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4日讯】（一）
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位在文革中直接吃尽了“四人帮”的苦头、饱受“四人帮”面对面迫害的老干部，因此，由他来写文革中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的确是最好、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但是，在读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后，却深为之遗憾。
因为，这本洋洋20万字的回忆，原本是应可以写出很多精彩的历史细节与味道的，然而，细读该书，却常有沉闷乏味之感。因为，书中内容，大部分只是由一种现在已基本众所周知的宏大的叙史与政治的批判构成，而属于其个人经历情况细节的叙说，则篇幅不多；即便有的一些，也有些是含糊而过，未能向读者清楚展示。相比较同类作者的书籍，如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前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武光、前四川省委宣传部长马识途等老干部有关文革中其主持运动与挨整受迫害的历史回忆，陈丕显的这部回忆录，就大为逊色了。
（二）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内容中，所涉及到的重要历史而未能清晰叙述的事情，例如：
（1）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整罗瑞卿的中央“紧急会议”，二十多年来已被人们说得很多了，陈丕显是与会人之一，而且是到机场去接罗瑞卿的地方首长，原本他可以将此次会议的情况，在本世纪末，细细地作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以让后人全面了解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史上重要一页之所有面貌。然而，作者却除说了他去机场接罗的一事，有点细节外，其他有关会议的情况，则也是搬来一些众所周知的宏大叙史碎片，而未能提供任何新史料。使人读了，等于没读。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人们对那会议的叙述不能全面，尚还有“高层机密”观念的顾虑所致，那么，在近40年后的今天，再谈那些陈年往事，应是实在没有再躲躲闪闪的必要了。
（2）文革开始后的1966 年6 月，上海市委也于6月10日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动员大会，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一些权威学者的名，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的典型，并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公开批判。
这件事，并不是什么造反派做的，而是当时仍以陈丕显担任第一书记、并尚在运转而行使权力的上海市委搞的。对于这个错误，陈丕显在书中提了一句，也列举了当时上海市下属单位，被大字报点了名的处级以上干部占80%。然而，当时，由他主持工作的上海市委，为什么要、也是如何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权威学者打成“牛鬼蛇神”典型、将大部分基层干部进行整肃一事的详情经过，在这部回忆录中，却毫无叙述与描绘。
陈丕显遭到四人帮迫害，自然应受到人们的同情；然而，文革之初的上海市委，也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文化人，无端打成什么“牛鬼蛇神”，此事，作为前上海市委的领导者们，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反省呢？
（3）文革中的 上海所谓“一月风暴”，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即标志着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得到了当时的中央最高首脑机构的认可，而那个“一月风暴”在文献上的体现，便是当时上海市“工总司”等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等二个文告，以及当时党中央对其的欣赏与发电报表示的支持。
而这《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等二个文告，虽然是造反派组织起草的，但却是由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莶字同意并支持了的。
这一幕错综复杂的历史，其实应该详详细细的叙述清楚，让后人对当时的情况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仅仅说参加了1月8日下午在锦江饭店召开的那个会议及在文告上莶字那几句话，就含糊带过了那段重要的历史细节。
（4）陈丕显在文革中长期被“四人帮”迫害而监护关押，从1967年1月12日起失去自由，2月底则又由夺了权的上海市革委会予以“隔离审查”，并派解放军战士看守，直至1974年11月1日被宣布可以回家，长达八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是如何过来的呢？他的具体生活会如何？他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非人待遇与摧残？他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当时曾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与想法？等等，这些情况，都是重要的历史内容。可惜，在这部书中，却也未能详细描述。他只是用较多的篇幅辩说四人帮欲整他的那几个政治问题，而除了透露了一句他被关押在荣毅仁原来的花园洋房、每月30元钱的生活费外，再没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
而上述武光与马识途的回忆录中，则较详细地叙述了他们如何被批判被关押监护数年以及受虐待的过程及情况，使后人对当时省级领导干部文革中被“监护”（即是由解放军站岗看守长期关押，而不是由造反派群众临时将其囚禁）的情况，能有较清楚的了解。如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武光，因为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中就坐了七年监狱，又被流放农场三年。这些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都细细作了叙述，而且，还说了那时“北航”两派红卫兵都是保护他的等复杂情况。
（三）
一部原本应能写得很精彩的回忆录，为何却出得这样不理想呢？
想必不会是作者的本意所拘，因为，这段历史是他最直接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铁证，四人帮在上海折磨了他八年的那些苦难，他应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猜想，应该是帮他写作的秘书们，在这方面水准太低所致。
也许，是由于他们年轻，没有经历过文革，又没受过这段历史的全面教育，因而对文革只有“十年动乱”“一场浩劫”这样一种抽象的认识，故根本不可能知道文革还有那么复杂的过程，也更不知道在文革历史中，哪些历史画页是属于重要篇章，哪些历史细节是需要细细描述。所以，一个重要历史老人的回忆，经他们的手，便成了一本“编著”性作品，而让水分淹没了价值。
可惜。
2005年1月12日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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