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一、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三、精英政治化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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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在1949年和1978年经历了两次断裂。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平行演进态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总体上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斗争观念引入了政治生活，社会精英的地位和命运必须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安排。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完成了对绅士阶级（梅斯纳，1986年）和旧经济精英的革命，知识精英则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地获得了生存空间。但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
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资源的急剧流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改造一样，其流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革命造成的资源流动方向是由社会流向国家，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造成的资源流动方向则相反，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宽松了精英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文件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表明精英社会正逐渐成型。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聚集和占有的迅速分化，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而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则是改变两极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社会两极化结构所引起，而是由于社会结构中精英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单纯从社会两极化状态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可被称为“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精英。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彼特等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形成的是一种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中国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获得财富的方式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型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连带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
在政治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获取的情况下，地方经济精英的成长无法割断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存在是以资本与权力的互惠关系为前提的。对经济精英而言，权力可以加速资本的扩长；而对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出让权力而获得利益上的回报则是为官致富的捷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市场转型的特质即权力介入，由于市场化转型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开始实行的，政策不仅影响到什么人能从制度变迁中获利，而且可以决定谁获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90年代，随着国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支配权，干部与经济精英的互惠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当代中国，地方社会中资本和权力的互惠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所谓的“穿红衣”、“戴红帽”，国家正式将政治荣誉甚至职位授予经济精英，将他们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在河北清河县，私营企业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10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50万元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近10年来，先后有25个私营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据《瞭望新闻周刊》报导，这两地被破格选拔的私营企业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并未放弃其企业的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即同时拥有“官”和“商”两顶帽子[2]。如此则因商而官，官助商兴。
另一种方式是裙带主义的关系网络，经济精英在诸如准入证（经营权）、税收、专案获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关系，而官员们则通过这些经济精英为自己谋利（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1993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资料显示，在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干部占三分之二，在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中干部占二分之一；而私营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主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干部的比重也越大（李路路，1995年）。
显然，经济精英这样融入政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经济精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进而产生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权力与资本的置换模式，两者间的互惠关系从而进入稳定状态。在这种模式里，经济精英资本积累的速度往往依赖于他们与干部的互惠关系的深度，而不取决于经营者真正的经济竞争力。因此，经济精英的成长缺乏自我生存的社会空间，国家制度倡导的精英吸纳之结果是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力量弱小并且日益边缘化，这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也制约了政治变革，还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导致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加剧。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