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0日讯】四、体制内异见的必然性
后极权社会来自极权统治在高层的自然蜕变，也来自底层社会的逐渐觉醒，二者的合力导致极权社会自身无法阻止的腐烂。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奇尼克论及八十年代的波兰时说：“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ｉｓｓｔｉｌｌｔｏｔａｌｕｔａｒｉａｎ），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反权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１９８７）》崔卫平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甚至不是在毛泽东死后，而是始于林彪事件的震撼。极权者毛泽东虽然还在，但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怀疑毛泽东的暗潮，正是这种对毛式极权的社会性不满的暗中积累，才会酿成１９７６年民间自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而毛泽东随后的自然死亡，加速了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崩溃和社会底层起而挣脱极权枷锁的过程。
在毛死后的后极权时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要变化是：
１，政权虽然不再具有实施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及其能力，但独裁者们在既得利益和思想僵化的双重作用下，仍然要拼命维持毛式极权统治的最大遗产：一党专政体制。
２，统治者虽然依旧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共产乌托邦的理想早已破灭，曾经有过的真诚信念已经沦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工具，所以，独裁寡头们要不断对正统意识形态进行权宜性的调整（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
３，现政权的统治效力走向了层层递减和力不从心的衰败。政权虽然还无法摆脱运动化口号化的统治惯性，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已经对运动和口号失去内在的热情，作为个体的官民也不再甘于充当政权的齿轮或螺丝钉，而已经变成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禄之徒。
所以，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内异见能够存在并坚持发声，实乃世界大势之遽变与中国发展之急需的互动结果，它标志着中国正处在一个由言论管制向言论自由的过渡期，此过渡期是由内外条件的合力促成的。
毛死后，体制内外要求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呼声完全一致，对外开放是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内改革是汲取毛时代的惨痛教训而摸索新的现代化路径：毛泽东之所以让中国和国人付出超常的惨重代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不允许任何有违于他个人的权力意志的不同声音的生存，无论是党外的右派们，还是党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无论是高举造反旗帜的红卫兵，还是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们。所以，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领域始于“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必然释放出体制内外的异见。尽管，当朝权贵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统，但这个陈旧的道统已经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道义认同。尽管，当朝权贵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对思想解放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收放策略，但每一次有限制的释放之后，当局意欲让释放出的异见完全收回已经绝无可能。于是，体制内外的异见就在这种不断的收放回圈中累积下来，而且，在内外压力之下的不得不放，造成了异见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在不断突破官方言禁的边界的同时，也在扩展着民间话语的空间。
尽管，八九前是政治改革最为活跃的时期，而六四后是政治改革基本停滞的时期，但体制内外异见的数量和质量却有着巨大差异：八九之前，体制内异见主要局限于精英范围内，异见发表的平台也是传统的官方媒体，境外媒体上的异见向大陆的传播受到种种限制，其影响面还很狭隘。但八九之后，首先是异见的数量迅猛增长，收听所谓“敌台”的普通百姓的人数剧增，特别是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借助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异见的数量更得到超越性的增长，不仅精英们的异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网路平台发表异见，互联网不但成为发表和传播异见的最佳工具，也成为制造新的著名异见人士的工具，以至于，网路异见变成了当下大陆的公共舆论的基础，现在活跃于大陆舆论界的许多著名网路写手，皆是互联网造就的新一代“网路意见领袖”。其次，异见的质量也有了八十年代难以想象的提升，比如，新一代自由知识份子的异见质量，已经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崛起的那批自由知识份子的发言；再如，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的李慎之、李锐、焦国标和卢跃刚等人的言论，在立场的鲜明和思想的深度等方面，也都远远超过八十年代最开明的体制内异见。
虽然，独裁体制仍然存在于现实政治之中，但其政治合法性已经在人们心中腐烂，决无可能长时间地主宰中国的未来；虽然，自由宪政在现实中还无法兑现，却得到了民意的内心认同，中国未来在制度选择上的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必定要逐渐走向自由民主。特别是经过八九运动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教训，人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公民权利已经逐步变成从农民、工人到商人、知识份子共同争取的目标，即便说是全民性目标也不过分。
这个过渡期的特征是：正统意识形态失效和恐怖统治威慑力下降的暧昧而灰色的时期，一党天下的僵化表层之下，涌动着、沸腾着日益多元化的个人、集团、阶层，他们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皆与党的核心利益不相协调；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或直接喊出来，或隐讳说出来。
也只有在这样的过渡期，那些不肯依附于当朝权贵的老党员和老干部，那些不肯说假话的体制内知识份子和其他人士，才能生存下来并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尊重。如果回到毛泽东的极权时代，他们绝无存在的可能，右派们和彭德怀们的命运就是明证。因为，毛泽东对党内异见的全盘诛杀，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王明等亲苏派和王实味等异见知识份子的命运早已见证了毛式极权的极端霸道和残酷。
后极权时代的中国，让一部分人在物质上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另一部分先知先觉且有勇气的人在言论上“先自由起来”——尽管这种自由仅仅是“半吊子自由”。正如吴思先生在《李锐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所言，在当下中国，“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五、体制内异见的独特力量
体制内异见所受到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程度，往往高于体制外异见，这在有些体制外异见者看来有欠公平：“同样的异见，体制外一直在说，说得比体制内尖锐直接，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更大，却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体制内某人偶尔发声，不必那麽尖锐，也不必付出那麽大的个人代价，却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有的分析如是说。
然而，我以为，海内外舆论重视体制内异见，源于体制内异见不同于体制外异见的独特作用。
（一）体制内异见存在的本身，既标志中共体制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日益分化，也会对中共政权的保守统治构成挑战和压力。
因为，体制内的分化，不只是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更是涉及到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始，从中共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体制内的开明派和保守派的分化已经涉及到大是大非——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关于改革的基本路径的选择——出现泾渭分明的歧途：当局还需要毛泽东亡灵的庇护，而体制内异见者却唾弃毛泽东亡灵；当局还要全力维护独裁体制，他们却一再批判独裁体制；当局要固守搁置政改的跛足改革，他们却坚持呼吁政治改革。
尽管在六四后，党内开明派基本被逐出决策层，但体制内异见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舆论压力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也正是由于要求政治改革的体制内异见的始终在场，才让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高层，不但承受着来自体制外异见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也时刻感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而且，从李慎之、李锐、蒋彦永、焦国标、卢跃刚、沙叶新等人的言论来看，体制内异见已经越来越与体制外异见趋同，如果仅从异见本身的价值取向上看，二者之间已经分不出你我，共同挑战独裁政权，共同扩张不同于官方主旋律之外的民间空间。这样的压力之于掌权者来说，应对起来远比对付体制外压力更为棘手。
（二）体制内异见是测试现政权的人心向背的最灵敏指标。
文革后期，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开始显现，最初的改革开放使这种危机稍有缓解，但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现，两极分化和腐败引发越来越深广的不满，体制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所以才有八九运动的发生。六四大屠杀，使徒手市民和学生蹀血长街的同时，也击碎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不仅来自它在民间价值评判中的腐烂，更来自它在体制内人士心中的急剧贬值。就连中共官员们也只是基于利益驱动而拥戴现行制度，对一党独裁的正当性不再有信念上的确认。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的巨大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只是出于不得已，歌功颂德也大都是假意应付。异见者在体制内级别和社会声誉越高，就越能凸现现行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和管制失灵的广度和深度。人们会说：连老党员都不忠于中共政权，连老资格的党内高官都不再相信这个制度，而且都敢于公开抨击这个制度，难道它还能长得了吗？
（三）体制内异见更能够揭示被黑箱长期封锁的某些敏感内幕。
体制内异见者更了解体制黑幕后的内情，他们一旦公开发言，往往能够揭示外界难以了解的黑幕。这样的揭示，不仅令黑幕背后的中共政权极为尴尬，也会深化全社会对现政权及其黑箱制度的邪恶本质的认识。在八十年代，刘宾雁、苏晓康、戴晴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对“庐山会议”的回忆和对毛泽东批判，在２００３年，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著作，之所以皆能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成为舆论热点，就在于他们的文字揭出大量黑箱里的丑陋内幕。再如，蒋彦永先生如不是３０１医院的高阶军医，就不可能知道被现行政权隐瞒的ＳＡＲＳ危机的真相；他为六四正名的上书，披露了他所亲历的救助六四死伤者的情况，以及中共高层在六四问题上的分歧；卢跃刚给赵勇的公开信，也披露了不少历届团中央如何管理“中青报”的内幕；黄金高的给“人民网”投书，更是披露腐败势力已经形成“官、商、匪”相互勾结的巨大网路，他们对反腐败的抵制和制肘的猖獗气焰，不但令党委书记一筹莫展，而且反腐书记的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黄金高所披露的反腐败之艰难经历，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号称“朱青天”的前总理朱镕基在反腐上的无可奈何。
显然，如果不是体制内异见人士的揭露，所有这些黑幕很难陆续爆光。
（四）体制内异见者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论自由”。
在当下中国，体制内异见者拥有其他异见者难以拥有的双重资源：既拥有体制内的制度及人脉资源，又拥有体制外的民间道义资源，二者的结合使之远比体制外异见者更具有得道多助的优势。首先，体制内异见者大都是具有一定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知名人士，要么是老党员、老干部，要么是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他们在体制内外都有广泛的人际关系，而他们的政治身份、体制内位置及其资历，难于被官方定义为“敌对势力”。
其次，他们本身大都历经磨难，且具有做人的起码良知，所以，公开发表与体制要求完全不同的异见，是痛定思痛后的最后选择。更重要的是，觉醒之后的他们，大都不求官场上的功名利禄，而只求良心的安顿、对社会的尽责和民间的声誉。所以，他们也就自然不在乎体制的利诱和不太怕官府的威逼，而能够以大义凛然的公开言论对付阴暗委琐的威逼利诱。在良知和权力的较量中，见不得阳光的阴谋政治一旦面对看得见的公开良知，乌纱帽和其他既得利益也好，威胁打压也罢，这些体制用来进行要挟或收买的手段，也就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及其主要效力。正如哈维尔所言：极权制度及其权势者最害怕“活在真实中”的“无权者的权力”。
最后，以往的资历、声望和现在的人格，又使他们虽身在体制内却在道义上享有广泛的国内外声誉，他们所具有的得道多助的道义优势令中共的打压理亏气瘪。所以，中共难以象对付体制外异见者那样对他们下手，这就使他们享有“反体制的特权或豁免权”。他们在体制内的资格越老、官场辈分越高、现在的社会声誉越好，也就越享有“说三道四的特权”。处置体制外知名异见者的先收监、再流放的传统手法，很难用于体制内著名异见者身上。他们的存在为官方打压出了一道难题：不整肃不行，害怕星火燎原的连锁效应；但整肃太狠也不行，害怕造就道义英雄和引来国内外的巨大道义压力。所以，中共现政权对体制内异见，基本处于束手无策的应对窘境中，无论是警告和劝诱，还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其威慑作用日益下降。
中共整治体制内的著名异见人士，无非就是以下几招：
１，由党组织或单位领导出面来警告和劝诱他们，或通过对其亲人（妻子和父母）施加压力来降服他们。虽然，这一招极为流氓，因为顾及亲人的遭遇和感受是异见者的软肋，中共就是要冲着这个软肋下手。但由于现在的异见者家人基本上能够理解他们的言行，所以这些下流手腕，也已经基本不起作用。
２，对他们进行组织性或行政性的处罚（如开除党籍，降级、减工资、直到开除公职）。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处罚，既无法为他们带来声誉损失，也无法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活，因为离开体制就难以为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加之那些知名的体制内异见者大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生存能力，不愁找不到饭碗，从而是“砸饭碗”的威慑效力越来越弱（比如，刘军宁被社科院开除，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主动接受了他；现代文学馆背弃合同、拒绝接收余杰，他却在受雇于一家国有企业）。
３，最后的一招就是刑事处罚，但把著名体制内异见者关进监狱，就等于最大道义成全。处罚越重，被处罚的异见者的声誉就越高，万一关出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对于现政权来说就是得不偿失的决策：诺贝尔和平奖乃世界公认的最高的道义奖励，具有着双重的象征性意义：该奖项对异见者的道义肯定就是独裁制度的道义否定。一个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进监狱的政权，就等于用高昂的政治成本在国际上宣判了自己的道义死刑，并造就出再也难以压制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当然，独裁政权打压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并不太容易。但过于严厉的打压，起码会让自称坚持改革的现政权在国际上大大丢分，并把体制内异见者逼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没有了单位的内部控制一环，又可能引来更激烈的反抗，到头来还是会成倍地增加政权的统治成本。所以，中共对体制内异见者很少采取刑事处罚。
也就是说，体制内异见者群体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烫手山芋”，极大地增加了中共镇压的难度和成本。
（五）体制内异见为整个社会的异见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激励和保护作用。
一个独裁社会的言论自由，大都开始于敢言者的以头撞墙，来自独裁体制内部的叛逆声音，具有更强的颠覆作用。身为前苏联导弹之父的萨哈洛夫，他的叛逆对极权体制的瓦解作用显然高于体制外异见者；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巴契夫的叛逆，导致了长达７０年极权大厦的轰然坍塌。当下中国，体制内异见者的敢言而又相对安全的独特境遇，既在制度高墙上掘出一个突破言禁的洞，又为其他的敢言者提供一道护卫的屏障；既是对大众的启蒙，又对其他身份的良知未泯者提供道义示范。德高望重的体制内异见者越是大胆敢言，就越能带动中年一代，中年一代又可以带动青年一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真话英雄，代不乏人的连续积累，有助于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在此意义上，民间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异见者，以便改善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的严重缺陷：代际之间连续积累的断裂。
正处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不但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分殊日益明显，民间力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体制外异见层出不穷、难以压制，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异见不断出新，特别是那些观念新、能力强、声望高和勇气壮的体制内人士，不仅在体制外如鱼得水，而且在体制内也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言论空间。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格局的形成，使体制内异见者和体制内秩序党的社会声誉完全不同，在国内民间和国际舆论之评价之中，前者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敬重，而后者遭到普遍的批评和鄙视。比如，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等罪恶，已经成为现政权和手上沾血的高官们难以摆脱的梦魇；在ＳＡＲＳ危机期间，说真话的老军医蒋彦永成为中国良知的象征，而向全世界撒谎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却沦为中共谎言制度的代表，这种天壤之别的道义褒贬，为体制内的其他官员们提供了正反面示范，向官员们施加着尽量别干“脏活”的道义压力。
（六）对“干脏活”的执行者施加被钉上耻辱柱的道义压力。
有权者道义日减，无权者道义日增，镇压者的恶行等于对被镇压者的道义成全，遂使民间道义对官府权力的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越来越向民间道义倾斜。
所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权，一个自称“永远伟光正”的执政党，对体制内外的异见的打压，却越来越采取秘密的地下方式；而各级官员们，也想尽量少干“脏活”，即便不得不干，也要尽量做到不把坏事做绝，以便为自己留有余地，已经普遍地成为体制内雇员的生存方式。其通常的作法是：
１，官员们大都具有两面神面孔：“官场说鬼话，民间说人话”，即便不能完全放下官腔，起码要在言词上尽量显得实在点儿、贴近民间趣味点儿。这与大陆百姓“公开说鬼话，私下说人话”的分裂人格，恰恰具有转型期的一致性——正式规则无效而潜规则大行其道。
２，不得不干脏活的人，往往把责任完全推给抽象的上级或组织，以便卸下或减少官员本人的责任。
３，不留下白纸黑字的作恶把柄，越来越采取口头打招呼或电话通知的方式。
４，负责意识形态管制的官员，尽量不针对具体个人的实施管制，不想得罪被整肃的具体物件。
５，向被整肃物件和亲朋好友解释不得已的苦衷。最通常的解释是“饭碗理论”：没办法，这是职业、饭碗，不干就丢饭碗。
在六四后的被捕者中，许多人违心地认过错，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留下必须终身铭记和忏悔的耻辱。而在近些年入狱的异见者中，大多数人都能凛然面对中共的审判，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在法庭上的高贵表现，就是现在的异见者面对牢狱之灾的象征。
所以，六四后的李慎之先生敢说“不在刺刀下做官”；刘荻被捕后，杜导斌敢说“我愿陪刘荻坐牢”；杜导斌被捕后，王怡、赵达功敢说“我愿陪杜导斌坐牢”，北冥敢说“用我们的身体，填满他们的监狱”；发表讨伐中宣部的长篇檄文焦国标敢说“大不了回老家种地”；揭开反腐败黑幕的黄金高敢说：已经准备好了“回归农村种地。”……
所以，法轮功学员和地下基督徒，更因信仰的激励而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法轮功信徒在被捕后仍然“真、善、忍”，出狱后仍然练功。
所以，被捕的基督教传道人们，在监狱里仍然向主祈祷，出狱后继续传道，并对警察说：“监狱不能让我背叛我的主，但我仍然乞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至于，就连监管这些信仰者的某些警察，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好人。
而这，正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真正希望。
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民主中国》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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