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5日讯】
从农民孙敬的遭遇看中国医疗保健
中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吃药看病成了很多人无法承担的奢侈。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48岁的农民孙敬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元，而治疗儿子白血病却最少需要20万元的医疗费。万般无奈之下，孙敬竟然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出售器官。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在中国向孙敬这样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而陷入绝望境地的人成千上万。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无钱看病而死亡，是外界无法知晓的秘密。不过，中国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至少有一千四百万患者无力支付住院治疗的费用。
“局势如此严峻，以至于许多中国政治家坦诚，医疗体制的弊端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人大副委员长韩岐德前不久表示，“医疗体制的改革同社会稳定和民众利益密切相关”。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而导致的自杀事件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接受及时地治疗而死亡，民众对医疗体制的怨声载道，在这种背景下，很少作自我批评的中国政府，终于开始反思了。”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以官方少有的坦诚态度指出，卫生医疗体系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调查报告中甚至首次承认，医疗系统的现状不如改革前的局面。在中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都对医疗体制的现状感到不满。”
中国今年清廉指数全球排名第71
美国之音报道：“透明国际”组织指出，腐败在全球70多个国家依然猖獗，各个国家无论经济发达与否，政治制度如何，都应该正视腐败问题。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以10分为满分，表示最清廉。得分越高，表示越清廉；得分越低，表示越腐败。
今年清廉指数调查的国家一共是159个国家，中国的清廉指数为3.2，同摩洛哥、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和苏里南并列第78名。
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戴晴指出，中国的腐败程度比透明国际得出的结论要严重得多，因为在中国这种集权的社会制度中，很多因素和情况没有被考虑进去。
戴晴说：“我觉得不是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人性的问题，人性都是要贪的，利己的。最主要的是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能不能对有权力的人实行有效监督。比如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所有制不明确，就给那些想贪污的人可乘之机。此外，中国宪法中规定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没有。民众没有监督的渠道，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所以整个资源全部被政府掌控，他们控制了资源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富起一部分人，贫了大部分人。他们怎么富起来的？当然是剥夺人家才富起来的。”
戴晴接着说，审视中国的腐败情况是否得到缓解，一是看中国的资源法是否出台，属于资源的规定是否清晰；另外一个是看中国的监督渠道，普通民众是否能监督共产党。戴晴说，如果执政当局限制人们言论自由，动不动就抓人，就证明他们的限制就是要保护他们无偿占有公共财产。
记者无国界组织：中国新闻自由倒数第九
美国之音报道：国际保护记者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四发布2005年度报告，在全球167个国家新闻自由指数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名为第159位，倒数第九。最后一位是北韩。
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亚洲部主任文森特.布罗赛尔对记者说，中国之所以排行如此之低，原因很简单，从他们调查的结果看，中国政府，特别是象中宣部等负责宣传的部门，为了阻碍中国记者自由报导局势使用了各种手法破坏新闻自由。
布罗赛尔说：“中国就象缅甸、利比亚和古巴这类国家一样没有新闻自由。中国当局使用逮捕、攻击和恐吓威胁记者、审查报纸等各种手段，不让他们报导特别是象腐败、政治、和社会等消息。特别是最近当局阻止记者，包括外国记者采访报导广东太石村的事件，从中国对互联网、报纸、电台和电视的控制看，我们认为中国仍然在严格管制新闻。”
记者无国界2005年度报告的中国部分说，恐惧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的控制工具。中国至少关押了27名记者，截至2005年1月，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正在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副总编辑喻华峰办理申诉案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对记者说：“中国记者处境艰难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就象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一样，使得中国很多应当说清楚的事情不能够说出来，使得中国很多不应该受到磨难的人因为自己的正当履行职务的行为、甚至一个正当的做人的行为而承受了不应有的打击。”
中国独立公众舆论的发展势不可挡
中国的报刊种类繁多，为争夺读者和广告，大有什么都敢刊登的架式。新苏黎世报驻北京记者在该报发表文章说，快捷的多种信息传播渠道推动了中国独立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活表面看来已经自由化，但人们仍然没有自由感：“尽管日常生活已多元化，但人们仍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敌视自由的制度下，这与国家威慑力量的有形存在没有关系。人们内心的不舒服与缺少法制有关，他们知道，现在仍然可能因政治态度或宗教信仰被突然随心所欲地剥夺人身自由。这种缺乏基本法制的状况被当局有意识地用来预防并威胁出现的异议声音，成了中国自由舆论现代化和多样化的主要障碍。
典型的例子是腐败问题：一方面党和国家首脑胡锦涛把官员和党的干部受贿称为对党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调查地方党的王公贵族们腐败问题的记者却面临被投入监狱的危险，那些有腐败行为的人反而安然无恙。一些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被贬谪的媒体工作者至今仍然遭到诸如危害国家等斯大林时代的指控。与判决罪犯的法庭相比，这样的法庭审理具有更大的威慑力量，因为它不过是一种临时军事法庭，无法进行辩护和公正审理。”
尽管如此，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在经济上维系生存，中国的媒体越来越大胆地反映群众愿望和社会问题，对公众自由舆论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新苏黎世报记者的文章认为，这一切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文章最后写道：
“自中国开放以来，人们喜欢提出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能否推动中国的政治革新。西方企业家往往面临在中国的投入是否只会加强专制统治、还是相反可以推动中国自由化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把中国的政治结构作为衡量标准，必然会得出负面结论。一党统治仍在继续，有效运作的法制国家仍然遥遥无期，少数信教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仍然受到肆意压迫。但这一切只是中国现实的一部分，二十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中自由的不断扩大已收到了成果。大城市、各地省城和富裕地区的人们都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奇迹，他们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方面变得自由多了，要求也高多了。
这一切还仅集中于私人领域，但无可忽视的是，在对问题形成独立判断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也涉入其中。在判断能力和信息水平方面，数亿中国人思想上已武装起来，做好了建立正常运转的公民社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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