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0日讯】这是一本从多角度透视“八九－六四”事件的文集。在纽约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研讨会的基础上，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资助和主持出版。
本文集收录的24篇文章，体现了海内外（主要为华人）学者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对“八九－六四”事件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在选稿上紧扣“八九－六四”事件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力求体现这项研究的客观、理性与多元特点。
为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在此，我们先将发生在十五年前的“八九－六四”事件作一概述。然后对收录的文章加以介绍。凡熟知当年历史的读者，可以跳过“概述”，直接阅读本文的第二部分：“‘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视”。
概 述
八九民运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爆发于中国北京、波及全国，在中国史无前例，对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产生震撼性影响的民主运动。它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为肇端，由大专院校青年学生为前锋，以宣导改革、追求政治民主化的中青年知识份子为后盾，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由于执政党内部对这场运动的估价、期待的分歧，以及在运动中爆发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诉求的缺乏整合，造成了运动中民众与政府的持续对峙。更由于执政党最终对运动采取了暴力镇压，导致了这场运动血腥的结局。
一、事件脉络
八九民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4月15日－4月22日，称为“悼念时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这一阶段的主要诉求是：缅怀胡耀邦功绩，赞誉胡耀邦作风，指责中共对胡耀邦的处分，为胡耀邦争取“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分，期待中共改正错误，打击贪污腐败、裙带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速改革步伐。主要事件有：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20日凌晨“新华门事件”；4月22日人民大会堂请愿事件。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学运走出校门，产生了对运动的集中诉求；知识份子表示了公开的态度；有民间活动家开始插手学运；政府对学运取观望态度。
第二阶段：4月22日－5月12日，称为“对话时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学生、新闻界与政府对话。这一阶段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扩大民主，实现新闻自由，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提高知识份子待遇，为遭受不公正处理的 “自由化”分子平反；推翻 “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主要事件有：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4月27日全市学生抗议示威大游行；5月4日赵紫阳发表“亚行”讲话。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学生开展校园民主建设，组织起跨院校组织——北高联和对话团；“四二七”大游行基本宣泄了由“四二六”社论造成的不满；新闻界卷入运动并与高层互动；民间活动家组织拟定对策并介入运动；赵紫阳试图扭转“四二六”社论造成的局面；怀柔政策初见成效。
第三阶段：5月13日－5月19日，称为“绝食时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声援绝食学生。主要诉求是：绝食学生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生对话并电视直播，要政府保证对运动参加者不进行“秋后算账”；抗议政府对绝食学生置之不理；要求改正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肃清贪污腐败。主要事件有：5月13日绝食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5月14日知识界人士参与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斡旋；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巴契夫；5月17日全市市民大游行；5月19日政府宣布戒严。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学生的绝食行动把社会各界动员到运动中来，赵紫阳拒绝与邓小平合作，各地学生大举进京，民运规模急剧扩大，波及全国。民间活动家组织联络各界人士筹组“联席会议”。
第四阶段：5月20日－6月3日，称为“戒严时期”。民运的主题是要求政府撤销戒严令，呼吁召开人大特别会议，阻止戒严部队进城。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北京市民自发兴起“反戒严运动”使戒严部队首次进京受挫；知识界人士走向前台；海外支援抵达广场；“联席会议”试图驾驭学运失败；政府为最后“清场”作政治、军事、舆论准备。
从1989年4月 15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起，至1989年6月4日政府出动军队大规模镇压止，这场运动总共持续了50天时间。根据国家教委统计，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有八十多个大中城市作出了反应，声波远及青海、新疆、西藏、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在这些城市中，有五百余所大专院校的师生投入了运动，至少有153万人次参加了游行。 这些抗议与表达活动集中了无数丰富的内容，创造了中国民运史上许多个“第一”。它们有：对亡者的悼念活动、签名呼吁、游行请愿、绝食、自由结社与办报活动，还有史无前例的反戒严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社会各界提出了上千种要求和口号，并赋予了新时代的理念。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阶层也空前的广泛，他们有学生、市民、农民工、作家、知识界著名人士、记者、国家干部及少数现役军人 和工人、员警……，以至于政府非出动十余万军队 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长久地为这种措施付出代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动员，除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是很难予以想像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只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之相比。所以，“八九民运”，就内容和规模来说，都是中国民众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六四”镇压，也是中国政府行为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
二、宏观历史中的“八九”定位
从宏观历史的层面上看，八九事件是在门户开放背景下，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文化与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适应而发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
1、殖民地时代，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殖民者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冲突；
2、建国时期的美国，开拓者的文化精神与宗主国大英帝国的法律制度的冲突；
3、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工业地区的制度要求与南方的种植园文化的冲突；
4、二战后，苏联帝国强加在原东欧各国身上的政权形式，与它本身政治文化的冲突；
5、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巴列维政权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冲突；
6、20世纪下半期的苏联，西方文化与传统宗教相结合的社会文化，与苏共统治的冲突；……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凡是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不和谐、不适应的地方，必定会发生寻求“和谐”与“适应”的运动。如果这种不和谐是系统性的，革命或战争就不可避免。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要么是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顺服的文化精神，要么是顽强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与“脚趾”的关系——要么是生长的脚趾戳破鞋子的禁锢，要么是顽强的鞋子扭曲了脚趾的骨骼。它们之间既存在尖锐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摩擦，实现和平转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了“麦氏宪法” 而又顽强地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不过，它的历史前提是原子弹的征服。
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去关照1989年的事件，我们会发现，比起上述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动荡，中国的事件并不十分特别。
三、八九民运的定义
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所谓“八九民运”，实质上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执政党实施的自上而下改革，在目标、战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与社会各阶层期望产生分歧，而造成的一场由青年学生为先锋、以自由派青年知识份子为后盾，有社会各界参加的全民性、非常规的意见表达运动。
所谓“六四镇压”，实质上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用传统的专制手段，对付公众意见、扼杀开放时代初步发育的民间社会政治要求的血腥措施。
“八九民运”的发生，改变了自“林彪事件”后武装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隐蔽幕后”的状态；“八九民运”的失败，奠定了前共产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所谓“中国模式”的基础。
但是，“八九民运”并非外界强加给“十年改革”的事物。它既决定于毛时代专制集权体制的宿疾，也是十年改革路线、模式、目标本身，在后毛泽东时代条件下演化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本身是中国、也是“十年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结”；而“十年改革”仅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六四“枪声镇压了“八九民运”，中国市民和学生付出鲜血代价的时刻，也是苏式共产主义大厦轰然倒塌之时。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八九民运”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这所得所失中揭示的问题，正是我们民族前进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更是世界共产主义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视
本文集对收入的24篇文章，分别以“综论”、“专题”、“争鸣”三个栏目陈之。其中综论8篇，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八九－六四”事件的性质、意义、原因和结果；专题9篇，主要是对事件的背景、起因、后果及状态的具体分析和描述；争鸣7篇，则收录了十五年来关于“八九－六四”事件反思中最典型的争论文字。
一、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
作为“综论”的第一篇，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员、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先生，以中共早期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和“独立知识份子群体”的主要宣导者的身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化进程》这一题目作了宏观的概述。他认为，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是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人们从现代迷信中觉醒过来，冲破自我封闭的牢笼，顺应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潮流。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认识到政府提倡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配套，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1988年，伴随经济转型过程的“双轨制”所出现的“官倒”、贪污、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以及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总书记的突然去世，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本书论述这一主题的多篇文章，基本认同许先生的这一观点，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有更加细化的论述。如，严家祺先生的《八九民运的世界历史地位》、苏绍智先生的《六四与大陆政治改革》等。
被收入“综论”的第二篇文章——《天安门悲剧》，选译自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的同名著作。 该书作于1991年，有部分章节译文曾在坊间流传，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影响很大的卡玛的电视专题片《天安门》提供了思想资源，决定了此前十五年对民运批评的基调。此次经赵鼎新先生之推介与组织编译所刊的这部分内容，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邹文原意的机会。在论述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时，该文言简意赅地指出：
“导致这场运动的先决因素包括：共产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衰落，政治控制的放松，公共空间的开放，许多自由思潮小团体的涌现，知识份子阶层对民主自由口号的普遍接受，以及对共产党的信心的丧失。”
他认为，激进的学生最终选择了与党内改革派不合作的态度，也可看作是极权政治体制解体过程中，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则从制度的层面，展示了这一背景的细部特征。他指出：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计划体制的解体，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大幅度地削弱”。与此相应，毛时代那种共产党国家常见的全面政治控制也不得不有所放松；作为主要政治控制手段的阶级斗争和相应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等意识形态也被搁置。换言之，“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的坚冰”。
具体到社会方面，它带来了如下的变化：
其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以及中共对意识形态控制力的衰弱。即所谓“三信危机”。再联系到中共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的浩劫，改革开放又使人们打开了眼界，致广大群众深感在经济上，在民主、法治、人权上都大大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二，新的公共空间和新的政治行动者的出现。它们包括八十年代中比较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政治学所、文学所、国务院体改所，以及一批民间研究机构、独立经济实体，还有一批带有民间色彩的社团和报纸。依托这些团体，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龄层”的，“独立思考而不依附于中共作政治传声筒的知识份子”群体。而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正日益扩大。
其三，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改革派与保守派不但公开出现，而且有时斗争得相当激烈。邓小平则在两派间玩弄平衡术。
但是，由于四项基本原则的约束，政治改革滞后，致原先专制特权、一言堂、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病依然如故。这些弊病与经济体制出现的市场化相结合，形成权力的资本化，致贪污腐化盛行。特别是1988年“闯价格关”失败，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社会贫富悬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爆发了由学生为先导的群众运动。又由于中共当局的官僚主义或是保守派有意刺激群众，一场意见表达运动升级为“争民主、自由、人权，反官倒、反特权的政治运动”。
当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这类总结还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本书“争鸣”中收入的《何新对1989年动乱的看法》，就是一篇典型的文字。
二、八九民运的性质与意义
本书“专题”中收录的吴庸先生的《腐败与六四》、吴稼祥先生的《六四“权力大玩家”》两文，分别展开了片面经济改革路线带来的腐败现象和高层权力斗争的具体图景。通过他们的论述，读者得以看到：从毛式“极权”政治体系的坍塌，到现代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之前，为各种权力野心留下了政治角逐空间；从“计划经济体制”（包含与之相应的法制秩序）的解体，到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之前，给经济腐败辟出了广阔的余地。正如一个事物的两面，“政治民主化”问题的提出，以及相关舆论造成的社会压力，使得原先把“权力场”视为禁脔的上层集团失去了划地分羹的部分特权，于是他们转而经商。而当政者为了取得政治上的进展，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需要对那些“失地者”网开一面——在“赎买政策”的默许和“腐败难免论”的纵容下，使他们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发财效应”鼓励了更多的人投入商海而不是角逐政坛，反过来构成了对这种改革路数的坚强支撑！同样，对外开放与对西方世界的“和平”姿态引出了“百万大裁军”，而“大裁军”带出了“军倒” ；每一次“整党”和“精简机构”都带出一大批“官倒”公司和腐败分子。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所谓八十年代的政治进步，实际上是在改革缺乏必要的“总体战略”，也是执政者顽固拒绝政治民主化，在经济市场化面前游移不定的结果。而这，也正是八九全民抗议运动的近因。
与吴庸先生带来的是具体的数字、吴稼祥先生诉说的“宫闱秘史”不同，朱晓阳、陈佩华的《葬礼的象征与权威的暗流》以个案剖析的形式，揭示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下层市民的不满及其来由。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了群众不满的直观的、标准参照系统，是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均贫”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它形象地揭示了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威与反权威”的矛盾共存现象，及其互相转化的条件。它意味着，在人们借用现代政治文明口号反抗现实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资源——至少有一部分——还是来自旧的武库。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人把这场运动中民众的“反腐败”要求视同“反改革”倾向，如本书“争鸣”栏目收入的华生先生的《策略性的失误还是战略性失误？》和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国的梦》。他们把民众运动表现的平均主义意识、群众专政、文革的“大民主”和街头政治与“暴民文化”加以联想。担忧这种运动的成功是否会导致新的暴政。
许良英先生则极不同意在理论上有所谓“大民主”的存在。他认为：民主没有“大”、“小”之分，只有“有”、“无”之分。文革时期的所谓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实质是反民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文字似乎也支援这一判断，他认为：如果“民主至少是说：公开竞选有权作出政治决定的职位，并通过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来保障这种公开竞选。如果不计近年来的台湾，即使按这个最低标准，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不过，依他的标准，八九民运至多只能称为一次民众的“民主实验”。
苏绍智先生则认为，八九运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公民不服从运动”。他指出：“这种运动的典型是印度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和不合作，但甘地面对的虽是英帝国主义者，却是具有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不但未被武装镇压，而且几经协商和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八九－六四事件的后果
但是，无论如何，八九民运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华生先生对此作出了沉痛的描述：中国大陆自1979年改革以来持续十年的经济自由化和思想解放运动被打断了；党内保守派虽然已经无力扭转市场化改革的大潮流，但是市场化改革的势头显然被遏止住了，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即所有制改革再次成了禁区；八九运动谋求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全军覆没”；十年改革中辛苦积累起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基地（包括他们控制和影响的研究所和报刊）损失贻尽；八十年代后期普遍的言论自由和广泛发展的结社结会不复存在；意识形态领域左翼激进主义全面回潮；封闭、僵化的教育再次统治学校和舆论宣传。他断言：“这种隔绝、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对民族智力的浪费和损害，仍会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来。”
在华生“洒向民运都是怨”的地方，王鹏令先生则看到了“中国模式”的确立。在《八九民运与“中国模式”》一文中他提出：八九民运的结局，作为一种“对立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它不可能是由民间一方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认为，以往民间对此的反思基本上是在“毫无保留地肯定当时知识界主流改革观的前提下，沿着‘策略’和‘道义’两个维度展开的”。他把这种反思结构称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范式。但人们忽略了，自由知识份子的改革观以及他们的实践，从来都没有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它在历史上仅仅是作为一种对“主流改革观”——即“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修正力量”而存在的；并且也是这种改革的派生物。因而，八九民运的结果，不过是将70年代末开始酝酿，到中共“十三大”初具规模，直至“十四大”才基本确立的“中国模式”的“祭旗礼”。其标志，就是目前奉行的“威权政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个被摆放在祭台上的“牺牲”，“则不只有数百无辜者的鲜血和头颅，也不限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知识界狂飙突起的、以方励之先生为代表和以《河殇》为象征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梦想。”
四、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
为了修正以往的反思集中于“道义”和“策略”两个层面的倾向，深入探讨八九－六四事件参与各方在“观念－规则－制度”认同方面的矛盾和危机，是本书对八九民运进行反思的一大特色。
本书“综论”中收入的邹谠先生的《天安门悲剧》、黎安友先生的《中国民主制的实验和失败》、赵鼎新先生的《国家合法性、国家行为和“八九”学运的发展》， 以及在“争鸣”中收入的封从德先生的《八九民运组织结构的反思》、陈小雅女士的《规则认同的危机——八九政治的困境》，分别从事件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中具体操作规范和文化特点等不同角度，切入了上述主题。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认为，以往人们在解释“八九”学运的悲剧性结局时，一般会把其归因于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归罪于一小部分激进学生的作为，而他则希望找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虽然中共高层存在权力斗争是不争的事实，导致其政策反复的关键因素却是早先处理学运策略的不断失败。这些策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的高层精英和学生以及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产生了相互冲突的理解。在八十年代后期，大部分中共高层仍然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大部分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政府的评价，却是依据其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表现。最后，军事镇压成了中共唯一得以延续其政权的手段。在赵文中，整个“八九” 学运就像是一盘奇怪的棋局，对峙的双方一方按“国际象棋”的规则出棋，另一方则按“中国象棋”在行走。因此，对方每走一步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在犯规。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越来越不理解对方而且变得越来越恼火，最终只能以掀翻棋盘了事。
邹谠先生认为，八九民运中民运失败的原因，是朝野双方都没有“双赢“的思维。他说，改革的成功需要“学生和活动家中的温和派必须在社会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学生和改革派必须持续地公开地咨询对方的意见以协调彼此的基本观点、总战略及短期策略。但党的规则和规范使第二个条件不可能实现。而第一个条件在中国也不存在：
“因为中共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尽管在某个时刻，学生想借用‘团结’作为他们自治学生组织的名字， 但中国从未有过任何类似于波兰之团结工会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具有推进劳工改革的历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 同时，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波兰的天主教会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拥有长达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
而在1989年的中国，可以提供指导的，只有文革中已经一败涂地活动家及其后继者的“智慧”和“经验”。他们中有的人“靠人多势众来保护自己”或者“在幕后指导那些比他们年轻的同事”。“有些小团体也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怨恨，并要求进一步开放政治和公共空间。”许多人则似乎“只凭良知伦理生活，完全忽视责任伦理”。
陈小雅在《规则认同的危机》一文中，将以往十五年来人们对民运的批评归纳为五点：1、民运主导势力将少数人的价值观、改革观强加于社会历史进程； 2、群众运动受“集体无意识”支配，进行非理性宣泄；3、个人的“风头意识”和权力欲主宰运动的去向；4、“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5、参与者“见好就上，见坏就逃”的投机心理。她认为，种种认识的差别，是由人们的立场、观察角度和在运动中所处的位势不同而造成的。
“如果我们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批评的许多东西，都是人们的合法权利。对此，一个民主理念的信奉者或民主政治家，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满足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愿望，消除导致苦闷的原因，并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与营造一种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制度环境；而不是像‘上帝’、像专制君主，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去漠视或轻视人的合理欲望与诉求。”
她认为，八九民运的历史文化特色在于它的“借”字诀。如：借尸还魂、借题发挥、借壳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怀胎、借刀杀人。——正是这所有的行为，构成了1989文化的一个奇观，即被称为“大投机” 的行为方式。而这种集体性的共同选择，并不是“非理性”的产物，而是一种精密计算——“超理性”的产物。不过，这类从每个人、每个独立群体出发的计算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把其他参与各方的“报价”除尽的“公分母”。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民主运动的发展水准和民间社会的自组织程度决定的，但你如果想要拥有民主制度下人们享受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用餐埋单，行路纳税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尚没有建立，人们就要从眼前开始，在自己的每一项实践中，去建立这些规则。就像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做到的那样。
作为八九学运领袖的一员，封从德的文章展示的是他对运动组织建设与运作特点的研究心得。他指出，在八九学运中，凡是按照民主程序产生出来，并按照一定规则作业的组织，就具有内部坚强、有威信、运作效率较高，且收放自如的有点；而缺少民意基础、不按程式操作的“悬空”的组织则缺少权威。这种组织导致运动随意放大容易，收束退却则很难。他认为，这不仅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六四后海内外民运组织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未来民主运动的借鉴。
胡平先生的《八九民运与“新权威主义”》，是本书收录的唯一一篇，也是至今可见的唯一从理论本身的缺陷，对党内改革派在八九民运中的失败原因进行探讨的深刻文字。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共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遇到的来自于权力机构本身的阻力，论证了权力的“半导体”性质；进而论证了依靠扼杀民间改革的积极性，而树立的“新权威”去独自完成改革的不可能性。在战略上，这种理论必然置改革派于守旧的“顽固派”与革新的“自由派”的两面夹攻之中，在权力危机、急需救援的时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认为，苏联的戈巴契夫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改革，并加强了自身的权威，仅仅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压制民主运动”，这就使得民间力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民间力量与保守势力形成了互相斗争的左右两翼，那就给戈巴契夫提供了更大的机动余地。和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主张压抑民主运动以加强党内改革派权力的构思刚刚相反，在苏联，恰好是民主力量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党内改革派权力的作用。”因此，当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来到广场，对学生讲出“我们来晚了”的时候，他“晚”的已经不是三、五天，对他本人来说，而是错过了一个时代。
在本书的“争鸣”栏目中，也收录了华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误还是战略性失误？——八九反思并与胡平先生商榷》一文。他认为，八九民运是自由派人士“谋求现代化的一次最严重挫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失败，导源于人们“对国情认识的偏差”和相应的“方针战略”认识的错误。因而“他们跟着走的潜意识或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性的”。而学生骨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和情绪，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激进思想界总的认识水准和情绪。因此，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1988至1989年间主导潮流的中国激进思想界本身的盲目，躁动和误导。而这种导源于20世纪初的源远流长的激进主义，在中共“左的乌托邦空想”衰落以后，并没有摆脱理想主义乌托邦追求的困扰。他的观点，与本书收录的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国的梦》的看法是一致的。
胡平在《自由民主与共产专制的基本分歧——答华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误还是战略性失误”》中，从十一个方面分析和回答了华文所涉及的问题。他认为，华生先生否认八九民运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理由是其间带有强烈的反市场化改革的激进主义情绪。但是八九民运的整体诉求是朝野平等对话、开放言论、新闻及结社自由。那无疑属于自由民主的范畴。如果“言论自由”只允许发表对各种改革措施积极赞同的一致性的正确观点，这既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说，在当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也含有对雅鲁泽尔斯基政府经济改革不满的思潮，但那并不妨碍团结工会运动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他说，华生认为邓小平路线“是适合中国情况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但退一万步讲，即使是“适合中国情况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也不能成为实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铁血措施的根据。“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屠杀人民，这正是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大特点。”
介于二者的立场之间，邹谠先生则认为改革派与民主运动有着共存的关系，他指出：
“党内改革派，知识份子活动家和学生仍可以作出另一种行动。他们本可以……避免与武装力量直接冲突，同时保存他们的力量来实现长远的目标。这本是常识。……中国从未有过民主的经历，也没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的长期传统，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更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强有力的、活跃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能够建立民主和保障自由和权利的制度之前，它必须建立起有深厚基础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他们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界定他们自己的自由和责任范围，和国家进行持续的对话并建立起制度化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宪法上所保证的自由和权利才能不成为一纸空文。”
他指出，建立这样的基础，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避免“决战”，需要建立“双赢”的思维。
五、布鲁克的《死亡调查》及其它
本书要特别推荐的另一篇译文，也来自赵鼎新教授的介绍和组织翻译。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布鲁克的《死亡调查》。该文虽然最终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1989年六四屠杀的准确死亡人数，但它展示了一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与史学家秉持的立场和一般思维方法。于此陈列，可以丰富华语研究界的知识，也弥补我们在八九－六四研究工作之不足。
此外，为了开拓八九－六四研究的眼界，丰富研究的品种，本书于王丹先生众多的关于八九民运的言论中选择了他的《八九年的民运文学》，还有钟锐先生的《北京和上海民运的比较》。他们的初步尝试，为八九民运的未来研究空间展示了丰富的想像力。笔者曾同美国研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先生有过有趣的讨论，从这里开始，我们还可以展开与文革文学及其他个案的比较研究，以及很多……
由于时间仓促，水准有限和资讯交流方面的原因，笔者的上述概括未必准确和全面，聊聊数语，旨在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为历史研究留下一个索引；在文集中，文章的选取也未必精当，在编辑工作中肯定还存在许多的错误、遗漏和疏忽，在恳请读者谅解之时，也欢迎提出批评和指正。更欢迎更多的朋友和同仁加入到八九－六四研究的队伍中来。
最后，笔者将借此机会对为本书作序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和各方作者的大力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于2004年在纽约召开的“六四十五周年反思研讨会”的东道主——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中心图书馆李江琳女士，和美国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文集收录文章作出前期工作的剑桥出版社、牛津出版社、《中国之春》杂志、《北京之春》杂志、六四档案网站、《议报》网上周刊、《民主中国》网刊、《新世纪》网站、《大纪元》网站、《浴火凤凰》网站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4年9月6日 于北京
──转载自《议报》第19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