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日讯】在封锁十六年之后，当局传出要公开纪念胡耀邦的信息，这毕竟是一件大好事！不论如何纪念，总比封杀好﹔纪念胡耀邦九十周年诞辰，总比封杀赵紫阳丧事，要好得多。
中共16年来禁提胡耀邦
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中，当局不仅不准正式纪念胡耀邦，连民间办一个怀念耀邦的座谈会也不准。在中央会议上不谈胡耀邦，在纪念党的生日的历史纪 录片上、纪念册上也不准提胡耀邦。甚至在报刊上，广播、电视、电影上，登一个名字，出一个影像也严格禁止，至于要为胡耀邦撰文立传，那就更像是犯了“违法”的大罪了！几乎随时都有被软禁或者关进监牢的危险。即使在大陆以外，凡发表缅怀或研究耀邦的文稿者，也被视为“异议人士”、“自由化分子”，通通处在 歧视、监视之下。
好家伙，一个对党对国有大贡大献、对人民有大恩大德的中国共产党正式选出的总书记，竟变成一个大忌大讳、大贬大伐的人物，真是千古奇事！
十六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下决心抹杀胡耀邦的伟大功绩和英名，抹杀他倡导的方针政策，抹杀他深远的思想影响。但是，这种种违反人民意愿，违背客观实际，割断党和国家历史，泯灭道德良心的决定、指示、禁令等等，终于都拖不下去了，终于都被全国人民和世界的正义潮流冲破了！
如果到耀邦九十诞辰那天，当局真诚地、顺应民心地、觉今是而昨非地公开举行纪念，那么，这一天当然会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我以为，从当局的主观意图来看，它不会拿这一天作为起点来进行什么改革，只是在形势逼迫下以这一步棋装饰一下门面，当作巩固其统治的手段而已。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公开纪念胡耀邦所引起的客观影响，却是不会完全符合当局的初衷的。
公开纪念胡耀邦的重大影响
中共中央如果真的公开纪念胡耀邦，它的第一个重大影响，就在于使更多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共那一套违反人民意愿、违背历史事实的摧残扼杀优秀革命领袖、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的倒行逆施的方针政策，终究是行不通的，终究是坚持不下去的。
第二个重大影响在于，中共这种割断历史、抹杀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伪造历史的传统和一整套假大空的宣传、教育政策和克格勃的手段，是行不通的，终究要破产的。
这是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文革”以后的十年中所创建的政治日趋民主，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日趋活跃，社会日趋安宁，人民生活日趋改善的新局面，是我党执政以来最为光辉的时期。被誉为“胡赵新政”的历史功勋深深地铭刻在人民心中，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光辉越来越突显出来。
当今中国，经济日益畸型发展，政治日益危机四伏，社会日益紧张混乱，广大人民、广大干部、广大知识界人士更加深切地怀念胡耀邦赵紫阳的十年新政。这就使中共当局感受到日益强大，迫使他们不得不表示要公开纪念胡耀邦。
抬邓贬胡的纪念方式
对于当局究竟会怎样纪念胡耀邦，猜测也很多。一般倾向于认为当局会局限在维持毛邓神话地位的条件下，尽力贬低胡耀邦的伟大功绩，甚至以此来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如果是这样来纪念，就很难尊重历史事实，很难给耀邦同志一个公正的评价。
中共当局评价党内党外的历史人物，决定是抬，还是压﹔是褒，还是贬﹔都不决定于事实，只决定于“伟大领袖”当时的政治需要﹔既可以捧为天神，也可以降为恶魔﹔既可以高喊英明，也可以在历史上一笔勾销。这也是中共几十年来一贯的“光荣传统”了。所以，我比较同意当局很可能用抬邓贬胡的方法来纪念胡耀邦。
这就关系到胡和邓毛的功过问题。对此，我在二○○四年十二月号《争鸣》上发表的《试论胡耀邦的思想体系》一文中，已有概要的阐明，不必重复了。这里，我只就胡耀邦和邓小平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来看一看邓胡的功过，并以此来简要阐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个大历史转折的关键问题。希望能促使人们深思毛泽东、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原则分歧。
历史证明：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实行无产阶级专制统治，是我党我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中共长达八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两次死而复生的大转折，也有两次从生路转到死路的大转变。死而复生是由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路线转到资产阶级民主路线﹔相反的，由生到死则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路线转到无产阶级专政之路。
中共生死兴衰的关键
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共产主义的目标”。 以后中共靠武装暴动，成立“中央红军”，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各地红军建立的根据地也叫ＸＸＸ苏区），经过同国民党军队的几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到惨败，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军兵力在几次围剿中已伤亡十分之九，疲于奔命。这时，正值日本发 动侵华战争，中共在一九三一年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中共北上的目的原本是企图打通“国际路线”，同苏军会合。当红军突围到甘肃时，才 发现有一个“陕甘苏区”，于是改成“北上抗日”，到陕北同陕甘红军会合。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才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抗日救国 告全国人民书》，（即《八?一宣言》）正式宣布愿意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经过“双十二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共中央才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正式“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为‘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亲笔题为《论新阶段》。会议结束时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了一个决议，同时发出了一份《中国共产党扩大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在 这些文件中，明确申明：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还说“这不是 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也“不会是所谓的‘一党专政’。”（注一）这样，才算明明白白地宣称从无产阶级专政统治的路线转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这 是中共从死路转向生路的第一个大转折。
毛泽东食言，实行一党专政
可是，中共在延安站稳脚根以后，在“扩大六中全会”仅仅一年之后，毛泽东于一九四○年一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就大为改变，强调这个新 民主主义之所以“新”，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它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就是明明白白地贬低民主主义，抬高社会主义，而且公然实行并宣扬一党专政了。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根据毛的这个基调。这说明毛还没有真正完成第一次大转变，已经心怀二意了。毛泽东当时口口声声 批评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实际上他自己已经在步蒋介石的后尘了。
应该承认，当时，党内外是普遍拥护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六中全会后，《论新阶段》被严格封锁，我于一九三九年底到延安后就看不到这个讲话。所以，对“新民主主义”的拥护，绝大部分人是自觉拥护和半自觉拥护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也不敢说，或者不愿说，边区以外的怀疑和异见，当然更是一 概封锁。
对边区的干部和人民尽管是严加封锁，但对世界的舆论，毛泽东还是感到了“食言”的压力，所以他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延安接受路透社记者甘 尔采访时，不能不重申中共所主张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他说，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甚至要实行林肯、罗斯福的自由民主主张（注二）。这个讲话在 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刊登以后，马上就遭到封锁，说明毛这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因此，我在本文最后对毛的两次讲话特别加以注解。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都是采取这种两面政策。表面上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实际上推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扩大自己的军队，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基本上是中国军阀割据那一套。解放区推行的最低级的平均主义和很初级的民主，虽然也被我国边远贫脊地区的人民所接受，这也为 以后的一党专政的计划经济体制，埋下了祸根。
这里，也必须指出，在“中华苏维埃”惨败以后，共产党内部，从最高层到中下层，都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确实在认真吸取这次惨败的沉痛教训，真心诚意地转而走上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至于从全国各地涌到中共统治区（当时称“边区”）的知识阶层，更是民主主义的先进力量。所以，当时在建设“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吸引下，人们还是努力从事边区的生产建设和促进基层民主的发展，因而几年中边区的土地改革、生产运动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也有显着的成绩。这 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毛泽东当时说边区是一个“十无社会”，也是有事实根据的（见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全国约有一亿人口的边区，几年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所推行的初级民主，的确成为扩展解放区和扩大解放军的一种实在的动力，这也 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能够成长为可以打垮国民党政权的一股坚强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一切，并不是空洞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教所能办到的。（关于 “新民主主义”问题，不属于本文细说的范围，我在《对新民主主义的剖析》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中共从兴到败的大转折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各种民主力量汇聚北京，三四十年代的精英聚集一堂，共商国是。这就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第一部宪法的产生。
本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中央曾经许诺过：建设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十几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但是，在毛泽东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仅仅三年，就急急忙忙地在一九五三年宣布新民主主义结束，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跃进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
这种专横的转变，当然遭到党内外的反对和抵制。经过十多年的大大小小的较量，几经反复，毛泽东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开始对全国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进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这就完成了毛泽东从资产阶级民主路线转回到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的又一次大转折。
这是中国共产党又从兴到败的大转折。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统治弄得天下大乱，十年浩劫造成整个国民经济频于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到了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好在这时毛泽东自己已经心力枯竭，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病死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先进力量，趁此良机， 一举活捉了“四人帮”，结束了祸国殃民的“文革”。这样，才开始了共产党再一次起死复生的大转折。
保守势力对胡赵新政的阻拦
胡耀邦等老革命在几位党内元老的支持下，团结一批知识精英，决心总结清算无产阶级专政的沉痛教训，扭转濒临毁灭的危机，开创中共执政以来的新纪元。他们披荆斩棘，大胆勇为，既有从根本上清除毛泽东主要罪恶的路线方针，又有从实际出发的机动灵活的策略步骤，解放了人们的头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 极力量，发动广大干部群众逐步向纵深推行全面改革开放的“胡赵新政”，展现了世界注目的日新月异的新局面。
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强大的保守势力。他们在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倒退纲领的带动下，对胡赵新政进行重重阻拦。胡赵领导的振 兴势力不得不开展一波波的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平反冤假错案和反对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以后，又从宪法上摘除了毛泽东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毒瘤，恢复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然后又开始分清真的与假的“社会主义”，好的与坏的“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与错误的“党的领 导”。其实，这三个问题的分水岭就是坚持专政还是奉行民主，这些都是抵制“四个坚持”，逐步摒弃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策略。它们产生了切 实有效的结果，维护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的发展。这就引起了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毛泽东时代的元老重臣的震惊。他们竟然沿用毛泽东无法无天的老手段，给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扣上“保护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罪名，把他们先后罢黜。最后，邓小平凭借手中的军权，调动国防军，不惜藉血腥屠杀把百万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镇压下去，残暴地结束了胡赵新政十年的伟大业绩。这是又一次截断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把中国人民的命运又一次推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死路，这就是中共第三次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纪念耀邦效果超越中共初衷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生死兴衰的关键，就在于是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邓小平打倒两位所谓“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总书记之后，他和江泽民所推行的“跛脚改革”，不能不采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优良的方针政策（如市场经济，只是戴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是在政治上仍然顽固地抵制人类社会几百年来所总结出来的先进制度。邓还一再发出警告：中国绝对不能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制度。邓的这面倒退的旗帜迄今被中共领导层高举不疑。这样，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领导核心，仍然死心塌地的沿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死路走下去。
无论毛泽东的接班人把无产阶级专政美其名曰“四个坚持”也好，或者叫“三个代表”也好，或者叫“三个为民”也好，只要他们不下决心革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传下来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钻出彻底崩溃的死胡同。历史将再次证明这个真理。
应该看到，现在一方面是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危机四伏，一方面是党内外觉醒的人士日益增多，特别是广大弱势群体在受尽煎熬、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被逼上集体维权的道路。全国上下一片不满、埋怨、反对和抗议的浪潮日益澎湃。在这种形势下，当局无可奈何地决定公开纪念胡耀邦，企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愤懑，借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尽管他们主观上并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一再找死的教训，但在客观上却无法阻挡人民来回顾中共这八十年成败兴衰的历史，无法令人民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的衰败惨象，特别是不能不使人民再一次深深地怀念胡赵新政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的兴盛成功和伟大业绩，从而焕发出继承胡赵 遗志，把中国的民主化推向前进的动力。
所以，我以为，当局公开纪念胡耀邦，必然会在客观上超越当局的主观初衷，不能不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影响巨大。这就是历史的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注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开始时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会议开幕时，还根据报告作了一个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在毛的报告中明确宣称：“在现在抗日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阶段，都是三民主义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对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说：“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还解释说：“依照孙中山先生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我们所谓三民主义共和国，就是这种真正的中华民 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中，既不会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出现，而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 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还说：“在抗日战争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毛泽东《论新阶段》一书）
注二：一九四五年五月，毛泽东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甘尔采访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要对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除了军事与政治民主以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那些有垄断性的部门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都与孙中山遗嘱相符合的。”（见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
（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为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征文作于北京）
（本文导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争鸣》2005年12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