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7日讯】转眼2005年“圣诞”将至。这个纪念耶稣基督的日子，正日渐变成为一个全球性“节日”。然而作为生活在非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下的大多数中国人，在迎接这个节日时难免有时会生出某种“错位感”来。近日，不少媒体上便在讨论中国人该不该过耶诞节。在笔者看来，作为非信徒的我们，仍可以使这个即将到来的“洋节”变得富有意义——当信念而非信仰成为节日的主题时。
法国历史学家曼诺尼（Octave Mannoni）将信仰与信念区分了开来。任何一种信仰，均建立在某种超越当下现实社会的神圣存在这一宇宙论预设上。而信念则避开了这一预设，它并不与彼岸的神圣世界发生关系，而是一种符号性的约定，一个只在现实世界内部具有效应的承诺与担当。一个人可以相信（信仰）各种鬼怪，却并不对之持有信念。同样地，一个符号性信念也并不需要绝对性信仰的支援。在这个我们所处身的当下这个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对很多事情怀有信念，但同时并不信仰它们。以作为启蒙时代的一个符号性造物的人的权利为例，我们可以充满对权利的信念，尽管它在根本的存在论层面上是个虚构。在历史中得到创造并被不断实践的权利，从来不是一个绝对（天赋人权），相反实质上十分的脆弱，随时随地可能被各种现实中的社会力量所削弱乃至取消。
故此，我们并不是必须先信仰X——即预设它的神圣和全能，然后才可以对X持有信念，即将其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性承担，一种无条件的、真诚的、言行一致的伦理投入与担当。基督教所包含的那些崇高理念，如作为慈善的爱、怜悯、牺牲等，正是由作为凡人的耶稣基督、以及代代基督徒们拒绝各种机会主义、犬儒主义、自我中心与实用考量，以虔心、真诚而坚决的不竭实践，使它们在现实中不断播散。也正因此，这些崇高理念实际上并非由一个被定义为全能的上帝来终极性地给予保障的（否则就不需要人类实践而万古长存了），它们始终是很脆弱的，需要人们不断地为之奋斗、并会不断反复地失而复得。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论信仰》一书中，根据曼诺尼的这一对立，提出了“没有信仰的信念”之主张，即人们知道那些崇高理念并非来自一个全能的绝对，仍然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对其持有信念。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呼唤继承基督教中的“唯物主义遗产”。
而问题是，和多数宗教一样，基督教具有着一个普遍主义的内在目标，即形成一个普遍信徒的信仰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然而任何“普遍性”，恰恰是由“例外”所构成，因此，一个自我宣称的“普遍”的共同体，必然存在着其自身的周边构造，即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那种恰恰作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条件的外在物。“所有的人都是兄弟”这句陈述，本身在逻辑上便同时意味着：“那些不是兄弟的，便不是人”。
因此，只有成为一个非信徒后，一个人才可能展开对信仰本身的反思。正如当代批判性神学家们所指出的，当然总会有一些很好的理据来信仰耶酥基督，但这些理据只有对那些已经信仰他的人们才能够完全说得通。第一个回溯性地提出信仰基督之理据的人，便是作为圣使徒的保罗。他给出了从基督受难到上帝之爱这个信仰通道：“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7-8）。即使激进如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者，信仰的最根本理据，也基于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提出的，上帝之爱因基督为罪人而死的事件而得到“显明”（所以根据尼采[Nietzsche]，保罗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创始者）。然而这个理据，只是对于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才能完全说得通。换言之，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符号性视平线内，那些回溯性作出的理据（如最为关键性的由处女降生的作为上帝之子的基督），才能产生意义。信仰释迦牟尼或信仰真主安拉的各种理据，也均是已经信仰的人们所回溯性地作出的，并只在那个信仰共同体内才被完全承认。“文明的冲突”，正是只有在不同信徒们的诸种信仰共同体之间，才会成为不可避免。只要这种信仰的方式不改变，那些通过文明对话来寻求全球伦理的方案，都注定徒劳无功。
晚近以来，由当代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发起并由世界各主要宗教代表一起参与的《世界伦理宣言》被起草了出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普遍伦理计划”也被大力推动，联合国甚至把2001年直接命名为“世界文明对话年”。然而，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文明对话年”，发生了改变世界的“9•11”事件。当策划袭击的“基地组织”竭力把对世贸中心的恐怖攻击渲染为一场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圣战”之同时，小布希政府也立即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定义为所谓的“新十字军东征”，并随后提出著名的“邪恶轴心”说。文明对话的实践与普遍伦理的计划，便在新世纪初那一起又一起恐怖袭击与在“反恐”名义下发起的一场接一场联合战争中夭折于无形。
现在的问题便在于，信仰转化为信念是否可能？答案是：可能的。这个可能性本身，是由不竭的实践来开启。在现实世界中，非基督教背景（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的人们接触到基督教，往往起初并非深深感动于那些对他/她来说完全陌生的故事（处女生子、十字架受难、死后复生等），他/她的感动（如果有的话），恰恰是来自于其所直接遭遇到的面前这个（些）真诚实践着爱与友善的基督徒。圣使徒彼得所说的“被圣灵感动”（《彼得后书》1:21），对于信徒共同体之外的人们来说，这份感动并不是来自于和那位全能的上帝的“神圣”遭逢，甚至也不是直接来自于基督教故事中基督的崇高实践，而是他们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真诚友善的基督徒们。正如一位牧师所言，“世界上的人眼睛看不到基督徒的信有多少，但是基督徒的爱有多少却无一不在世人眼前。”在这份人与人交往的最直接的感动中，那理应是全能的上帝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之爱从来不是理论或教义，而是行动与实践。于是，生活在非西方宗教文化语境下的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带着对某个全能绝对（上帝）的信仰，而充满着信念地去积极实践作为慈善之爱的崇高理念。
也许，在这个后“9•11”时代，我们首先要努力尝试的，是通过自我反思性的批判，将宗教上的信仰转化为实践上的信念，即对并非全能也非绝对更非神圣的符号性造物，作出伦理承诺与实践，这个时刻，他/她便不再是信徒，但仍旧甚至更激进地实践着那些当初感动自己的崇高理念。在这个信念的意义上，我们中国人何尝不能来一起纪念在二千年前率先实践着那些崇高理念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生命的耶稣基督之诞生呢？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