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我从小开始一直回应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且身体力行。为了争取入这个党，就经过了十几年的孜孜以求，终于在72年成为其一员。然而，当初难以预料的是，30年后的一天，2001年春天，我主动向组织关系所在单位宣布了退党。当然，“伟光正”的党，是不能容忍有人退的，而是以“开除”的方式解除了我与这个组织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是的，没有当初，那来今日。当初前的那个非党员，和今日的非党员，心态已经是脱胎换骨、恍如隔世了。
＊ 因为读书 我对党感恩戴德
我老家在农村，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家里也很穷，我的姐姐一天书都没读，我哥哥，家里的唯一男孩，也只读了初小，小学四年级。
我一个女孩子是不可能读书的。过去农村人总认为，女孩子要嫁出去的，还读什么书。因此，有钱人家的女孩子都很少上学的，更不要说穷人家。
50年那年，我姐姐生孩子，姐夫来家把妈妈叫去了。就在那天下午，附近小学的老师来村里，动员小孩去上学。我们家没有大人在家，老师说：你先报上，大人不同意，再退掉就行了。我就自作主张，给自己报了个名，上半年级。那年我已经虚岁9岁了。
妈妈回来了，我小心翼翼跟妈妈说这事，妈妈说，那有钱给女孩子上学，你哥哥都没钱上。要我去退掉。第二天刚好在外面做工的爸爸回来了，妈挺生气地告诉爸爸，谁知爸爸说：她既然报了名，就让她也去读到初小吧。
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给在外面做工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谁知这封信成为一个转机。爸爸看到我能写信了，一高兴：这丫头有出息，让她读下去。
共产党一直“教育”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穷孩子、女孩子就不可能上学。”因此，在我心里一直把自己能上学归功于共产党。
那时，我感到特别幸运，对共产党特别感激。想想看，上学不上学，对我来说，就是天地之别呀。如果不上学，我就和那些农村女孩子一样，18、19岁嫁个人，成天像蚂蚁一样忙碌，生命也像蚂蚁一样不值钱。
上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因此我对共产党一直是有感恩戴德的心理。
＊ 认为党员是好人的标志
农村的孩子特别单纯，别人说什么信什么。我爱看书，什么“红岩”“刘胡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对我产生很大影响，觉得共产党员了不起。加上自己好胜性强，事事不甘落后，少先队、共青团，还一直是小干部，争取入党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党员，可是是共产党的忠诚维护者。就是在家里，要是父母说一点共产党的二话，我都要跟他们辩论，觉得他们是落后分子。
现在想来我都有点后怕。幸好我父母不是“五类分子”，不是党要整的对象，否则我一定是那 “大义灭亲”中的一个，从而给父母造成伤害的人。
二十几岁参加工作后，“组织”就很关心我，因为我出身好，“苦大仇深”。什么时候写的入党申请书，记不得了（只有党记得了，因为档案里有），不时写个思想汇报，个人、家庭遇到什么事，都要向织汇报。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麽混乱的岁月，我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在饱受屈辱、冷眼、精神痛苦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怪“组织”，认为不好的事是群众干的。
文革后期，“组织”恢复了，我还是一如既往，积极争取入党。但那时已经开始对党内的某些人有微言了，但又进入了党文化的另一个怪圈，把个人和组织分开，把那些不好的事算在某个个人头上，党还是“伟光正”。
经过不断的“改造”自己，终于在1972年7月被接受了。那是文革后期，新章程，没有预备期。从此更加努力为党工作，废寝忘食，加班加点，为党创造着剩余价值。
＊ 六四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看法
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后，我在深圳，那时闭路电视还不普及，深圳百姓都是直接收看香港电视，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那几天，上班时间都开着电视，大家都议论纷纷，公开骂共产党。
党员都跃跃欲试，想退党，我那时也动了退党的念头，但同事劝我，千万不可，你要提出退党，以后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共产党不会放过你的。
很快几个月过后，就开始整肃了。因为我在深圳的那段经历，因为我曾经在同事中“散布”过我在深圳电视里看到的真相，党支部搞人人过关时，我的难就大了。检讨写了几次记不得了，我不得不一次次说着违心的话，谴责自己政治觉悟不高，看不到学生背后的“反华势力”，称颂中央决策是如何英明，历史意义何等重大,看不清香港电视的“歪曲”报导，发表了错误言论，起了“传谣”作用，“痛心”自己关键时刻没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然后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检讨归检讨，对六四的看法心里没有变过，因为我相信自己看到的镜头不是伪造的。随着以后工作中看到的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党内的黑暗，改变了对这个党的看法。
＊ 迫害最严重的时候 我选择了真善忍
真正对共产党的失望，是在我自己也成为其迫害对象之后。
我一生是个病包子，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胃溃疡，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美尼尔氏症，湿症，过敏性鼻炎，经常发烧、感冒……可是自从94年底炼了法轮功，一切病皆消，10年没有碰过任何药物。
而且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中的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要求逐渐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真正的一片净土。法轮功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共产党的污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样好的功法，居然被共产党诬为×教，1999年7月开始了全面的血腥的镇压。而所谓的理由，完全是捏造的谎言。当时我的居所被监视，电话被监控，出外有人跟踪……。
但是，我害怕，不敢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整人手段之狠、之毒辣是无与伦比的，我能选择的，只有逃避。离开中国前，我有意没有托朋友代交党费，就想按党章，半年不交，自动脱离吧。
2001年1月2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栽赃、构陷法轮功的自焚事件，使我既感到震惊，也使我对这个党感到绝望。我觉得如果我还是其一份子，那是耻辱。刚好此时单位同事来邮件谈到党办催我交党费一事，我觉得自己应该堂堂正正提出退党。
2001年2月5日，我去信原单位党委书记暨党办，正式提出退党。
我在信中告诉了他们法轮功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法轮功在世界上洪传的情况，镇压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希望他们善待法轮功学员，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中共谎言的受害者。
我告诉他们，我选择了真、善、忍，我不能容忍党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我不想再是其中一员。
多少谴责，多少非议自不必说。但我很高兴，我离开那个邪党了，而且是我主动离开的。
在今天轰轰烈烈的退党潮来的时候，我感到欣慰，这一天终于来了。大纪元的《九评》，更使我全面、彻底地了解了邪党的来龙去脉，认识了它的本质，它对中华文化、道德、人类文明的破坏，它对中国人民的毒害。
身在邪党30年，受到的毒害也是非常大的，组织上的脱离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行为上、思维方式上，在一切领域清除党文化的流毒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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