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李卫平:郎咸平的局限与不足

李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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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6日讯】最近,一篇《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的文章使郎咸平火爆神州,网路论坛上有关郎咸平的话题更是热闹非凡。尽管郎咸平自称对此问题做过研究,而且是以学者严肃客观的态度进行工作的。但通观其文和随后的发言,发现并非如此。事实证明郎咸平不仅缺乏学者应有的理性,而且认识分析事物缺乏最基本的逻辑。

应该承认,郎咸平立论的基础是正确的。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不仅普遍而且数额十分庞大。国有资产总量的增长并不能否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只能说明增量的比率高于流失的比率。郎咸平的问题在于对造成原因和对策的认识。

在郎咸平看来,“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与自议自定价格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原因,并根本否认“所有者缺位”的事实。“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与自议自定价格的确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但它却决不是“本”,而是郎咸平坚决予以否认的“所有者缺位”之果。名义上看,国有资产由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其处分权却只掌握在某几位具体责任人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所有权陷阱”。正因为“所有者缺位”,卖者经手的不是自己的财产,才会发生自议自定价格贱卖国有资产的事件,还是因为“所有者缺位”,相关法律失去了约束物件,其才会成为一纸空文,相应违法行为才会“合法”。

郎咸平以在香港上市的上海实业控股、招商局、中国远洋、中海油等国有企业近几年的经营状况为例,认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效益更好,从而得出产权制度改革没有不要、应该立刻停止的结论。这实在是谬之远也。首先,该样本不具代表性。上述企业都是超大型垄断企业,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可比性,更不用说其将不良资产转给了国内的母公司;其次,取数时间过短。短短二、三年的良好发展不足以得出某类型企业更具活力的结论。苏联东欧和中国等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的数十年历史证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发展成本奇高。这些国家所以走上“国退民进”的道路,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没有活力,国家不堪重负,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之中。私有经济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已为世人所见。郎咸平妄图以极其有限的几个特例推翻定论,说明他不仅缺乏学者的严肃性客观性,而且缺乏逻辑性,或者根本就是没有学养。

国企产权改革中伴随着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滋生了众多寻租行为,令人不能容忍。那麽,我们是应该就此停止产权改革,还是应该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消弭这类罪恶,更为有效地进行民营化工作呢?!停止国企产权改革无疑是因噎废食之举。改革产生的问题应该通过更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停步不前,接受维持国企普遍的低效率,势必导致国家经济陷于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只有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既消除这类丑恶现象,又达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目的。

郎咸平强调,产权改革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应当以民为本。尽管这过于抽象,不容易把握,但我仍愿意赞成。不过,对于郎咸平将盘活资产和提高效率与前者对立起来,却不能苟同。难道盘活资产、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不符合国家利益?难道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民为仇吗?郎咸平的逻辑是混乱的,目的令人费解、让人担忧。

今天,即使如中共这般顽固地坚持马克思教条的政党都已经接受了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郎咸平这位自称“喝资本主义奶”长大的“专家”却紧紧抱着剩余价值这条一百多年前的裹脚布不放,不禁令人瞠目结舌;更让人迷惑的是,在日本经济连续十数年衰退,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谓国家干预的大政府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证明失败的情况下,郎咸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继续走短视的、必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多有遗害的大政府道路,其居心何在?!诚然,离开国家力量的保障,任何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家的作用也仅限于此,只是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安全的环境,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的运作。否则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郎咸平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进一步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公然为独裁专制唱赞歌。此刻,他已经浑身散发着骚臭气,令人作呕了。

女人不招男人爱,又有所期盼,于是只好免费做公娼;“专家学者”江郎才尽了,通常的策略是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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