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2005年4月6日，北京转业军人王卫平因身着军装、上高法举状纸申冤时，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扰乱法院秩序非法拘留5天。与其前、后遭到拘留的还有11人，也都是有冤无处伸的访民。
日前记者采访了王卫平先生。
记者：听说您被非法拘留了多日，不知是何因，是否讲讲您的案由或经过？
王卫平：好的。我是转业军人，今年51岁，1969年12月由北京参军（先到甘肃武威，后到青海等地）。当兵的时候只有15岁（童子军），当年入团，18岁入党，在军中提干后当过教员、参谋。83年调回北京，88年转业。
转业后，我自谋职业，与人合作开办了电气研究所、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并担当法人代表。业务开始时，事业还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后来因为购买了一套伪劣产品，导致事业、生活、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现在几乎沦落为乞丐。
遭遇骗子和伪劣产品
1994年7月，我们研究所借款160万元，购买一套珠海格力集团下属，时为格力集团董事长，后为珠海市副市长冼文兼任总经理的格力凯旋电脑有限公司制、售的一套计算即排版设备。当时厂家介绍说这套设备很先进，但仅买了四天设备就坏了，我们的合同规定15天无故障才能正式验收。于是，厂家在这里没完没了的修，修到第二年中国新年放假，他们丢下故障重重的设备走了，再也不管了。
第一中级法院的判决：撤销购销合同
半年后我到北京第一中级法院起诉厂家，要求厂家退货。当时我已经付给厂家144万，要求厂家把货拿走，把钱退还给我们并赔偿损失。第一法院查证后认为：这个设备没有合格证，设备坏了厂家长时间不能给予修复，依照这两个事实，法院判定撤销购销合同，厂家把货提走，144万退我们，还要赔偿我们十多万。
厂家都修不了的东西，用户怎么能修？
格力公司不服判决，上诉到北京高级法院；高法除了认定上述两个事实外，还查它不按照合同规定供货以次充好。又查到机器里有安装伪劣产品，造成全套设备产出的产品不合格率高达66%。用他们研制出的软体列印出来的汉字大小不一，高低不平，不符合国家标准。确认了这样多事实后，法院说格力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
最后高法判决：撤销购销合同。买卖不存在了，却要我们再付给厂家16万元连带利息，合计为161,240元，把这套伪劣产品买下来，让对方给我们5万元的维修费，由我们自行修理。另外，法院在已经查明格力公司给我们研究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72,700元的情况下，仅判决格力公司赔偿40万元并支付16万元违约金。
高法这样判案的理由之一是：法院专门为格力公司软硬体捆绑在一起，卖给我们的成套设备发明了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做“集成产品”。然后说：国家对集成产品进入市场没有法律规定。理由之二是：为了执行的便利。
王先生气愤的说：“集成产品”是北京高级法院为了规避国家法律而另创新词。世界上几乎所有产品都是由多种产品集成在一起的，为了执行的便利，就能把厂家都修不了的东西判给用户修？真是荒诞之极！这样的判决有谁能服？
高法重新审理，又恢复原购销合同
我们继续告了5年，高法又重新审理，高法再次判决下来说：原来法院撤销了双方的购销合同，再让我买下这套设备不对，就又恢复了原购销合同，让格力公司再赔偿我们30万元，还让我们自己修，并说我：你能修而你不修，你要承担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责任。
我问法院：二审的时候你撤销购销合同，凭什么让我买；再审判决你恢复了购销合同，凭什么又让我修？作为买卖合同，双方签订后，我的义务就是付款，厂家应该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按合同规定保修一年终身维护。结果他们提供的是一套伪劣产品，还要让我修；厂家都修不了，我能修？法院这样判决真实贻笑大方，岂有此理！太荒诞离奇了。
耗时九年多，权益继续被损害
1996年6月，对格力公司的起诉。案件由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初审，高级法院二审、复查、二次复查、再审，至今耗时九年多了。
自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在逐级走遍所有法律程式和组织程式之后（注：法院系统由初级法院起至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检察院系统由检察分院起至市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党的系统由北京市政法委起至北京市市委、中央政法委、中纪委、政治局。人大系统由北京市人大至全国人大），万般无奈的我，被迫穿上过去的军装走上街头，一边乞讨为生一边愤怒控诉法院故意违背事实作枉法裁判等，践踏法律尊严、祸国殃民的罪行。
我反映的这个情况大陆曾经做过几次内参，2003年12月4日“法制宣传日”，我专门到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反映情况，后来他们来电话说：看了你的材料感到非常震惊，没有想到北京的高法竟能如此判案，但是我们很遗憾的告诉您，因为你也知道的“原因”，我们不能给报导，但材料我们留下，相信将来总能解决的。
高级法院说：温家宝算什么
王先生很无奈的说：从1994年开始到2005年，这些年我打了好几场官司，没赢的。
2003年7月，我的父母王青芝、刘焕文把我们的控诉材料上书致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9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致信我父母，内容是：“你给温家宝总理的来信收悉。根据有关法律和我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已将你的来信转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你可直接与该院联系。”可是，2003年10月27日，北京高法对我父母说：温家宝算个屁。由此可见高级法院对待中央的态度，气得我母亲血压升至200多，马上到人民医院急诊。
直到2004年5月20日，高级法院终于就我们控诉的两起民事案件、一起执行案件承认了错误，并表示要尽快纠正，还恳请我们在其纠正期间不要再进行控诉了。法院说：你不要再出来，我们要给你纠正。我认为只要把钱给我，我要做生意我还得活命，我可以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出自解决问题，不追究任何人责任的良好愿望，我们诚心诚意地待在家里等了八个多月，高级法院仅将执行案执行了，主要的两起民事案件并没有纠正，甚至不惜制造新的错误。
在此之前我穿着军装，跟倪玉兰、叶国柱等人到处去要饭去控诉。
高级法院逼得再次上门控诉
今年1月，我多次与高级法院立案庭庭长孟祥、执行庭副庭长陈海鸥联系，得到的是扯皮推诿。无奈之下，我只好于14日直接给该院督导室主任李大元打电话，没想到这位李主任对我横加指责，甚至要我“爱到哪告就到哪告，想怎么控诉就怎么控诉！”逼着我不得不再次到法院门外进行控诉。
2月21日、22日开始两天，我只是穿便衣站在法院外，23、24日两天，穿上军装，25日起，方才挂起控诉材料。全国“两会”期间，辖区民警和联防队员亦如往年，开车带我到高级法院门前控诉。
每个工作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我赶到法院控诉，意在告诉法官们，我的案子还没有得到纠正，希望法院赶紧纠正。
向北京市政法委寄交听证申请书却遭拘留
再次控诉期间，我还依据将于2005年5月1日施行的《信访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政法委关于“重大涉法上诉案件举行听证”的规定，于3月11日，正式向中共北京市政法委，提出了“对我们控诉的问题举行听证会”的申请。尽管经济非常窘迫，但为了留下证据，我特地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交。我在申请中明确提出：“如果听证会认定法院判决错误，敬请政法委督促法院纠正，如果认定我们控诉无理，我们则停申息诉。”据查，该邮件3月12日由市委收发室收发章签收。
申请函发出20多天后，没收到是接受或拒绝的回复，倒是4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给我一纸“行政拘留五天”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关押在崇文分局拘留所。理由是：我在崇文区高法门前采取举状纸等行为，扰乱了高法门前的公共秩序
事实已经证明，高级法院一些领导与法官同历史上所有腐朽官吏一样，根本不会主动纠正错误，它们只是打着纠正的幌子，拖延时间，窥测风向，欺上瞒下，并为掩盖过去的错误（注：现在应该叫罪行），从事着能维持就维持，不能维持编造事实和理由也要维持的有组织集体犯罪。
相信了法律却掉进了苦难的深渊
这些年来的经历感受很多，我是正营级转业的部队干部，花钱买了一套伪劣产品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相信了法律却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有谁能够想到：头顶国徽、身挂天平，自诩公平、公正的北京法院一些领导及法官，比社会上的骗子、坏人更可怕，我就是被它们害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自己也不得不仰靠着父母可怜巴巴的离休金过活。
小时候，从忆苦思甜的教育中听说过，“万恶的旧社会（指1949年10月1日以前）”有多么黑暗，而现在，过去只是听说的，我们全都看见或亲身经历了，过去闻所未闻的也看见或者经历了，比过去听说的可黑暗的多了去了。
公检法三个部门协调一致在运转
王先生说：在中国公、检、法统归政法委绝对领导。公、检、法这几个部门原本应该互相监督制约的，但因为上面有个政法委，协调公、检、法三个部门一致运转，“公正、公正”成了一句空话。新闻媒体包括文化领域有中宣部统一领导，一个声音的说话。
高法给我按的一个罪名是：“反党”。还说我是到法院上访人员的组织者，根据是我给一些上访的人写过申诉材料，并代理这些人打过官司。按照法院的这个说法，那些给刑事犯罪嫌疑人做过代理的律师，不都成了刑事犯罪的组织者了吗？
事实已经证明，高级法院一些领导及法官同历史上所有腐朽官吏一样，根本不会主动纠正错误，它们只是打着纠正的幌子，拖延时间，窥测风向，欺上瞒下，并为掩盖过去的错误（注：现在应该叫罪行），从事着能维持就维持，不能维持编造事实也要维持的有组织集体犯罪。
法院都成了腐败重地，中国的前景渺茫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当前这一历史时期，把守这道防线的法院居然被人民推举为腐败重地（此为中纪委2004年1月25日公布），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厂”。最近发生的有史以来空前的上访潮中，有一半的人是因法院判决引发（见官方报载。另据中央信访局调查，其中80％确属法院错误判决），另外一半人中，也多是因为不相信腐败的法院能够依法公平、公正判案，才不得已地奔波在各部门之间。现今的法院啊，硬是让人民对法律失去了信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吏治腐败、司法不公是破坏社会和谐，激化社会矛盾之祸根。从来都是：先有刁官才会有“刁”民；只有官逼民反时民才会反。中国历朝、历代无不是因为统治阶级腐败而遭致灭亡。因此，去祸不除根，即：不严惩腐败及贪官污吏，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加强道德品质教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云云，都是枉谈。古今中外之历史尚未发现一例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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