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4日讯】“12.6汕尾流血惨案”发生距今已经19天了，但因为严密的层层新闻封堵和现场军警戒严，外界依然迷雾重重，无法知道惨案详情，甚至难以明白惨案基本真相。但越是如此，流血惨案给外界造成的震撼越是强烈，它甚至可以无限放大惨案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据说当局已经下令抓捕了一名悍然指挥开枪的官员，其他则知之不详。相信汕尾惨案带来的震撼不只是民间，带给各级官府的震撼程度也应该不小，否则指挥开枪的现场官员就不会从“共和国卫士”沦为阶下之囚。但透过这次血腥惨案回望几个月前同样发生在广东的番禺的“太石事件”， 人们应该从中得到深刻启示。
两个事件同样发生在广东，甚至几乎同时发生在今年后半年，起因也同样是农民失地问题，冲突主体也同样先是失地农民与攫取土地资源的利益集团，但最终全部转换到代表利益集团的官方与失地农民之间，矛盾从“民事纠纷”演变为“行政纠纷”，民间对抗上升为官民对抗，但这两起官民冲突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汕尾惨案”以流血收场，且把下令开枪的“共和国卫士”作为代罪羔羊关入囚牢，太石事件则相对和平暂停，但把农民的法律顾问郭飞熊治以罪名；官府在汕尾惨案结束后不敢公开标榜自己“平暴有功”，是人民救星，而太石事件暂停后当地政府则可以大肆宣扬自己处置得当，取得胜利。究竟是什么造成两起事件如此迥异的结果？
答案其实十分简单，这就是知识份子在事件中的介入与参与程度。因为在两起事件中，政府的基本判断、预设立场、甚至应对策略、处置手法并无不同，如果没有知识份子的参与，很可能太石事件就会在今年七月成为提前五个月上演的“汕尾血案”太石版本。在太石事件中，因为郭飞熊等知识份子以农民的法律顾问身份介入事件，把农民的权利诉求引导到合法、理性、和平的法律程序中，以法律作为唯一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实现权利的过程从要求依法查账、要求依法罢免村官、向民政机关和平静坐、绝食抗议等，按照程式，分阶段按步骤落实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属于自己的权利，其所付出的代价是农民领袖和法律顾问被捕，这个代价与汕尾农民死伤累累相比，相对就小得多。对抗的另一方主体是政府，在太石事件中，政府看起来似乎因为被迫向农民作出部分让步而没面子，但客观的看，政府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控制了所谓群体事件、避免了“开枪平暴”、背负道义罪责的重大后果，有些官员很可能还因此得到赏识、荣升官位。而在汕尾事件中，因为缺少知识份子的介入，农民虽然知道自己拥有权利，却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的方式、方法和正当程式，在官民对峙、冲突升级、群情激愤、千钧一发时，只好以土枪、鱼炮这些原始的工具为武器还击代表利益集团的官府暴力，以暴抗暴，最终酿成“12.6惨案”，震惊世界。在事后，汕尾政府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割发代首”把自己的爱将关入囚牢，尽管如此，以我的观察，有关官员最终可能仍然难以逃脱丢官命运。
我相信作为直接处置太石事件的番禺政 府，在得到汕尾“12.6血案”的消息后，应该惊出一身冷汗，并为自己庆幸。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马上想到郭飞熊还被自己当作罪犯，错误的关押在番禺监狱。汕尾血案给各级官府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太石事件中的郭飞熊不是罪犯而是英雄，如果没有他指导太石村以法律为唯一武器，那太石事件将无法避免暴力冲突、流血收场的残酷结局。这个时候，番禺政府应该迅速做的事，就是彻底反省，将郭飞熊释放出狱，敬为上宾，隆重地向他颁发2005年度的“和谐奖”。
不管有无知识份子的参与，官民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在发生官民冲突的地方，如果缺少了知识份子的介入与参与，其结果则大相径庭。这应该是人们、尤其是各级官府在被汕尾血案强烈震撼之后，应该认真思考的。
2005-12-24圣诞日写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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