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报导)从污染治理，到助学贷款，再到煤矿安全生产，中国中央政府都制定了各项严格的政策，但中央政令到了地方上往往得不到执行，这就形成了所谓中央政策遭遇地方“肠梗阻”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记者高山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西安异议人士马晓明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胡星斗，中国的一些中央政策无论是环境污染、助学贷款、教育方面的问题、矿难的问题，中央都有很严厉的政策，但是到地方上往往实行不了，这是一个“肠梗阻”现象，您觉得这个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胡星斗：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主要还是这样的一个官僚体制的结构不合理及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如今这样一个官僚的行政体制，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压力型的体制，一种层层命令式的体制，必然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中央的施政也都是“一刀切”，实际上这样一刀切的政策也不一定适合各个地方的情况。
所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体制应当是某种地方自治的制度，应该是某种联邦的制度，对于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应该采取法治分权的制度可能更加合理，意思要制定宪法，一个很好的分权宪法，然后要制定其他的法律来实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权，法治的分权，这样就能解决你说的“肠梗阻”这样有令不行，政令不畅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一个问题。
记者：马晓明，中国的官僚制度很多都是官官相护的，上面的官和下面的官是很有联系的，您觉得是不是整个官僚制度都应该改革？
马晓明：刚才胡星斗教授谈到了一些原因，造成现在的政令不能下达，不能执行，不能贯彻，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像是党政机构内非常复杂的派系，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现在日益滋长的地方保护主义，另外还有胡星斗教授刚才讲的一刀切等等。
我想说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一个专制的和官僚的制度，人民没有监督政令执行情况的权力，所以制度到底执行的怎么样，人民无权过问，也无权去制衡它。
记者：刚才马晓明提到中国的“问责制”是自上而下的，老百姓的监督权利、公众舆论的监督权利，刚才胡星斗也说法治的监督权力都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胡星斗您觉得是不是这个自上而下的“问责制”比较完善？还是更多的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呢？
胡星斗：对，是这样的，现在应当说中央有很多好的一些思想、好的一些理念，但是不能很好的贯彻下去，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制度实际上是很片面的，我们应当更多的提倡建立一种“公民问责制度”，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去问责，也就是说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民主监督的权利。
还有，我们的新闻媒体应当揭露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施政存在的问题，他不去很好的执行中央的政策等等，要有这样的新闻监督权利，还有，公民应当可以通过人大，通过人民代表，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履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种“公民问责”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监督的方式，我们国家很多的矿难、地方上有很多不负责任的情况、义务教育不落实的情况，我想只有通过“公民问责”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记者：马晓明，现在中国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官员，也有一些所谓审计风暴、环评风暴，就是一些事情要靠这一些诟病的官员来做，这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您觉得整个系统应该怎么样更好的，不要靠一、两个高官来做事呢？
马晓明：刚才您说的政令不能下达，地方各自为政，阳奉阴违这样的现象不排除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官员，他们是廉洁，认真负责，是遵纪守法，是兢兢业业要把事情办好，也是呕心沥血，真正实实在在做事的。
但是这样的人他是少数，而且在整个社会腐败成风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在这种环境本身里头，他们是处于逆境，他们要受到打击，受到责难，处处被为难等等这样的情况。
所以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讲某个人的工作态度或者工作责任心的问题，主要是要解决中国制度的问题，就是一党专制，不民主的问题，由于一党专制不民主，造成现在严重的腐败成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政令不能下达，不能执行的这种情况，就是腐败的表现之一，它的根源还是它的制度和它的体制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