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赵紫阳走了，但其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改革命题是中国永远无法超越和回避的。尽管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赵从中国的政坛消失了，人们只能从旁门左道中获取一些有关他的零星消息，但欣慰的是八九年以后的中国命运是同赵的改革实践相关联的。中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继续实践着赵的命题，而在另一些方面还远不能跨越赵的命题。人们从各个途径寻找著有关赵的信息，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赵本人的同情和关切，更重要的是因为赵的命题代表着中国改革的方向。
未来的人们在翻阅中国官方历史的时候，或许不太可能在中共领导核心排名表上找到赵的名字。赵参与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但可以理解，年轻的赵并不在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赵的风云时期是在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之后。邓之所以成为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其掌控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其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赵正是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实践者。没有赵，很难说，邓能够开创这个新时代。但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迫使赵退出了政治权力舞台，中国政治遽然从邓的第二代跃进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
赵没有机会留下任何正式的理论学说。在第一代的“毛泽东思想”那里，在第二代的“邓小平理论”那里，或者在第三代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那里，都不曾有赵的名字。现在还不知道第四代要形成什么样的思想遗产，但肯定也不会有赵的影子。尽管在中国政坛上不无赵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但官场政治文化似乎迫使人们离赵紫阳越远越好。
但是，未来的人们也会发现，当政治人物越想远离赵的时候，赵实际上变得越来越相关了。这不是说赵本人，而是说赵所代表的思想和理念。赵的中国命题代表了（用官方话语来说）中国发展的“潮流”。
赵的中国发展命题就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赵主要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实践家。他并没有想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做什么理论贡献。作为一个实践家，他的主要功劳在于深切意识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既然中国不能超越，那么中国的改革就要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为目标。
正因为赵代表的是一个方向，八九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在没有赵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据赵的命题取得进步。邓小平南巡以降，经济自由化始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体。无论是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内部改革还是以和国际体系接轨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原初的实践都始于赵。迫于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八九事件中，邓把赵变成了政治牺牲品。但公平地说，也正是邓的南巡才真正把赵经济自由化的命题确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命题。现在，南巡过去已经十多年了，经济自由化已经不可扭转。
不仅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赵有独到的见解，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如此。赵的优势在于经济改革，因此，在十三大时赵并不乐意放弃总理的位置而转任党的总书记。不过，因为其丰富的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赵深明中国所存在着的政治弊端。在其主持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赵把政治改革作为其任内的政治议程。他提出了一些列既符合中国政治实践又迎合政治民主化这一世界潮流的政治改革思路，如党政分开、以分权为核心的党组织属地化、小政府-大社会等等。他不仅这样设想，也进而把这些设想转化成为政治实践。他甚至大胆尝试用政治局委员的差额选举推进党内民主。中共十三大从制度实践层面来说，是建国以来最具民主色彩的。不管成功与否，赵时期是中国政治改革最活跃、尝试改革实践最多的时期。
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超越赵所提出和实践的这些政治改革思想。八九年事件和苏联东欧大变革以后，中国政治转向了保守主义。南巡以后，中国在向经济自由化推进的同时，政治方面举足不前。从第三代领导集体到今天的第四代，不能说没有政治改革的努力，但政治改革的含义已经和赵时代大相径庭。赵努力想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来改造党和国家政治制度，但八九以后的政治改革主要集中于国家机构的理性化和巩固执政党的权力地位和执政能力。没有人会否认这些政治改革举措中所包含的政治理性，但很遗憾的是这里缺失了民主化的成分。
和赵时代相比较，中国社会已经今非昔比。市场制度不断推动着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已经融中国于世界体系。但今天的领导人也依然面临着赵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因为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的缺失，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例如，腐败依然盛行，并有变本加厉之势；贫富分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加剧；社会利益日益分化，但弱势社会阶层同样没有管道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诸如此类，不一一而足。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社会矛盾已经开始表露新一波社会群体事件中了。
如何回应所面临的社会矛盾？赵的回应是进行政治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的政治改革理念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非常的相关性。如果不能超越和回避赵的命题，那么就要实践赵的命题。这是人们今天纪念赵的意义之所在，也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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