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大纪元综合报导)晚年亲近巴金的家人透露，巴金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还原历史真相。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金原名李尧棠，一九○四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二一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二七年赴法国留学，写成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以巴金为笔名。
六○年代文革期间曾遭批斗，终其一生并未入党。
巴金一生与妻子萧珊相濡以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萧珊给予巴金精神上的支持﹐也替巴金承受过铜头皮带的毒打。１９７２年７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３日中午，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巴金是中国少数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一度还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一九三○年代写成的“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巴金
晚年巴金更提倡“讲真话”，在“随想录”中深入反思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伤害。巴金管家徐钤指出，巴金淡泊名利，热心助人，敢说真话，是巴老给人的印象，但巴老在文革十年浩劫，所受屈辱却是鲜为人知。
“文革”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随想录》出版后，老人宣布搁笔。但那些阴丝丝的冷风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1991年，北京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针对此，老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道：“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巴金简历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生，四川成都人(汉族)，无党派。
１９２１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赴法国留学。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０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
１９５０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１９５３年９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 学》主编。
１９６２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２００３年11月，被授予“人民作家”荣衔。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０６分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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