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当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人权自由远远落后于香港的地方如台湾、南韩、南非等地——已民主起飞，普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时，香港的民主派还只是停留在以极屈辱的条件下争夺立法机关半数的议席……这样羞家的事若发生在法国，肯定已有人要上断头台，在美国也起码会有独立革命 ……
我在近二十年前开始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曾经相当热衷，在八九年六四屠杀后尤甚，我一度以为香港人已经摆脱了一点中国锤炼了千年的奴才遗毒。但不用十年，我已颇肯定，香港人仍是以奴才占绝大多数，发展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当年积极协作前港督杨慕琦推动民主政改，但为华人冷待的的辅政司麦道轲（David MacDougall）于四十年后回顾说，“若一群人不想自治，而你偏要去推动他们自治，当中的困难，是不容低估的。”（见曾锐生教授着 Democracy Shelved《被搁置的民主》）
奴隶和奴隶主合作无间
问题不仅是被统治的没有兴趣当家作主，中国统治当局也不想民众当家作主，对一切倡议人民当家作主的言、行赶尽杀绝。最近，在香港以长期推动文化思想知名的马国明反思香港的困局时说“任何保证都不及政治上自决来得实际。政治上的自决正好是非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只有政治自决才可能培养本地的政治人才，才能发展出一套切合本地形势的体制。”在我来说，这只是现代文明人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近于沉闷的常识，决无石破天惊之处，但对一般国人或领导人来说依然是触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条的原始人类大忌。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等超保守传统华人社区发表这样的言论，需要的不是才智，而是相当的道德良知和勇气。
果然，隔了三天香港《文汇报》（七月十四日︶就以《严重违反常识的奇文》为题，痛击马国明：“作者以此煽动港人追求‘政治自决’，已不是一般意义的言论自由问题。某报︵即《明报》）于二○○○年五月四曰发表钟祖康《台湾有权独立》一文，其分裂国家的谬论当时就受到社会广泛抨击。事隔四年，某报又发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决’的文章，令读者感到惊讶。”
到今天，即使是香港的民主人士仍普遍闻政治自决而色变。年前涂谨申访台后为了避免中共指其支持台独，居然搬出乃父的大一统思想家训来，说幼承庭训，从来反对台湾自决。能够在这个烫手议题上也能诉诸祖训、面面俱圆，不需要辛苦自己的脑袋，实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御用学者刘兆佳的民主缓行论
中国统治者不但死不肯承认无数中国人宁愿被外国殖民政府统治这个事实，也拒绝让其国民自己当家作主，坚持一切必须由党领导。单从香港的例子已经看到，中国统治者必要时会宁愿维持殖民专制统治，也不会让当地中国人发展民主。香港的民主发展其实早已万事俱备，只因中共的箝制。御用学者刘兆佳教授曾经搜索枯肠，据“条件论”找到一个香港现阶段难以全面民主的理由，就是说香港没有政治领袖！但民主制度精髓之一不就是凡夫俗子也可治国吗？而且，要是香港真的缺乏政治领袖，刘教授多年来指导主子压制民主之道，本身不正就是香港培养不出政治领袖的原因之一？这跟香港左派工会一边说要争取工人权益却一边致力建设压制所有人︵包括工人︶权益的政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
要是刘教授以香港人奴性太重为缓行民主的理由，我反而觉得可以商榷。毕竟中国统治者之所以那么容易箝制民众，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国人普遍奴性深重。一个巴掌拍不响，奴隶与奴隶主关系之形成，通常是要双方合力才能完事的。香港民主（更不要说中国民主）堕落到今天这个田地，无论是做奴隶主的（如党中央、董建华或是扬言“长毛”梁国雄当选就会移民的胡应湘之流），还是做奴隶的（包括笔者自己），都有责任。但我认为在香港议会内胡混廿载的民主派人士责任尤大。就如鲁迅说的那样﹐“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民主派交白卷面无愧色
当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人权自由远远落后于香港的地方如台湾、南韩、南非等地在过去十至二十年间已一一民主起飞，普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时，香港的民主派还只是停留在以极屈辱的条件下争夺立法机关半数的议席，而且也是明知是如水中捞月，甚至即使争取得到，立法会的权力也如木乃伊一样的被重重捆绑，而且当选后还要宣誓拥护那份没有奴隶参与制订的奴隶契约基本法。这样羞家的事若发生在法国，肯定已有人要上断头台，在美国也起码会有独立革命，在南韩会有人掷汽油弹和自焚，在日本会有人自行剖腹自尽，唯独在香港，一众其实比司马迁更屈辱的所谓民主人士（却没有受宫刑的司马迁的成就），特别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居然仍可以继续面无愧色、一派舍我其谁的声称捍卫香港民主，又再慷慨激昂的参与立法会选举，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这令最单纯的人也不得不怀疑，究竟这批民主派真的有什么像南非曼德拉或台湾民进党那样的民主鸿图大计，还是只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眼里只有每年逾两百万（港元）的议员薪津。这样巨额的议员薪津，就如香港特首的薪酬一样，放诸全球都是一流的。单单一个议员四年下来的薪津已达八百万，真个是拿来与董建华单打独斗也足以鏖战几百个回合。莫说两百万，若是有心有力﹐在香港二十万一年已经足以让你心无旁鹜的作“搞事份子”了。但连任又连任，四年又四年，八百万又八百万，香港的民主进程因他们推进了几吋？据我所知，议员还是首先修身齐家的多。
任人宰割的顺民难言民主
所以，鉴古知今，到现在我还看不到香港有哪一个立法会的所谓民主斗士真的是不可或缺的。我也不敢对他们再抱什么期望。不过，理解政棍的心理不难，难以理解的是居然有那么多已经被生活压得半死、已在轮候跳楼，和已被政府和立法会议员愚弄半生的蚁民居然也像那些候选人那样，热情如火的投入这样的选举活动，将投票率推至空前的五成五。将票投给保皇党，固然是为虎作伥，奖励无耻，但将票投给长期交白卷的民主派，也是纵容无能。香港的民主派结果只协助了当局布置了美轮美奂的假民主橱窗。若问假民主是否一定比真独裁好？包括殷海光等思想家和民主先驱就不同意，因为假民主会混淆概念、污染语言，难以防范，反而真独裁明刀明枪，容易对症下药。香港立法会选举只是一场炮制假民主的假戏，却有那么多选民跟候选人声嘶力竭地假戏真做，场面实在滑稽。对此，国魂鲁迅也语妙绝伦：“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所以说，香港的广大选民要不是与候选人狼狈为奸，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奇怪却有评论员以“第一世界选民、第三世界选务”来形容这次选举。我以为，这次选举从选民、候选人到选务都十九属第三世界货色︵如果没有第四世界的话︶。难道逆来顺受、无法不守︵包括恶法︶、低首下心、耐性过人的就是优质选民？甚或为虎作伥也是优质选民？通观人类奴隶史，民主从来都不属于这样的顺民？从欧洲、美洲到亚洲的民主国家，有哪一国的人民像香港人那样逆来顺受、奴颜婢膝的？以香港选民的性格，莫说不会介意二零零七年没有普选，即使到二一零零年也没有普选，他们至多也只会继续很有秩序、很有耐性地上街游行，然后和平散去，而民主派议员则继续以捍卫民主为选举口号，直至永远。
──转自《开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