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倘若你碰到一个农民，而这个农民翻遍全身仅找到五元人民币，并对你说：“这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现金。”你会觉得异常吗？身处贫困地区深入调查的我，已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了，甚至会认为这个农民还没有足够完整地提供资讯。当你突然触碰到贫穷的敏感处，并决定深度挖掘这种贫穷的根源时，他甚至还没有作好任何思想准备，突然被问得说不出来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这是一种常态，一种来自贫穷却又毫无指望的常态。当然，我不是在教导或者告之人们应当如何和穷人打交道，只是想用这样的开篇来告诉人们：那些失去了话语权的底层人，有着怎样的尴尬和沉默。面对一团死水的现实，连我这个敢言者也变得有些失语了。
⊙简介
杨俊山（父）、陈应先（母）、袁小锋（子），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二组村民。杨俊山，1962年1月5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汉东村二组，务农。陈应先，1967年2月1日出生，原籍贵州省习水市东黄镇羊九村三组，现住朱沱镇汉东村二组，务农。袁小锋，1993年12月17日出生，现在朱沱镇汉东小学三年级念书（班主任：刘老师；校长：梁老师），曾患“乙脑”病，亦曾辍学半年。
⊙调查情况
袁小锋“拜祭”（认干爹之意）的是村民袁正明，也就是袁正明的干儿子，跟从其姓。袁正明在汉东村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形象，颇得好评，且是当年我母亲梁如成的裁缝师傅。1998年，杨俊山、陈应先、袁小锋一家三口搬进了袁正明的家中，原因是杨俊山家的房屋全部倒塌。几天后，袁正明去了广东某五金厂打工（现在重庆某五金厂打工）。
1998年5月，是雨水极大的一年。由于多日受雨水冲击，杨俊山家六间房屋（包括猪圈、灶房）全部被冲垮。灾难还在持续，第二个月，袁小锋生病，到重庆市第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乙脑”。这孩子生病之后，没有了知觉，连续17天昏迷不醒，双腿奇小，小腿只有两公分左右的直径，走路完全没有什么支撑力。袁小锋仅在重庆市第二医院的17天住院时间里面，就花费了6500多元。回家后，杨俊山又在朱沱镇朱家湾医院、蒲德轩医生、李方华医生等处拿药治疗孩子的病，又花了3500多元。
回到家中六个月后，袁小锋才渐得康复。也就是说，从生病到康复的这半年时间，这个贫穷家庭就花了一万元左右的医疗费。这些医疗费全部来自于借款，包括：杨俊山向三哥杨泽高借款3000元，向四哥杨泽华借款2000元，向二哥杨云山借款5000元，然后自己再凑点钱，包括家禽、杂活等，终于凑齐了这笔医疗费。如今，这个家庭的欠债情况是这样的：欠四哥杨泽华1000元，欠朱沱镇大福村“张二”（外号）500元，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300元左右欠款，总共1800元左右。
我问杨俊山：“你家现有的全部经济是多少钱？”他摸了摸身上，从外层衣服翻到内层衣服，总共找到了五元钱。他说：“我没有什么手艺，挣不了什么钱，这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现金。这五块钱，是昨天我在工地上捡水泥包、烂铁丝到垃圾站去卖得的。”他们家现有的经济来源是：五头猪，每头170斤左右；25只鸡，每只一斤多；八只鸭。喂养家禽是有风险的，2005年9月，家中死了一头猪，有100斤；2004年11月，连续死了两头猪，有400斤左右；还有一年的7月，死过一头猪，有150斤左右。仅这三次损失的四头猪，就损失了2500元左右的经济。再加之，2002年7月杨俊山家中被盗22只大鸡，估计又损失了600元左右的经济。
这一学期袁小锋的学费，是杨俊山向村民罗吉庆借款300元才得以解决的；上一学期的学费，是杨俊山向村民吴修银借款400元；还有一次，是向二哥杨云山借款400元……。尤其是吴修银，曾多次借钱给杨俊山，以保袁小锋上学无忧。从读幼稚园至今，袁小锋一直是靠借钱来缴学费，学校从来没有免除过这孩子哪怕一分钱的学费。身为母亲的陈应先说：“小锋不调皮，内向，性格直来直往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穷了，别人看不起自己。他又没有一般的孩子聪明，从得病到现在，一直都有一定的后遗症。”
袁小锋是杨俊山夫妇的第五个孩子，此前的四个孩子已全部死去。1989年5月，第一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孩子当场断气。1990年2月，第二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三天就死去。1990年9月，第三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孩子当场断气。1991年9月，第四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取名为杨凡。 1992年3月，杨凡肚子痛、腹泄，父母送至医院医治。在医治过程中，有一次医生统统去打牌了，没有任何医生护士留下来照看孩子，父母看到杨凡输着液很不舒服，好不容易找到了医生，不料医生令其转院，以求摆脱责任。结果，转院过后，连床位都还未铺好，杨凡就死去了。这件13年前的医疗事故，因当时杨俊山夫妇没有什么法律常识和法律援助，只能忍气吞声，就此作罢，一直没有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
沉重经济负担之下的杨俊山，一直过着卑微、简单、艰难的生活。他有肋痛，腰曾在抬板时被闪过，担不得重东西，走路都要弯着走，又没有钱医治，只能一直拖着，拖到现在，腹部肋处一年四季都在痛。陈应先也有腹部痛的疾病，并伴有妇科病。他们两夫妻实在是痛得没有办法了，就去买点中药，并且只能吃点便宜的药，一般情况都是拖着，拖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想办法。杨俊山强调说：“一句话，没有钱！”他痛苦地自责：“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耐！”旁边的村民为他说话：“杨先生，其实杨俊山他们家真的是尽力了，也确实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就是没有办法，他们的身体在那里管，能干点啥子呢？”
这个地方，每年收割稻谷都是要请人的，可每一年杨俊山家就不一样。“割谷子一般都是我和老婆两个人，今年忙了六天才忙下来，没有请人，没钱请，请不起。”他们总共有一亩田、一亩土，稻谷每年仅产1000斤，玉米仅产600斤，红苕仅产1500斤。这些粮食不能拿来卖，因为自己吃的都不够。喂猪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亏本生意”，这基本上是这里所有人的共识。村民们说：“你养几头猪，卖得了2000多块钱，可是你算养猪的成本呢？起码要4000块钱：饲料要800块钱，玉米要2000多斤，红苕要8000斤，稻谷要300斤。养猪有啥子赚头？只能说，农村要做庄稼，必须存点粪草，再说，那也是唯一可以剩下的现钱。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明明白白知道养猪要亏，可又偏偏还是要养下去的原因。”
这一家三口只能靠杨俊山的劳力了。杨俊山目前在镇上帮泥水匠打杂，建筑房屋，由于体力差，只能干点算点，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就是有活路干别人也不一定会请他。既然存在如此的经济窘况，他们家竟然从来没有被免除过什么费用。杨俊山说：“上一次房屋倒塌时，镇政府驻村干部王孝全曾经来看过一次，但是没有人表态。镇上派人，让我们队的队长杨忠山带队，领着照相馆的人来我家照相，但相是照了，可后来也没有谁过问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救济。”这是什么意思？作秀？杨俊山叹气道：“家庭穷了，没有人缘，即使是向上级反映，就是空反映。一句话说完，不买我的帐！也可能也因为我与有的村干部有点过节吧，我这人太耿直，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从不啰啰嗦嗦，有话在心头，想说就说。农村里啊，鬼得很！”
如同我所知的其他贫穷家庭一样，杨俊山家一个月才吃得上一顿肉，有时一个月连一顿肉也吃不起。穿的衣服裤子也都是别人施舍的，他们有一个名叫“文艺 ”的亲戚，曾经给过袁小锋很多衣服。对比起有的村民，杨俊山说：“我们家是我们生产队最穷的。他们有经济来往，有人帮助，而我自己呢？全是独立奋斗。自己有点活路就去奋斗点，又没有手艺，又没有文化。对于我的儿子，我觉得我确实是一点责任也没尽到，他连读书的钱都成问题……，哎。他长大后，我希望把他拿去当兵，也许这是一条出路。儿子的命也不好，他那么小，就得那么重的病，挺可怜的，痛只有他才知道，有的时候他又不告诉我实话，怕花家里的钱。我一想到这些，就特别不是滋味。”
杨俊山接着说：“我的脾气粗糙，有时跟老婆发脾气，其实大多是因为经济问题。我觉得我这样做不对，其实她也是很痛苦的，一看见她的样子，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对不起她，没有给过她什么，只给了她痛苦。我没有那么多想法，想得到做不到，现在求富贵是不可能的了，连修建房屋的钱都不知道哪辈子才挣得起，只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直平平安安。”对于我的到来，他说：“我代表我的全家，对你表示感激，非常欢迎你。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缺少的恰恰就是你这种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可以说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还从来没有象你这样真真正正为老百姓办事的人。那些年，人们说雷锋啊、焦裕禄啊、孔繁森啊，现在看来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他明显带着一丝苦笑：“我对这个社会看得很淡，在我眼中真的看得很淡。为什么呢？孤助无援，没有人帮助过我，一直都是这样。总而言之，没钱，没权，就是跟别人比不上，也比不得。人比人啊，气死人。但是，别人有钱是别人有钱，他们有钱自有有钱的来源，那是别人的钱，我没有什么可嫉妒和不平衡的。只不过，有的人拥有千百万，表面上是多好听的，但他们的内心却是非常狠毒的，对百姓不怜悯，反而履加盘剥。我憎恨的就是这样的人！”杨俊山非常自卑，“每次借钱的时候，很想开口，但都不好意思开口。有的人不愿意理我们，怕我们还不起，我们也确实要想很多办法才还得起。按我们这里的农村话说，我们就是没有出路，已经完都完了，就跟黄蟮洞一样，不通了。”
我问：“如果有人愿意捐助你们，尤其是捐助你这个孩子，比如说我来出个头，我站出来捐助袁小锋，你会怎么想？”杨俊山说：“这怎么可能呢？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有人捐过钱，我们连想都没想过，也想都不敢想。如果真的有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绝对感激不尽，但又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人家，更不知道人家接不接受。哎，说起来都不好意思，我又年纪轻轻的……，但是，人又各有各的难处……，该怎么说呢？说了等于零。”袁小锋的学费，是这个家庭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杨俊山每次都要借钱，那么他为何要如此坚持呢？他说：“别人都缴了，如果我却不缴，那么别人说起来就不好听。再说，不缴或者没缴齐的话，小锋就要被停学。去年上半年，就是因为我们借不到钱，他没去读书。明年9月份，小锋要被转到奥尼小学去念四年级，那里的学费更贵，但再怎么贵，我也要想办法让他读书。我是他父亲。”
⊙调查后记
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沉默的是大多数，流泪的是12岁的袁小锋。他的哭泣，一次又一次地令采访暂停。我的到来，深深地刺激了他的内心世界，虽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静静地坐在父母身旁的他，却不止一次地抹眼泪。他没有回答过我任何一个问题，只是低着头，象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伤感得令我感到压抑。往往我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下，我只是尽力委婉地提问。在大人的眼里，这些语言是算不得什么的，大家要实事求是，然而在他那刻脆弱的心灵里，却有着太多的伤疤，每一次提问、每一个回答，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伤害。
他旁边的母亲梁应先是贵州人，她也想念她的家乡，但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去过了。她的母亲叫王匡莲，已经76岁了。我问：“你不想回去吗？”她反问：“钱呢？看望母亲的车费都没有。”跟妻子一样，身为丈夫的杨俊山也有一个母亲，名叫曾德银，已经81岁了（杨俊山在家中排行老六）。曾德银也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我走的时候，她费劲地起身，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我。我不知道那眼神里带着怎样的情感，杨俊山说：“你是稀客，母亲想送你，可她老人家已经走不动了。”
附：联系方式
邮编：402191。地址：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二组 杨俊山（收）。
电话：023-49603200（杨云山 转 杨俊山。注：杨云山系杨俊山的二哥）。
电话：023-49601268（杨泽华 转 杨俊山。注：杨泽华系杨俊山的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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