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于1月17日早晨病逝。新华社只发表五十六字的简短消息。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于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新华社简要报导了赵紫阳的生平，只字未提赵紫阳曾担任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亦未提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89年“犯了严重错误”。为此﹐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了深圳独立作家朱健国先生。
朱健国本名朱建国，杂文家，1994年自动脱党﹐先后任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评论科长、“广播漫谈”主编、《南方人才市场报》副总编，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深圳记者站站长，《大公报、大周刊》主笔兼新闻部主任、《中国市场》（新华社香港分社）专刊部主任，先后在《南方周末》、《新经济》、《文学自由谈》等几十家报刊开专栏。
记者﹕朱先生﹐您好。赵紫阳先生这件事﹐想听听您的想法。
朱健国先生﹕我觉得赵紫阳被软禁这个事件﹐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应当更深地想想这件事情背后给我们揭示的一些问题和意义。这个事件本身﹐我感到是一个现代的光绪版。中国经过了100年的发展﹐但是在政局的结构方面﹐几乎是一直没变﹐这就让我们感到很悲哀﹐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步。
在大陆﹐近两年来流行着一种“公民写作”的说法﹐就说现在已经是公民社会了。他们说﹐象鲁迅那样的杂文﹐都过时了﹐说时代不同了﹐鲁迅那个时候﹐是奴隶﹐我们现在是公民﹐我们已经告别了臣民社会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观念﹐是一个粉饰现实﹑痳痹自己的一个虚伪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明明现在﹐特别是这几年﹐言论﹑出版越来越困难﹐自由度越来越小﹐几乎是没有了﹐越来越小。但是偏偏这些人还在说﹐我们已经走向“公民写作”的时代了。什么叫“公民”﹐公民最核心的权力就是有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力﹐但现在﹐我们有真正的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力吗﹖比如说我﹐已经52岁了﹐我从来没有行使一次我能投票选举我所在地的人民代表﹑官员的权力﹐更不要说上面的﹐我从来没有真正参与的权力。我有哪一次能够真正投票﹖我又有哪一次能够去竞选﹖这不可能。这怎么叫公民呢﹖
所以我觉得赵紫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反映了我们依然是一个臣民社会﹐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哪怕是你当了党的总书记﹐当了名义上的一把手﹐还是会被有军权的太后一下子搞掉。所以赵紫阳这个事件﹐无论是他生前的被废﹑被囚禁﹐还是死后的被禁止悼念﹐都说明这个问题。
可现在偏偏大陆有些知识分子非要说我们是“公民”社会了。我们要“公民写作”了。所谓“公民写作”﹐就是通过喉舌媒体审查的那种评论文章﹐那个审查就是一个杠子﹐只有符合标准的那种平庸的议论才能通过去﹐真正的﹑独立的见解是通不过去的。把这种通过审查﹑设立杠杠的通过去的东西反而叫做“公民写作”﹐那不就是痳痹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言论自由的人们嘛。
现在的当权者只要自己的自由﹐不让别人自由﹐这样只会激化矛盾﹐不可能和谐。大家都有生存的权力﹐各种流派﹑各种思想﹑各种党派﹐都有生存的权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一种共生的理念。
赵紫阳这件事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且赵紫阳﹐他不是孤立的﹐他是中共大多数总书记都没有好命运的一个缩影。从陈独秀起﹐当年陈独秀﹐他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并没有投奔到国民党去﹐国民党送钱给他﹐他都不要。但是作为共产党当时在延安已成气候了﹐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关心一下这位曾经当过中共总书记的人﹐生活上去关照一下。甚至当陈独秀提出要回到延安时﹐都遭到了拒绝。
共产党对党内的﹑而且又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总书记都是这样﹐他受了那么多的冤枉﹑磨难﹐最后还不能给他一个体面的﹑公正的说法﹐让大家能够表示对他的公正的悼念﹐这太说不过去了。
对党内的不同意见的持有者都没有同情心﹐还怎么能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那就更谈不上公民社会了﹐哪有什么公民﹖﹗连党内的人都得不到公民待遇﹐对普通老百姓哪还有公民待遇呢﹖﹗
所以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刚形成的所谓“公民写作”的这种呼声﹐是非常可怕的﹐自欺欺人﹐痳痹人们﹑粉饰当局﹐而且它的一个理论还说﹐“公民写作”﹐只要你心中想写自由﹐那你就是“公民”﹐你就可以“公民写作”。所谓“公民写作”﹐就得有出版自由﹐首先得有自由发表的条件﹐现在连网都受到管制﹐还怎么叫“公民写作”﹖﹗
很多中国人以为赵紫阳这件事就是个赵紫阳的事件﹐与自己无关﹐实际上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赵紫阳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连赵紫阳都得不到公正待遇﹐你怎么能得到公正待遇﹖﹗赵紫阳都享受不到公民待遇﹐你怎么能享受到公民待遇﹖﹗
现在中国很多人没办法表达﹐但也有很多人淡漠了﹐他陷入到自己去赚钱了﹐觉得赵紫阳这件事与自己无关了﹐这是更可怕的。
记者﹕共产党最不能让人共生的﹐一方面它让老百姓依附于他﹐听命于他﹐另一方面﹐它就得靠政治迫害﹑斗争才能维持﹐文革时就煽动民众之间互相斗﹐连家庭成员中都被逼得互相揭发﹐六亲不认﹐毛泽东曾经也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您的共生理念和共产党的本质﹑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朱健国先生﹕从历史经验来看﹐共产党是很难接受共生的理念。
记者﹕我看您的简历上写您94年自动脱党﹐是怎么个过程呢﹖
朱健国先生﹕92年我本来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我写了一篇杂文﹐就是我们湖北的省委书记官广富﹐他当年做过省委书记﹐要选人大代表﹐当人大主任﹐他居然没选上﹐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叫“为藩台大人落选鼓掌”。在南方周末上登的。据说当时在全国有9个省的这种领导人选人大代表落选了﹐但是唯一就只有我通过杂文的形式把它披露出去了﹐所以官广富暴跳如雷﹐要整肃我。他首先整我们广播厅长﹐然后要整我们台长﹐因为当时我们台长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在这种形势下﹐我只好南下﹐正好当时广州有一家报纸请我过去当副主编﹐我就趁机逃离湖北了﹐到深圳了。就在过来的时候﹐先要转组织关系﹐当时我到深圳的时候﹐我的原单位说已经把我的身份转过来了﹐但深圳方面又说没接到。这个事件﹐我就不追了﹐就算自动脱党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记者﹕那您那时对共产党认识得应该比较清楚了﹐是吗﹖
朱健国先生﹕认识得清楚﹐应该说89以后都很清楚了。那既然有这么一件事﹐那我不正好就省事了嘛。我完全可以把它追回来﹐把党员的资格补回来﹐但我就不去了﹐用不着待在里面了﹐所以就以这种形式脱党了。
记者﹕脱党后您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更真实一些。
朱健国先生﹕是的。我觉得我待在里面也不合适﹐因为我明明和党组织不一致了﹐何必自欺欺人呢﹖我不做那种假象。这是一种真实坦荡。我不想象有些人明明不赞同党章﹐也不实行那个党章﹐只是为了搞利益而待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脱党﹐否则我心里老是难受。
记者﹕您当时入党是什么情况呢﹖
朱健国先生﹕当时﹐我在湖北洪湖市广播电台﹐当时要考取武汉大学作家班﹐单位为了不让我去﹐就给了我一个党员﹐说我就不要走了。
记者﹕利益收买嘛。
朱健国先生﹕对﹐是的。本来当年入党﹐也不是我自己想要入的。
记者﹕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朱健国先生﹕86年的时候。
记者﹕那个时候﹐您对共产党还没有后来认识得那么深刻吧﹖
朱健国先生﹕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当时80年代上半期﹐中国有一种改革开放的思想﹐那时人们对未来寄予了一些希望。89之后﹐很多人﹐不管在朝﹑在野的﹐心都散了﹐都觉得没有什么理想可言了﹐抓紧时间搞点自己的实惠算了。所以“六四”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党心﹑民心都搞散掉了﹐没有理想了﹐从那时开始﹐就失去理想和信念了。
共产党原来搞的一套﹐本来就有很多人将信将疑﹐后来大家都不信了。就象有一个贪官说的﹐他们都深深地知道﹐靠这个党以后可能靠不住﹐所以才要抓紧地贪。很多贪官﹐就是两种情况﹐一部分是为了儿女贪﹐还有一部分﹔就是觉得靠这个党靠不住﹐他以后要靠自己﹐所以现在多捞点钱。
就是这样﹐整个国家走向了腐败。从执政者中的腐败﹐现在走到了整个全社会各行各业的腐败﹐比如教育上的腐败﹐现在想找个好老师真的很难了。
记者﹕从没有理念﹑道德败坏﹐就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朱健国先生﹕是的﹐道德败坏﹐整个全社会的道德崩溃了。所以赵紫阳倒下去﹐他不仅是一个人倒下去了﹐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和希望倒下去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拜金主义﹑犬儒主义﹐全部都垮了。现在的大学都成了宣传部﹐学校里就和官场一样黑暗了﹐拿文凭﹑考博士﹑硕士﹑当博导﹐全都是一片黑暗的操作。包括现在一些文学界的言论﹐都是瞎扯。
记者﹕您接触了不少人﹐您觉得现在党内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多吗﹖
朱健国先生﹕真正有理念的都没有了。象任仲夷﹑袁庚﹑李锐这样的老党员﹐象这样一批人﹐他们都知道他们当初追求的现在全部走到了反面﹐他们都在重新反思自己追求党的信仰的一生最后是个什么样﹐他们都把它反思清楚了。他们是共产党里想实心实意挽救这个党的人﹐但是他们恰恰却被当作这个党的最大的破坏分子﹑党的敌人。
记者﹕共产党利用暴力和谎言统治这么多年﹐歪曲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朱健国先生﹕是的。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实事求是。虽然他们题写了“实事求是”为党训﹐但从来就做不到实事求是﹐而且还把假的当真的做﹐自欺欺人。
记者﹕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中国就会好起来的。
朱健国先生﹕是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党能够接受人类共同的健康价值观﹐平和地过渡﹐避免大动荡嘛﹐但中共现在实际上在大踏步走回头路。
记者﹕是的﹐连西方主流媒体现在都这么说。
朱健国先生﹕现在就搞不懂﹐胡锦涛现在只是权宜之计呢﹐还是真正的。现在有些人还在疑惑。从官场的权术﹐有时候要声东击西﹐因为立足未稳。
记者﹕那我们就给他提点意见﹑建议﹐促促他。
朱健国先生﹕是的﹐按常规来讲﹐他也应该能看清楚﹐历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波折﹐他也应该能看得清楚。
记者﹕最近很多人都说对中共放弃幻想了。最近陈一咨先生披露的去年7月无名氏采访赵紫阳先生的《叩访富强胡同六号》中﹐赵紫阳先生都说中共“没治了”。有些评论家说﹐其实当年赵紫阳先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就已经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了。
朱健国先生﹕实际上当时要真听赵紫阳的﹐就真帮了这个党的大忙了。逐步用平和﹑法制的方式处理社会的冲突问题。结果他一个觉醒者﹐却被当作一个罪犯关起来。真是大悲剧﹗就象一个朋友本来是要帮助你的﹐你反而把他当作敌人来整治。这种事情一再出现﹐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
记者﹕我看到您最新的一篇文章﹐关于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不远千里从广东专程来京哭别赵紫阳﹐挺感人的。听说广东去了一批老干部到北京悼念赵紫阳先生。
朱健国先生﹕是的。我听说任仲夷都去了﹐不容易﹗我想﹐这个广东毕竟还是近10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祥地﹐民风还是不同。象黎子流这样的干部﹐他虽然退了﹐但是他还要养老啊﹐他还有儿女啊﹐所以他们这次能够去是冒了很大的牺牲的﹐要是一般人﹐就不会去找这个麻烦。他能突破这种既得利益﹐不容易﹗
但现在中国有很多人都被这种既得利益异化了。这也是我感慨黎子流的﹐他确实不容易﹗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他犯不着去讨这个麻烦呀。赵紫阳以前也没给他什么恩惠﹐就算给了﹐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人也不在了﹐他也没有必要找这个麻烦。但是中国毕竟还是有一些有人性﹑有道德﹑有骨气﹑有信念的人。
记者﹕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朱健国先生﹕是的。但是广东这几年经过李长春等人这两届的打压﹐已经退化了很多。特别是广东的传媒﹑文化界﹐现在连《南方周末》都已经退化很多了﹐广东这些年受了很大的摧残。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就算有个别的地方曾经有过开明的地方领导人﹐或者是“山高皇帝远”﹐中央够不着﹐但是还是逃不出这种制度的侵害。现在尤其科技也发达了﹐通讯网络都发展了﹐所以中央想要控制偏远的地方也挺容易的。
朱健国先生﹕是的。现在只能希望执政者能够清醒。他这样堵﹑这样搞﹐只能激化矛盾。处理法轮功就是一例﹐没有必要那么去镇压。把人民都推向对立面﹐这些教训他们都没有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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