所学校，反正要让孩子有个学上。学校答应接收铁路子弟，但也提出了许多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派老师助勤。
我们工班有一个工人小李，陕西安康农村人，当过兵，复员后招工到铁路，小学毕业，会写一手美术字，队里的标语大多出自他手，在工人中算是个“文化人”了，当时就派他到小学助勤。
在那个文化低迷的时代，当老师可不是什么好行当，学校被认为是“臭老九”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以谁都不愿意到学校当老师。小李白天在学校助勤，晚上还是住在队上。不出一周，他跟工班里的工人发生口角，人家便骂他：你个“臭老九”，有什么了不起！他一怒之下跑到队部大闹，说老子过去是农民，当过兵，现在是响当当的铁路工人，老子是工农兵的化身，当了两天老师就成了臭老九，就要受人欺侮，老子不干了，谁爱干谁干去。没有办法，队里只好让他回工班。
学校那边的空要有人去填补。这回领导想起了我，一个口头通知就把我推上了教师生涯。
烈金坝小学在汉王沟深处，阳平关至汉中的公路从学校下游1000米处横跨汉王沟。谁能想像这汉王沟就是浩浩荡荡的汉江的源头，狭窄处水面不足2米，一步可以跨越。水流湍急，飞瀑流泉不时可见，水流深切，两岸呈极其尖削的V字型，用我们地质界的行话说，那就是非常典型的幼年期深切河谷地貌。岸坡上古树阴森，杂草芜蔚，时有猿声啼鸣，在幽深的空谷之间回荡。一条羊肠小道在陡坡上蜿延，更高处的崖壁上可以看到水平排列间距均匀的方孔，我时常望着这依稀可辨的古栈道的痕迹，浮想连翩，想着世世代山民背负沉重的背篓在这小道上艰难地跋涉，想着身负官府文书的府吏在这小道上纵骑飞奔，想像着这小道一直通往秦岭深处，越过太白之巅，大山那边就是八百里秦川，就是东周，就是西秦，就是大汉，就是盛唐……。
小学破败的围墙时时都在铁路工地强力爆破的声浪中震擅。我走进也称得上是“门”的校门，映入我眼帘的与其说是一学校，不如说是一破庙，后来听人说这里原来叫“汉王庙”，我不知道是庙因沟得名呢还是沟因庙得名，或者是确有“汉王”在此坐朝？当时大破四旧，三皇五帝，四书五经都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些便成了难度不低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猜想而无法得到证明。校内一个操场勉强容得下一个篮球场，但中间一棵巨大的桂花树，使得在这个篮球场上永远不可能有正式的比赛。
如果说这所学校有什么标志性的地物的话，当推这棵桂花树。这是我一生所见到的最大的桂花树，估计胸径可达两米，高可三十几米，枝叶繁茂，树冠硕大，阴及整个操场。南京中山陵向来以桂花闻名，那些散落在紫金山两麓的灌丛状的桂花如果硬要跟这棵桂花之王相比，那只能是自惭形秽，简直是委琐得无地自容了。当时正值深秋，满树桂花，十里飘香。想起几天前我在工地上夜班，山风挟带着一阵阵沁人肺腑的清香袭来，驱赶走黎明前的疲惫和瞌睡，夜色垄罩下我不知香从何来，今天终于找到了“香巢”，我不免有点庆幸今后自己能时时在这花下徜徉，居然想起把“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改成“桂花树下死，做鬼也留香”，你说俗也不俗？
进校不久，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全校教师的“桂花盛会”。残秋时节，花已极盛，人们就要开始收获桂花了。一个星期天的清早，全体员工手执长竹竿聚集在桂花树下，用席子，塑料布等铺于地上，汤校长发一声令，于是大家便挥动手中的杆子，轻轻地把树上的花穗打下。不一会儿，席子上洒满了金灿灿的厚厚的一层，看着树上的花已落得差不多了，大家便罢了手。老汤把一盆白糖和几个早已洗涮干净的大酝子搬来，把席子上的桂花往酝子里装，一层桂花，一层白糖，装满之后盖好盖子，再用胶泥密封，一下子整了五六酝，再把这些酝子置于屋顶阴面，这意思大概是要让那好东西再饱受风霜雨雪日月精华。这一天大家都非常高兴，吃着主厨老太的早餐过节似的，期盼着来年春天开酝。
第二年麦收时节，也是一个周日的早上，老汤通知大家各自准备好一些小酝子、大瓶子在院子里集合。几个男人爬上屋顶，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个酝子移下来。大家围着酝子，伸长脖子，就等着开酝了。老汤麻利地把口子上的胶泥处理干净，那盖子一揭啊，一股香昧扑鼻而来，我唯恐漏失一丝一毫，连着深吸几口，简直就要醉了。老汤挨个给大家把小酝子大瓶子装满。这玩艺儿叫糖桂花，砌茶、下元宵、煮酒酿时加那么一丁点，就能让你满嘴生香，据说还有清火、平肝、明目之功效呢。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虽然湖北咸林也出桂花茶，但跟这自家炮制的根本就没法比。
小学的教室就设在院子东西南侧的厢房，破烂不堪，全部称得上是危房，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差的校舍了。总共六间，一间库房，其它分别是一至五年级的教室。院子北面的正房原来大概就是汉王庙的大殿，是会议室，壁上几面锦旗代表了这所学校的全部荣誉。两厢分隔了几小间，就是教师的办公室兼作卧室了，一张荆巴床，一张破桌子，就是每间房里的全部家具。后墙根搭了一间草房是灶间兼“饭厅”。院墙外面林木森森，一阵山风挟裹着阵阵“涛声”，特别是风雨之夜，真怀疑自己是身处即将被汹涌波涛吞没的一叶孤舟之中。
学校里总共只有五名教师，其中三位男的是公办教师，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汤永德，校长，大高个，除语数之外全校的杂科都由他包了，看得出来他还兼着“外交部长”，可能也正是“外交”才能让他当上校长；杨德恒，语文科，小个，五短身材，正像一切体积小的乐器都是高音的一样，他一开口说话，特别是讲台上讲课，分明就比别人高出八度，爱唱歌，快乐，幽默，人缘不错；高仰天，数学科，中等个儿，微驼，话不多，一旦开口便露锋芒，甚至有些刻薄，家在安康石泉，学校就是他的家，下课之后往往非常忧郁地坐在那里发呆，有时拉个二胡，当然也是拉些“忆苦思甜”的曲子。还有两名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民办教师，据说都是初中刚毕业的，叽叽喳喳是她们的能事，要没有她们，这烈金坝小学可就真正是“汉王庙”了。我来之前，已经有华东师大的徐君，我来之后又有我的校友杨君，陈君加盟，使得这所小学有了空前绝后的豪华阵容。
山区农村教师生活的艰苦是我们难以想像的，当时山东某地创造了一条经验：农村教师下放到生产队管理。这条经验一经人民日报刊出，农村教师就更惨了。所谓下放到生产队管理，就是说教师不再吃“皇粮”，口粮要到生产队领取，工资要按生产队给的工分计算。所以在农忙季节学校经常停课，若有不从，则教师领不到口粮，那就“自绝于人民”了。这里的习惯是吃两顿饭，这种习惯当然是因为物质长期匮乏所致，纥今我每天也只吃两顿饭的习惯就是打那时候养成的。
后来我发现，生活越是困难，人们越是团结。由此推想原始公社制社会，虽然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十万八千里，但人们的“思想觉悟”想必是“极大提高”了。我们小学几个人过着一种极度清贫却也平和的日子，上课了各司其职，下课后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常常拿某人某一毛病说事，拿贫乏的生活调侃。我们几个“高级知识分子”成为大家的中心，都喜欢听我们讲文革初期大串联，批斗走资派反动权威之类的事，讲令他们觉得远在天边的福建、广东等“蛮夷之地”，特别是吃饭时间成为我们交流南北各地吃法的最好的机会。陕南的许多风味小吃都是在这里见识的。
你知道用豆浆煮的稀饭是什么味吗？告诉你，太香了太好吃了，不信，回去试试？千万别用原汗豆浆，太奢侈了!只要用洗涮石磨、筛子和其它用具的豆浆水来煮就行，煮出来的稀饭呈乳白色牛奶似的，尝一口，那种新鲜的豆香和大米香味混在一起，感觉好极了，一下子滑下肚子，连口感都来不及体味。你吃过凉拌鸡皮吗？一整鸡蒸熟取出立即置于冷水，尽可能完整地剥下整张皮，然后切成丝，再用佐料拌和，吃起来，那鸡皮清脆滑润，鲜美可口。还有用酒米填充于莲菜的孔中，蒸熟，再横向切成片，此时孔洞横断面上的酒米呈珍珠状，晶莹剔透，再浇之以蜂蜜，莲菜脆而酒米粳，口感棒极!，此外，还有陕南泡菜，浆水面，米面皮，凉粉，核桃馍等都极具特色。再加上天麻，木耳，核桃，山鸡，野免，麂等独特的山珍，使我们在饮食上完全贴近自然。做饭的老太手艺不错，就拿这些野物进行各种变幻，使我们在贫乏的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岂止是物质的，更多的是精神会餐。
我进入小学之初，只安排我带副课，记得是先从二年级体育、音乐带起。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音乐课就是教孩子们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其它一些革命歌曲，没有伴奏干唱，往往是教了几遍之后，由着孩子们扯起嗓子喊叫，我就自顾自地想心思。体育课更好办，围着桂花树跑步两圈，发一个篮球让他们自己玩去。后来又让我教美术，就教写美术字。大概一个学期之后，我才得到“重用”，分了一个班的算术，我与学生有了更多的接触，着实喜欢上这伙朴实可爱的山里娃。陕南山区的冬天也十分寒冷，这里取暖的方法是用“火盆”烤炭火，入冬前就从老乡那里买来几百斤木炭存于床下，一个火盆可以取暖、烧水、煮饭，烤馍，可以随意移动，却也方便。孩子们早起都没有吃饭，带个馍到学校，他们便都交给我保管，我就在火盆边上替他们烤馍，及时翻动，不让烤焦，还得记着哪块馍是谁的，操心着呢。待到课间操毕，孩子们便一窝蜂似地向教师宿舍跑去，找到烤得焦黄焦黄的自己的馍，就一碗水，狼吞虎咽，房间里挤满了孩子，一片喧闹。这时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无论是听到孩子们的道谢声，还是听到“怎么把我的馍烤焦了”的娇嗔责备。
大凡有男女的地方都有恋爱故事，这里也不例外。前面介绍过小学里有两个小姑娘民办教师，一姓郑，一姓张。三个男教师都已进入“不惑”，都正而八经的是她俩的老师。当时不许搞什么“婚外恋”，更不兴什么“老夫少妻”，文学家中唯一一位鲁迅没有被打倒，但对他老人家与学生许广平的事迹还是讳莫如深的，所以在我们到来之前，据说这里是十分平静的，及至三四个外地大学生介入，这里就不能不起一些波澜了。
故事要从我大学同班杨君讲起。此君是我班仅有的两个“红五类”之一，山东好汉，铁路子弟，天字第一号“独行侠”，大学六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尤喜与孩子为伍，下乡劳动两周就会招来几个“小朋友”。杨君粗黑结实，冬不畏冷，两件单衣可御南京之寒，尤善抗击臭虫，全宿舍的臭虫都集中到他床上，也能高枕无忧，大学六年没有发现此君有亲近异性之嫌，风流韵事，花边绯闻，与他无缘。连我这个跟他同学六年自认为对他知根知底的人，也没有想到，正是他，在这所小小学校里“兴风作浪”。
他所在的工程队正守在分水岭隧道口，附近一张姓老乡常到工程队食堂拉泔水喂猪，忙时便由他女儿代劳，三来两往便与食堂炊事员混得很熟。有好事者要给这女孩介绍对象，便提到了杨君。没想到杨一反常态十分乐意，双方就谈了起来。当时我听说这张姓女子是一小学教师，没想到就是烈金坝小学的。有了这个消息后，我便特别注意起这位小张来了。都说陕南有巴蜀之风，就连人物也是如此。小张长得一副四川辣妹模样，中等身材，丰满，白晰，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像是红苹果，为人朴实，心直口快，说话急促，把个川味十足的陕南话说得抑扬顿挫，却也好听，应该说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子。听说我的老同学要跟此女“拍拖”，除了她不是正式教师我们还要流动这个原因之外，也就真找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还暗自艳羡我的那位独行侠呢。
不久，杨君也到烈金坝小学助勤，那原因自然是领导要成全他们了。杨君来后日子变得红火了许多，茶余饭后多了谈资，也爱拿他们调侃，没想到那老兄出众得可以，大家不但没有能把他窘住，时时反被他抢了先机占了主动。比如，如果要拿他们头天晚上约会做话题的话，杨君不但痛快承认接着就要跟你描绘约会细节，几个过来人就是要引他说细节，我们一伙单身汉也有兴趣听，可那位还未婚嫁的小郑连声抗议便要退场。此君一改以往不近女色之习，上完课便与小张泡在一起，出双入对，如胶似漆。大家都说，这俩再不结婚就要出事了。
就在这难分难舍之际，传出消息来，杨张要掰，原因自然在杨。小学里的人都向着张，除了都是老乡之外当然还有同情弱者的原因，于是大家推举老汤找我，要我去做杨的工作，务必要让他回心转意，马上定下婚期。我年轻时绝对是个热心人，何况一方是我的老同学一方是新同事，况且对她颇有好感，当然要鼎力相助两肋插刀。
我请了半天假到汉中城里买了一床高级毛毯，提着去找这“杨世美”。我想好跟他谈的策略，开门便说：“听说你俩要办事了，送条毛毯给你，祝你们和和美美。”这一招果然灵，一下子弄得他哭笑不得欲说还休。最后他不得不招供，要吹的原因主要是考虑我们铁路单位要流动，而小张不是国家职工连调动都不可能，今后怎么过日子？我也不轻易放过他，便质问：“这事是明摆着，难道你现在才想到，早干嘛吃的？”被我臭骂了一阵，他只好承认原来只是想谈着玩玩，没有想到弄成真的了。言下之意就是已经出事了。这更不能放过，“你这么做，让人家女孩子怎么办？我看你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谁叫你当时想占便宜？”说到最后此君终于还是露出善良的天性，百般无奈改了主意，商定了一个日期完婚。我不辱使命，班师回校，小张听我说了经过便哭了起来，是喜是悲，是高兴是感动，只有她心中最清楚。但为这事我着实高兴了几天，觉得自已为朋友办了好事，高兴！
杨大侠经常会干出一些惊天骇俗之事。那天的婚宴是以学校里的老汤为主厨在小张家里办的，就是在那次“宴会”上我认识了许多陕南菜。说喝完毕也闹了洞房，那么革命化的年代，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况且一个铁路员工一个人民教师也要照顾影响嘛。那一晚上我倒睡不着起来了，想着老杨的洞房花烛夜，想着自己的“哀悼期”不无感伤。好容易熬到天亮。
我很早起来，在桂花树下活动，却见小张无精打采地也来了。我非常诧异，这新娘子不好好搂着老公多睡一会干嘛这么早就来了，不是有几天婚假吗？我不由得不上前打问。自从我为她俩说合之后小张跟我亲近多了，她说“那人太怪了，没法过！”，原来这新婚之夜“一夜无战事”，天不亮杨叫醒小舅子赶着几头牛上山放牛去了。这小张一夜睡不着熬到快天亮时打了一个盹，睁开眼却不见了新郎官，急忙起来四下寻找不见踪影，开得门来，只见对面山坡上几头牛正低头吃草，山石上一人手捧书卷正襟危坐，定睛一看，不是杨某还能是谁？小张一阵心酸，又不敢跟自己父母言传，竟自到学校来了。
听了这段事迹，我又气又恨又好笑，天底下那有这等不谙风月不近情理之人？我隐隐地觉得，经我一手撮合的这桩婚事可能不是什么好事。以后事态的发展不幸证实了我那时的这种预感。
1971年，铁路家属上得越来越多，烈金坝小学弹丸之校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与日骤增的铁路子女。我被抽调到大安镇开始筹办自己的铁小铁中，杨君可能是有意逃避随队伍东迁离开教师岗位，把个张姓小女子撇在烈金坝。从此，我跟他们几乎断了联系。
1973年我离开陕南到关中与陕北结合部的耀县铁中，一呆就是13年。大概是1980年冬天吧，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宁强县烈金坝的信，是汤永德写来了，倾诉了十年思念之后，转入正题，说是杨提出要与张离婚，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希望我能为了这一家人，为了这三个孩子从中调解，信中还提到了当时由我说合的事大家都铭记不忘之类的话。我把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心情非常沉重，想起小张独自拖着三个孩子度日如年，想起了当年的撮合酿成了今天的悲剧，始作俑者也可能是我吧。那时，我已结婚七年，当年的热心早已被人用冷水浇灭了一回又一回，但是这封信却使我热心的本性死灰复燃，这一回看来是不出面也得出面了。
经我了解，那时候杨君在铜川家属基地搞基建，我找到了他，那晚我俩就在他的宿舍摊开来说事。他说离婚的原因是小张对他不忠，坚持说第三孩子不是他的。我问他有何证据，他一五一十掰着指头跟我算他回家探亲和小张怀孕的时间如何不对头等等，对不起，在这方面我是个白痴，不懂得他算得对不对。然后他列举新婚姻法的条款认为他提出离婚的起诉必胜无疑。显然此人是“早有预谋”有备无患。尽管我非常同情小张，但我也不愿意我的老同学戴绿帽子，而且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维持这种婚姻也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无言以对，但是我暗自决定要到陕南走一趟，让我实地考察一番，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比较真实的情况。
几天后我只身前往陕南，经宝成线在阳平关转入阳安线，列车在山间行进，凌晨三点多钟停靠在大安车站。我跳下车厢，迎面一股寒冷剌骨的山风把黎明前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凭借微弱的灯光我走出检票口，站外一片漆黑，分不清南北，我打消了立即前往烈金坝的念头，只好在候车室里等到天亮再说。我在木椅上坐定，打量起这候车室来，当时离开大安时还没有它呢。候车室小得不能再小，仅有的两三张条椅紧挨着售票窗口，平时大概也没有什么旅客坐过，椅面上一层灰土。昏暗中依稀可辨墙上画着一张过往列车时刻表，没有几趟车在这里停靠。天寒地冷，冻得我在那里坐不住，只好在室内跺脚踱步取暖、打发时间。
天刚濛濛亮，我离开大安向烈金坝进发，两站相距约莫11公里，没有车子可坐，只能沿着汉江边的一条小路步行而去。拂晓前的河面飘着一股寒气，两岸陡崖阴森可怖，仿佛要联手向着这条温柔的小河下毒手。崖面上还看得出当年我们在这里写下的标语：“三线建设要抓紧！”，“大干苦干拚命干，要让毛主席他老人睡好觉！”听说这里还是当年红军活跃的地方，长征时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曾经通过这里，当然今天已经找不到他们留下的踪迹了。小河边的水磨在依呀转动，这么早就有老乡在这里磨面，我想起了《天工开物》上的插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山区的水磨坊与此还是毫无二致。就要经过烈金坝隧道了，我抬头看到隧道口“烈金坝隧道”五个隶字，说来惭愧这还是出自本人的手笔呢。
穿过隧道不多远就到了学校。七点多钟我走进烈金坝小学，环顾四周，校舍更加破败，令我伤感，唯有那桂花树依然婆娑，多少给我点安慰。第一个见到的是杨德恒，一番辨认便惊喜地抱成一团。老杨一声招呼，屋里跑出个高仰天，汤永德，老高背更驼了，老汤也没有当年那样魁梧。大家兴奋不已，物非人非，想不到在这样的一个冬日的早晨还能团聚。当着大家我不便说出此行的动机，只是说到汉中开会路过专程下车来看看故人故地，嘴上这么说着，眼睛却一直在?巡着希望能够看到小张。
大概过了一节课的光景，一个女教师快步跨进屋里，我跟她四目相对都愣了一会儿，终于认出是小张。昔日那水灵灵的大眼睛那里去了，眼神里只有孤独和忧郁，昔日那匀称丰满的身材那里去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副削瘦单薄的身影，昔日那红苹果似的脸蛋那里去了，菜色和皱纹太早地爬上她的脸庞，昔日的那种纯真爽朗那里去了，我看到的只有灰暗和冷漠。是什么把一个女人摧残到如此田地，难道仅仅是十年的无情时光？她看到我后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林老师，你来了？”转身便哭了，我想起十年前我为他们说合后她也哭了，但如今这眼泪中却只有无尽的辛酸了。我也禁不住泪盈满眶。
我还要再去打听一些什么吗？我只有满腔的愤怒谴责。我知道我一定是无力改变这一切了，无论我跟那姓杨的说些什么。同时，我的心中也充满自责和内疚，小张，请你原谅我，是我好心办了坏事！
婚终于还是离了，但离婚并没有给姓杨的带来幸福，此后又两次再婚两次离婚，终于还是落得个孤家寡人，真正的一个“独行侠”了。
尽管老师们一再挽留，我还是无法再呆下去。第二天清早，老汤用自行车驮我上大安，小张也来送行。
汉王沟里熟悉而破败的校舍，山崖上依稀可辨的标语，小河边悠然转动的水磨，隧道口赫然在目的隶字，还有小张那曾经青春的身影，都永远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教师生涯也像那桂花树的枝叶和繁花，随那汉江水飘泊，流过苦难的大地，漫向无尽的永远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