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7日讯】
国民党是积极抗战 不是消极抗战
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分别2005年8月13日和14日在美国达拉斯和休斯顿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的演讲。他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言行的比较，阐述了抗战的历史全貌。
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也抗战”的时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国民党的抗战“是消极抗战，不是积极抗战”。然而，这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性谎言”。我首先想对中日军力作一个对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资料统计，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有陆军270万，海军舰艇 10万□位，空军有飞机600架。日本呢？它拥有陆军448.1万，并且他的一个师的装备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三倍。中国士兵三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日本的海军舰艇□位已达190万顿，1933年世界海军会议时，美、英、日海军□位之比，就已经是5：5：5了。日本还拥有2700架飞机。悬殊如此军力，就不说我们在国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内懮所带来的落后、甚至是难以言状的艰难了。
所以，针对这样力量悬殊的设计状况，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第一，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
辛灏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说过：“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七七事变”之际，他又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在庐山讲演中，他曾坚决地告诉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蒋介石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介石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年蒋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
1935年，蒋介石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介石、国民党领导全民族的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
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其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在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武装了四十个师，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原来打算武装八十个师的计划，因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介石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其后，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懮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了稳定，使得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来愈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赠长率，为未来那一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因为如果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从来没有积极地准备抗战，那么，后来也就不可能破灭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我们想要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第二，不是不打，是该打的必打。
辛灏年﹕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沪抗战，也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一.二八”抗战，不是蒋介石要打的，是蒋介石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介石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后来投共的张治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
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介石两次给八十七、八十八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蒋介石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其后，蒋又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我承认，我每一次说到这里，都不觉眼眶发热。说蒋介石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外，就在蒋介石“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祸即俄祸”，而正在进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欲占领华北，开始攻击我长城沿线，只因蒋介石认为“遏制日本对我华北的侵略野心，是为必打之战”，所以，他才会立即离开江西剿匪前线，转身数次亲赴长成沿线指挥了榆关、热河和长城诸口的对日战役。我军虽然牺牲惨烈，数位国民党将军阵亡在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却保住了华北，也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
第三，是战略退却，不是“拱手相让”。
辛灏年﹕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七七”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则将蒋介石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所以，一方面，蒋介石既决定在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对日军节节抵抗，防止日军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战场，占领我后方，然后由西向东逼我就范；一方面却决心在上海摆出决战的态势，大战日军，以万般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与顽敌死战，藉以破灭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一俟目的达到，立即撤军，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上海会战如此，徐州会战亦如此，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同样如此。
在徐州会战中，我五十万精锐神奇地摆脱了敌军的包围，撤出鲁南和苏北，使敌人企图消灭我主力的希望毁于一旦。在武汉会战前，蒋介石就已经决策“主要是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歼敌二十余万并将华中重要物资安全运往四川之后，方决心弃守武汉，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力量。(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