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7日訊】
國民党是積極抗戰 不是消極抗戰
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分別2005年8月13日和14日在美國達拉斯和休斯頓發表了題為《偉大的衛國戰爭胜利万歲！》的演講。他通過對國共兩党在抗戰中言行的比較，闡述了抗戰的歷史全貌。
五十多年來，中國共產党在不得不承認“國民党也抗戰”的時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國民党的抗戰“是消極抗戰，不是積極抗戰”。然而，這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歷史性謊言”。我首先想對中日軍力作一個對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有資料統計，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有陸軍270万，海軍艦艇 10万□位，空軍有飛机600架。日本呢？它擁有陸軍448.1万，并且他的一個師的裝備相當于我們一個師的三倍。中國士兵三個人伙用一杆槍的情況比比皆是。日本的海軍艦艇□位已達190万頓，1933年世界海軍會議時，美、英、日海軍□位之比，就已經是5：5：5了。日本還擁有2700架飛机。懸殊如此軍力，就不說我們在國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內懮所帶來的落后、甚至是難以言狀的艱難了。
所以，針對這樣力量懸殊的設計狀況，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第一，不是不打，是要准備好了再打。
辛灝年﹕九一八事變后不久蔣介石就說過：“不是不打，是要准備好了再打！”“七七事變”之際，他又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備應戰而不求戰。”在廬山講演中，他曾堅決地告訴全國人民：“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之決心！”
蔣介石不但不是消極抗戰，而且從來就是積極地在准備抗戰。1932年蔣介石就已經告訴記者說：“万一与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占領了，只要四川、云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里，我們就一定能夠戰胜日本侵略者。”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
1935年，蔣介石才“單騎走西南”，終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統一，并保證中央的政令和軍令能夠順利的在西南三省被執行。他的預見和做法，确實對后來蔣介石、國民党領導全民族的的長期抗戰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證作用。
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并根据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后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此其一。其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國民党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在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武裝了四十個師，并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原來打算武裝八十個師的計划，因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介石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決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其三，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其后，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始終怀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准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懮的歲月力，蕩平了殘余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發動了五次對“蘇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中共武裝叛國勢力的征剿”。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了穩定，使得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來愈能夠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上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贈長率，為未來那一場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因為如果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從來沒有積極地准備抗戰，那么，后來也就不可能破滅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我們想要贏得衛國戰爭的胜利也就更加沒有可能了！
第二，不是不打，是該打的必打。
辛灝年﹕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滬抗戰，也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一.二八”抗戰，不是蔣介石要打的，是蔣介石不給打，但十九路軍的官兵們要打，是他們不服從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堅決要打的但是，這卻是大錯特錯了！
“一二八”淞滬抗戰，固然十九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因蔣介石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气，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并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后來投共的張治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斗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更重要的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十九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于十九路軍一身，蔣介石和他的中央軍還要背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
對此，大陸歷史學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怀著傾佩之心，把蔣介石兩次給八十七、八十八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蔣介石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斗力之強。生死且与共之，況于榮辱乎何為？”其后，蔣又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于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与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我承認，我每一次說到這里，都不覺眼眶發熱。說蔣介石不抵抗和消極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外，就在蔣介石“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禍即俄禍”，而正在進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關鍵時刻，由于日本欲占領華北，開始攻擊我長城沿線，只因蔣介石認為“遏制日本對我華北的侵略野心，是為必打之戰”，所以，他才會立即离開江西剿匪前線，轉身數次親赴長成沿線指揮了榆關、熱河和長城諸口的對日戰役。我軍雖然犧牲慘烈，數位國民党將軍陣亡在長城抗戰的戰場上，卻保住了華北，也為中央政府對未來全面和長期抗戰的准備，爭取了時間。
第三，是戰略退卻，不是“拱手相讓”。
辛灝年﹕九一八之后，蔣介石就曾一再地說過：“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而應該采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准備好了再干！”“七七”之后，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則將蔣介石早已決定和早已從事准備的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胜，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介石既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戰場，占領我后方，然后由西向東逼我就范；一方面卻決心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万般勇敢和犧牲的精神与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備長期抗戰。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
在徐州會戰中，我五十万精銳神奇地擺脫了敵軍的包圍，撤出魯南和蘇北，使敵人企圖消滅我主力的希望毀于一旦。在武漢會戰前，蔣介石就已經決策“主要是消滅日軍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殲敵二十余万并將華中重要物資安全運往四川之后，方決心棄守武漢，為后來的持久抗戰，保留了重要的軍事力量。(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